乡村教育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教育救国”浪潮的掀起，教育改革运动也在全国迅速展开，各类教育团体不断涌现，其中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陈鹤琴的儿童教育社等影响较大。随着教育改革运动的深入，不少人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农村，而农村又是教育最为薄弱的地区，因此，到乡村开展乡村教育成为很多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他们以西方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等理论为基础，开展平民及乡村教育实验，试图由此找到一条振兴民族、挽救国家的道路。1925年—1935年间，各地建立的民众教育实验区共有193处，其中最早提出在农村进行教育改革实验的，是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是一个以倡导、研究、宣传和推行职业教育为宗旨的民间教育团体。该社成立后，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校，出版《教育与职业》杂志，大力推广职业教育。尤其重视发展农村教育。早在1919年，职业教育社即成立了农村教育研究会，研究普及农村教育。1925年8月，黄炎培在山西太原出席职教社年会期间，提出“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1],首次揭示出在乡村举办职业教育的基本思想。1926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团体在江苏昆山徐公桥开办农村改进试验区，明确提出：“鉴于近今教育事业大都偏向都市，又其设施限于学校，不获使社会成为教育化，爰拟从农村入手，划定区域，从事实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规定试验区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无旷土，无游民，村民生活状况日趋改善，知识日进，地方生产日增加合格。”^[2]
经过两年试点，积累一定经验后，1928年4月，职教社开始独立在徐公桥进行正式试验，试验期为六年，至1934年6月截止。试验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余人，区内成立乡村改进会负责管理，下设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七部，负责指导包括农业生产、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共二十二项改进事业项目。六年中进行的主要工作有：
生产方面，建立农艺试验场、合作养鱼池、养蜂场等，推广农业新技术；编制指导耕作的农家历，建立测候所，预报天气，传输初步的农业科学知识，使农、副、渔业单产及总产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教育方面，扩大小学规模，推行义务教育；开办夜校，讲授基本文化知识及公民常识；建立阅书室，举办露天识字、露天讲演等，提高全民文化知识水平。
村政建设方面，开展村民普选，在乡村中实行民主管理；组织信用合作社，设立公共仓库，加强农村合作；设立民众公园、民众体育场及婚嫁改良会、儿童幸福会等，移风易俗，改变传统生活观念。
经过六年的精心组织，试验取得了一定成效。1934年截止时，儿童入学率由70.7%增加到82.3%,成人识字者由540人增加到1524人，识字率达40%多，小学由两所增加到六所，另有两个公共流动教室和露天识字班等。试验区内共有合作社社员四百多人，参加兴修水利，建立公共设施，改善当地的生产环境和乡村风貌，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农业技术和农业科学知识的推广普及，提高了生产水平，改进区的小麦单产从每亩8—9斗增加到1.4—1.5石，养鱼由不及千尾增加到2.3万尾，家畜数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除昆山徐公桥外，中华职教社还创办了江苏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江苏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试验区、沪郊农村改进区等，同时开办有徐公桥乡村改进讲习所、上海漕河泾农村服务专修科、漕河泾农学团及浙江余姚诸家桥农村改进实验学校等。二三十年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或代办的乡村事业有三十多处。职教社广大同人本着“替受教育者谋出路”^[3]的原则，将教育与职业、教育与生产紧密相连，把发展农村教育与开发农村经济、解决农民生计、改变农村风俗结合起来，对推动局部地区的乡村教育与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于20年代。初期主要在城市开展平民识字运动，后逐渐把重点转向农村。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对平民教育的解释是，“冀以最短之时间，最少之经济，使全国10岁以上、40岁以下失学之人民，无分男女，皆能领受人生及共和国民必不可少之基本教育”^[4];而且由于“中国人百分之八十住在乡间，中国大多数不识字的，也都是乡下人”^[5],因此要发展教育，改造中国，首先要从农村做起。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为开展平民教育的试验区，最初参加工作者有十余人，“在村外的一个破庙内办公治学，饮食起居都是在这一点破庙的里面，过的完全是乡间农民生活”^[6]。他们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大力在村民中推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1929年，平教会将总会由北平迁至定县，次年正式成立定县农民教育试验区。
定县农民教育试验区成立后，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识字扫盲教育，而是进一步扩及生活思想的改造及乡村社会整体建设。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础建设，为中国的教育谋一出路，为中国人的生活问题，谋一解决。”^[7]为达到这一目标，要对农民进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医治中国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即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治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治贫；以卫生教育培养“强健力”,治弱；以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治私。晏阳初认为，这四大教育“实为根据实际生活之要求，逐渐演进而创出之新民教育内容之荦荦大端”^[8]。为实践四大教育主张，平教会在定县推行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谋求通过学校、社会、家庭相辅相成的教育，把定县整个社会都变成一个大的教育课堂，以“因时因地分工合作，联锁进行”的不间断教育，“整个的改进国民生活”^[9]。
