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民的抵抗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日本对东北的武装侵略，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除工人罢工、市民逃避以及知识界、工商界、银行界、宗教界等拒绝与其合作外，主要还有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东北义勇军(群众自发的武装)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东北军基本上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局部的抵抗时有发生：1931年11月，日军进犯黑龙江，马占山率部抵抗，歼敌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骑兵队，是为轰动全国的“嫩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黑龙江一带和苏联利益密切相关，日本不愿因此冒与苏联冲突的风险，对在黑龙江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态度谨慎。关东军为达到占领黑龙江的目的，避开哈尔滨，用汉奸部队打头阵，沿洮昂铁路向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进攻。
10月10日，北京张学良电令黑河镇守使、步兵第三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东北边防驻江省副司令官、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和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谢珂等积极布置军事防务，准备迎击日军进攻。13日，投靠日本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派伪军三个团为先锋，由通辽经洮昂路向齐齐哈尔进犯，遭守军痛击，双方隔嫩江对峙。齐齐哈尔位于松辽平原，嫩江是其天然屏障。为阻止伪军过江，马占山军拆毁嫩江铁路桥。关东军以洮昂铁路系满铁所建，破坏铁路桥侵害日本财产为由，开始走上前台。
为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日本向北进攻急需取得苏联不干涉的承诺。10月28日，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询问苏方是否向马占山部派遣教官，提供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向中东铁路派出军队。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向包括马占山部在内的中国东北各支军队提供援助。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与广田见面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实行严格的和平与平等关系的政策。它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1]苏方的明确表态，使日方打消了对苏方干涉的顾虑。与此同时，英、美国家私下里希望日军北进，由其充当远东的反苏堡垒，对日本向北进兵装聋作哑。11月4日始，日军调集嫩江支队、第十六联队第七中队、工兵第七中队“变服华装”^[2],与张海鹏军等数千人，向嫩江桥守军阵地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痛击来犯之敌，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日方材料显示，日军战死167人，伤六百余人，张海鹏伪军被歼七百余人。
日军进攻失利后，数次要求马占山下野并撤出齐齐哈尔，均遭严拒，马通电全国表示：“大敌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3]在整个东北不抵抗的大背景下，马占山的对日抵抗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国民党四全大会通过提案，“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令张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4]。
11月16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可暂时进入齐齐哈尔”的命令。次日，关东军调集全部增援部队约八千人，在数架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以洮昂铁路为中心的黑龙江防御阵地发起全线进攻。在日军猛烈攻击面前，守军官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竭力抵抗，连续打退日军的十多次进攻，守军亦付出沉重代价。战斗持续到18日下午，守军已弹尽粮绝，伤亡过半，日军以坦克重炮“猛攻急扑，以致全阵动摇，几不能支，幸我军心振奋，以一当百，尚在支持期间，彼军骑兵，更复四出扰乱，同时并以飞机两架，飞至省垣猛炸”^[5],守军势穷力竭。19日，马占山下达总退却令，收拢残部退至齐齐哈尔，而后向海伦、拜泉、克山一带撤退。
攻占齐齐哈尔后，哈尔滨成为日军下一攻击目标。哈尔滨是东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也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日方对进军哈尔滨态度更加谨慎。日本方面与苏方频繁接触，苏方重申实行“不干涉政策”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日外务大臣后来不无感激地谈到：“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6]1932年1月28日，在确知苏联态度后，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出兵。日军两个旅团随即向哈尔滨进攻，2月2日，迫近哈尔滨近郊。依兰镇守使、步兵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联络丁超等成立吉林自卫军，展开哈尔滨保卫战，“抗战极烈”^[7]。5日，在日军强攻下，自卫军损失严重，防地相继失守，被迫撤离哈尔滨，退往宾县、巴彦一带，哈尔滨被日军占领。不久，在宾县、海伦的吉林、黑龙江两省政府消亡。张景惠与熙洽等组织东北政务委员会，公开降日。短短四个多月内，日军侵占中国从山海关至黑龙江总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敌入侵，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坚持执行对外妥协政策，这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重要关联。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8]。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9]1932年1月11日，下野后退居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借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会上演讲的名义，发表《东北问题与抗日方针》一文，系统阐述了其事变以来所持的退让政策，宣称中国尚无实力可与日本一战，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为“今日我国外交惟一之途径”,“四不政策”,实际成为此后数年蒋介石与日本周旋的基本方针。
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蒋介石的表态反映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当日本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迫切时，蒋介石对立即奋起攘外缺乏信心，而将现实的政策重心集中到安内上。作出这一选择，其所持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强调中国由于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军事上也毫无准备，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在国内没有安定统一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10]。因此，大规模的攘外有待国力的充实和内部的安定。由此引申，蒋的第二点理由是强调大规模的攘外须待最后关头的来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对攘外就有所谓最后关头的说明。1931年9月，蒋谈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11]1932年底，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于今于此，虽决心牺牲一切只求保全本党，维持政府，以为救国之道。然非至最后，得到相当价值，于党国确有保存把握，则不作无益之牺牲也。今日谋国之道，外交固为重要，然内政不固，则外交难言。而内政又非巩固基本地区与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故以后未至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以顾其他。”^[12]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较明确的意识和较清醒的判断，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知道，和日本侵略者最后摊牌终究无法避免。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基点，毕竟立足于先安内。蒋虽屡屡以“最后关头”为辞，表明并宣泄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愤怒和抵抗情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13]抵抗是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现实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协。抵抗的未来目标和妥协的现实道路在这里悄然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关头”既是他在日本压迫威胁其整个生存时，将不惜牺牲、全力一战真实想法的体现；又是他退避锋芒、忍耐求和，借以拖延摊牌时间的策略。
总体看，“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是中心，妥协是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攘外必先安内”的判断和“最后关头”的提法，两者的结合点即要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有妥协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