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及其善后处置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在容纳共产党的同时，对军校内的共产党员采取了防范措施。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蒋介石是“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立场偏“右”,他就可以放心地用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是接近汪精卫的“左派”,周恩来推荐共产党人鲁易担任党代表，就不为蒋介石接受，而将鲁易安排到第三师担任党代表，因为该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当黄埔军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后，蒋介石又授意反对派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1]。
西山会议之后，国民党组织分化，蒋介石虽然在公开场合对“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举动表示反对，但排斥共产党的倾向也日渐突出。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时，他曾公开要求将所有黄埔军校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包括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人)的名单都告诉他。当时，周恩来以事关重大须请示中央为辞，暂时搪塞过去。后来蒋再次向周恩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国民党和黄埔军校，二者必居其一^[2]。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及苏俄顾问季山嘉等人的矛盾也在此时露出端倪。先是因“廖案”缘故，胡汉民、许崇智迫于压力，一出走，一放洋，造成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国民党“二大”会议时，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身当政治冲要，使蒋介石开始面对如何处理与汪的关系问题。当时，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主要是因北伐决策而起，与汪精卫的矛盾则主要反映在对待苏俄顾问的态度上。
在“二大”会议上，蒋介石提出北伐主张，得到鲍罗廷的赞同。会后不久，俄军事顾问季山嘉却在军校会议上，极言北伐必败，以后又不断对北伐军事计划表示反对。蒋与季的关系开始紧张。季山嘉与蒋介石会晤时，总是“语多讽刺”,但“又若甚疑惧公(指蒋)者”。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开始出现大量的反蒋舆论，甚至有人“以油印品分送，作反蒋宣传”。当时蒋介石曾对人说：“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劫而心志益加坚强。”“近来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3]。作为应付之举，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的请求，未获批准。2月27日，蒋过访汪氏，谈论要事及对季山嘉的处理意见，力陈季氏专横，认为如不免去其职，“非惟危害党国，且必牵动中俄邦交”。提出如不准其辞职，则应令季山嘉返俄。3月8日，蒋再次访汪，表示“一切实权非可落入外人之手，虽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定一限度”。这两次秘密谈话的内容，居然很快为季山嘉“闻之”^[4]。蒋介石由此获知汪精卫与俄国人关系甚密，不可共谋大事，汪、蒋关系也因此而紧张。
在蒋与汪、季矛盾斗争的背景下，共产党欲发动暴动的说法到处流传，气氛十分紧张。3月18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其传达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5]李之龙遂于19日晨将“中山”及“宝璧”二舰装足燃料，由广州驶至黄埔。适蒋介石不在黄埔，李乃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称不知此事。19日午，李之龙打电话给蒋介石，问是否可将中山舰开回广州。在得到蒋同意之后，李将军舰开回广州。20日，蒋介石以“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有“异动”嫌疑为由，宣布省城戒严，令陈肇英、欧阳格解除中山舰武装，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多人，同时命令吴铁成率公安部队包围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人住宅及全市共产党机关。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中山舰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蒋介石于3月22日在军校召集官佐学生训话时说：“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来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熄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行动，所以即刻派了兵登舰监视。”^[6]在4月21日对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训话时，蒋介石又透露：“至于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但是如果真有这事情的话，我想李之龙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他不过是执行他人的命令而已。”^[7]
不难看出，事件从一开始就疑团重重^[8]。李之龙是否“矫令”,是否真有“异动”嫌疑？有关研究表明，当时确实有人“矫令”调动军舰，但此人不是李之龙，而是欧阳格的侄子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欧阳钟。3月18日下午，因“定安”号商船在虎门海域被海盗抢劫，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饬令军校管理科长赵锦文速派军舰一只前往保护，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因军校无船可派，即电请驻省办事处派一艘“输送兼巡弋之用”的“小军舰”前往黄埔，以应急需。欧阳钟便借此机会，前往海军局，以军校后方办事处的名义，“请即派有力战斗军舰两艘前赴黄埔听候差遣”。时李之龙因公外出，欧阳钟只见到作战科科长邹毅，邹面允请示李代局长，设法派舰。随后邹根据欧阳钟传达的命令，给李之龙留下一函称：“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接黄埔邓教育长电，谓奉蒋校长面谕，命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交蒋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龙舰可派，请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当晚见到该函，“恐黄埔或有别的意外事发生，急需用舰”,准备派“自由”舰前往，因该舰正在修理，乃派“中山”舰升火前往，并补签了调派“宝璧”舰的正式命令^[9]。
显而易见，所谓李之龙准备“异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如果说是蒋介石“主谋”了这一事件，也缺乏证据。不过蒋介石利用了这一事件则是事实，通过对事件的处理，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内激烈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赢家。
首先，通过这一事件，蒋实现了排斥汪的目的。事件发生之后，汪精卫很快不安于位，但又不愿轻易放弃。他在与陈公博等人的谈话中愤愤不平地表示，自己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如此重大的事件蒋介石居然不向他汇报，这不是造反吗？他向陈等表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与历史，不是蒋所能轻易反掉的^[10]。为维护自己的地位，汪曾寻求军方的支持。当时担任参谋部长的李济深回忆说：“汪精卫请我和朱培德及各军长谈话，说蒋介石迟早造反，希望大家把军队撤出广州，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但我们当时认为团结要紧，要请蒋介石来商量，因而不欢而散。”^[11]汪精卫得不到军方的支持，只得出走。这样，汪、蒋矛盾就以蒋介石的胜利告一段落。
其次，通过这一事件，蒋介石打击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势力。事件发生之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党员退出了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包括季山嘉在内的部分苏俄顾问被辞退回国。同时，蒋以加强军人团结为由，下达《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解散了黄埔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又在军校宣布，将第一军党代表全部调回政治部再行训练。通过这些措施，共产党在军校及第一军的势力严重削弱，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军校及第一军。
不过，即便找到了借口，此时的蒋介石尚有所顾虑。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蒋介石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可以率尔与苏俄及共产党决裂的程度。他的北伐计划，需要依靠苏俄的军事援助；既要接受苏俄援助，就不能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因此，事件发生不久他就上书军委，自请处分，做出与苏俄及共产党缓和关系的姿态^[12]。事件发生当天下午，蒋介石还向季山嘉派来询问事件真相的鄂利金表示，“一切都是违反他的心意的”,并对冒犯了苏联顾问“表示歉意”^[13]。3月22日，当苏联领事问他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对人”还是“对俄”时，他回答说是“对人”,并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14]。同日，又表示，对李之龙的处置只涉及李个人，与共产党无关。他甚至派邵力子作为国民党及他个人的代表前往莫斯科，“表示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领导”^[15]。
对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也注意划清界限。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致电蒋介石加以“奖勉”,结果被蒋“大骂一顿”^[16]。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对部分国民党“右派”实施打击。4月2日，他以“联合右派，不利于党”为由，下令逮捕欧阳格。4月5日，又指示吴铁城制止“右派”准备召开的广州市党部大会。对于事变之后由苏俄回到广州准备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胡汉民，蒋也不予理睬，迫使胡再度离粤。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谭延闿、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分别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通过中山舰事件的处置，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提高。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给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呈文中表示“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又声称“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而张人杰在获知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情状之后，“极称为天才”^[17]。这是事件研究中十分值得玩味的史料^[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