文艺教育是定县平民教育的基本。平教会以县为单位，设实验平民学校，各乡村分别设平民学校，鼓励青少年和儿童到学校就读。对成年人则施以社会教育，举办讲演、展览，并以电影、戏剧、音乐等逐步丰富其知识素养。在普及教育的同时，平教会更注重提高教育效果。他们自编出版了《平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及《市民高级文艺读本》、《农民高级文艺读本》等教材及自然、社会、应用科学等各方面的课外读物，到1935年共出版了600册。同时定期出版《农民周报》,在全县范围发行。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应邀指导组成了农民剧团，编写农村戏剧，在全县各地巡回演出，深受农民欢迎。
生计教育是四大教育的关键。平教会在定县设立两个实验农场，成立几十处合作社，进行小额抵押贷款，扶植农村经济。编印生计教育书刊资料几十种，传授农业技术，组织农民接受应付农村实际需要的必要训练。
卫生及公民、乡政教育是四大教育的辅助部分。平教会设立县卫生院，联村设保健所，建立医疗卫生保健网，在全县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同时，设立公民教育部，建立“公民服务团”,组织农民进行服务训练。编写《公民读物》发放到各个村、镇，培养、灌输农民的公民和民族意识。
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展开后，受到各方重视。美国财团出资资助，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实地考察后，称赞其为“在中国所见到的最重要的事业”^[10]。1931年蒋介石电邀晏阳初到南京会面，称赞“公民训练”是个好办法，希望把定县教育试验区纳入政府的轨道。1932年，平教会与河北省政府合作，成立定县实验县。次年设立“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晏阳初任院长，实验区许多工作逐步纳入县政的轨道。1935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实行县政改革，设立实验县，晏阳初及平教会积极参加，大力推广定县的平民教育计划，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
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理论在国内教育界声誉颇著。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深受其“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念的影响，回国后积极投身平民教育，与晏阳初等共同创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20年代中期，他逐渐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1926年曾与赵叔愚等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设立乡村师范学院，按照教学做合一原则，培养从事乡村改造的新型人才。1927年2月，他又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晓庄中心小学，3月与赵叔愚等创办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在此期间，正式提出其生活教育理论^[11]。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主要包含有“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方面思想。其中前两者脱胎于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但和杜威相比，拓宽了教育的领域和源泉，使教育向生活化、社会化、实际化方向跨越性迈进。他明确表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12]
晓庄学校开办后，短短几年时间发展成多层次的综合性学校，包括中心小学八所，中心幼稚园四所，另有民众夜校、中心茶园及工场、医院等多项教育、培训设施。学校设有图书馆，出版《乡教丛讯》半月刊。陶行知在教学指导中，根据生活教育理论，强调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他为学校毕业生实际上也是为学校提出的目标是：“一年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13]崭新的办学方式，一时使学校名闻遐迩，一些知名学者纷纷来校授课，蒋介石、宋美龄曾往晓庄参观，冯玉祥等军政大员也多次予学校以帮助。1930年，晓庄学校师生因举行抗议列强侵略中国主权的示威游行，引起当局不满，学校被南京市教育局强行接收，次年2月始发还。陶行知本人也遭通缉，被迫潜赴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由日本回国，继续从事教育普及工作，与先前晓庄师范部分师生一起，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介绍最新的科学知识。次年，他发表《古庙敲钟录》,提出建立工学团的主张，并拟定《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希望以工学团将工场、学校、社会融为一体。1932年9月，上海工学团正式成立。工学团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为办学宗旨，培养团员生产、科学、文化、军事及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方面的知识、能力，使之具备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
上海工学团成立后得到教育界的普遍关注。青年、儿童、妇女工学团相继成立，报童、养鱼、棉花等各具体职业的工学团也陆续出现，不少贫苦的失学青少年及妇女儿童得到了入学的机会。根据当时教员不足的实际情况，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主张“即知即传”,强调学生既要立足学习，又要承担以自己所学教会、影响别人的责任，通过以小教大，相互学习，加快知识的普及推广。他编写了通俗教材《老少通千字课》,专供“小先生”使用。在陶行知的倡导下，“小先生制”被全国各省市普遍推广采用，成为普及初级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梁漱溟的乡农学校实验是乡村教育运动中具有独特风格的部分。梁漱溟是文化哲学家，在他看来，“中国问题并不是旁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14]。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入手，通过学校把乡村组织起来，开展乡村教育，以逐步恢复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基础，造就一种扎根传统又适合时代的新型的乡村社会组织。
20年代下半叶，梁漱溟着手展开其乡建活动。1927年底，他南下广州，次年在李济深支持下开办乡治讲习所，但反响不大。李济深失势后，他回到北京，主办《村治月刊》,不久应韩复榘之邀，到河南创办村治学院。1930年9月，韩复榘调主鲁政，河南村治学院解散，韩氏随即于次年初邀梁漱溟、梁仲华等到山东邹平建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始“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的试验。乡村建设研究院初期由梁仲华任院长，下设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及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县、区等，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1934年梁仲华调任他职后，梁漱溟接任院长。
研究部是研究院的灵魂，负责研究乡村建设的基本理论，设计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的具体方案。该部招收受过高等教育或有同等学力者，由专门的导师指导训练，梁漱溟为他们主讲“乡村建设理论”。学院开办期间，共招收两期学员计58人，结业后成为开展乡村建设的骨干。
训练部主要培养乡村服务人才，招收具有中等程度学力的学生，每年一期，共招收三期，培养学员千余人。训练内容有乡建理论、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农业常识等，毕业后学员多充实到乡农学校或到实验县、区任职，是当地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力。
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最初选定在邹平，1933年扩大到菏泽，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十三个县，成为当时乡村教育活动中范围最广的一个实验区。实验区主要以乡农学校的形式开展活动。“乡农学校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乡村运动者”^[15],这三部分人分别即为校长、学生、教员，原区公所、乡公所的职能由乡学取代。乡学(低一级为村学)的课程主要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农业技术及精神讲话等，担负着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的双重职能。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乡农教育，理论相对完整，计划也较为周密，他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各部门培养的学员累计达3000人。这些人毕业后深入实验区各地，对促进农村社会文化的发展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发挥了一定作用。当然，和梁漱溟重建乡村的宏大信心相比，这些成果是有限的，抗战开始后，乡建运动即无形解体。
除上述团体、个人开展的乡村教育运动外，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还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办的黄巷民众教育实验区，大夏大学举办的金家巷民众教育试验区，燕京大学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在江西黎川创办的基督教(新)农村服务实验区，以及卢作孚在四川合川、江北、巴县、璧山四县进行的乡村教育运动。江西黎川实验区的创办者曾受到蒋介石接见，蒋表示：“这是给你们一个表现基督教怎样能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机会。请你们和我们合作，筹划一个详细的复兴程序。”^[16]到1935年，全国各地共有各种农村教育实验区193处，影响民众数百万人，虽然和广大的农村人口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但风气所及，对乡村教育的发展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乡村教育运动充分注意到中国农村社会落后的现实，认为“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17],把教育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放在农村，希望以教育为中心，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整体改造。他们跳出教育论教育，要求教育要深入实际，“深入民间，站在农夫的立场，去研究解决农事的实际问题……不仅是书本之知识与舶来之学说而已”^[18]。把发展教育与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风气习俗的改造紧密相连，大力引进现代政治、经济管理制度及科学文化技术，灌输医学卫生常识，丰富了教育的内涵和功能，对教育与社会的改革、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当然，乡村教育运动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时有人考察定县后提出五点意见：“平民教育的理论，系‘县为自治单位’之一部，深盼勿以办法认为主义，造成社会之畸形风气”;“实验区似应有一定期限，期满即交还人民自办”;“地方舆论与平教会尚多不满”;“以后‘农村建设’应以少数之钱，少数之人，做多量这事，始能从根本将农村救起”;“平教会已经工作，只注意扫除成年文盲，而忽略未来(青年)之文盲，如此愈除愈多，永除不尽”^[19]。这些问题在其他实验区也不同程度存在。和庞大的旧势力及根深蒂固的农村旧有结构比，乡村教育运动同仁的力量终究过于微薄，所以黄炎培慨叹：“吾们既没有政权，赤手空拳地来改良农村社会，除掉根据一点热诚所发出的情感，还有什么武器可以利用！”^[20]这确实是由衷之言。乡村教育运动虽含有与当时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争竞之意，也因其改革终究流于枝节，自然成效甚微。有关详况请读者参阅已有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