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教育思想影响下的历代学制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素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特别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衰微，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封建时代的文化，成为继古希腊、罗马之后的世界第二个文化高峰。众所周知，一个民族是否文明，一个国家是否进步，与教育是否发达关系至为密切。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度文明，就是以发达的教育为依托的，而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又基本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与主导下发展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主要的就是儒家教育。

三代“学在官府”

学校是从事系统教育的机构，要考察儒家的教育制度，就不能不考察学校的学制。关于中国学校的起源，一般都采用孟子的说法，认为夏朝已有学校，名为校，商朝为序，周代为庠。三代学校的名称虽各有异，但都可称之为“学”,并且都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夏、商、西周政治上实行宗法等级制度，教育上则实行“官守学业”、“学在官府”的制度，即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政教合一，官师一体。其中西周吸取了夏、商的经验教训，采取“敬天保民”的方针，由周公制礼作乐，兴学设教，实行“德政”,重视“礼乐”教化。这就是被后世儒家奉为楷模的教育政策。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但是，跟夏、商一样，西周的学校主要也是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设立的，目标是把他们培养成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军事骨干。至于普通人家的子弟，是没有资格入学读书的。由于学校完全由政府管理，故称“学在官府”。
春秋“学在四夷”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非常时期。五百多年间，王室渐衰，诸侯争雄，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种新的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士”阶层开始崛起。这些“士”有的来自庶民阶层，有的由贵族下降而成。他们地位的下降使学术文化扩散到民间，亦即孔子所说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士”的队伍的扩大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个学派都可以说是“士”阶层的产物，而儒家则是其中最早形成的学派，也是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儒家学派创立初期，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得奴隶制国家的世卿世禄制难以为继，而“士”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才干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统治阶级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兴起了养“士”之风。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培养“士”的私学便应运而生，彻底打破了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始了由单一的“官学”转向“官”“私”并行的新时期。由于百家争鸣，每个学派都积极扩大自己的影响，宣传自己的主张，故“私学”大兴，并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
孔子创“私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第一人。儒家本来就是起源于传授“六艺”的术士，在它成为一个学派之后，更要通过教育来壮大力量，扩大影响，培养人才。孔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首开私人办学的先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著名论点(《论语·卫灵公》),他认为人们先天的本能和秉性是相近的，因而都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力。“有教无类”的理论主张奠定了儒家教育不拘门第、不讲身份、不管地域的基本原则，使儒家的教育对象不仅包括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子弟，而且包括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彻底打破了学校只教“国子”的教育制度。这是自春秋以来教育对象首次发生的巨大变化，它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和向平民普及教育，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就学校而言，早期的儒家教育也改变了过去“政教合一”、“官师一体”的状况，学校已经单独设立，孔子也成了专职教师。孔子的“私学”既有供教学用的“堂”,也有供弟子居住的“内”。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实行因材施教，他把学生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分别给予有重点的教育，这就是著名的“孔门四科”(《论语·先进》)。所有的孔门弟子在入学后，首先要学习“六艺”和“六经”两大系列的必修课程。在掌握了这些基础知识之后，再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性格、才能、学业状况等，分科进行专业教育。传说孔子弟子有三千人，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入四科深造。凡被选中进入分科教育的学生，一般都是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而且学成后也往往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因此，分科教学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在教育制度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孔子在儒家教育中的一个重大创举。
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师继承了孔子的教育传统，也都广收门徒，开办私学。荀子还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为先秦时期的儒家教育做出了贡献。《史记·儒林传》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可见孔子之后，其门徒并未中断教学活动，而是散居四方，继续通过教育传播儒家学说，并且成绩卓著。《吕氏春秋·有度》也说：“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虽然由于儒家的政治主张显得“迂阔”,很难为统治者所接受，以致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始终未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在先秦诸子学派中，儒家与教育的联系最为密切，是提倡和实施教育的最主要学派。儒家不仅在学术上与墨家并称为“显学”,而且教育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门徒也最多，孟子甚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儒家又拥有自成体系的教育理论，系统的教育内容，相对固定的教科书，加之其前身与教育的渊源关系，“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地位，所有这些条件，都使儒家在先秦教育领域独树一帜。当时的其它学派在教育上都无法与之争锋，这就为儒家后来得以长期垄断中国的教育打下了基础。

北京国子监辟雍

秦无官学，禁私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削平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秦王朝除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外，还统一了文字。政治上的大一统与文字的统一，本来为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良好条件，但在公元前213年，博士儒生淳于越与法家代表人物丞相李斯的一场激烈辩论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有关焚诗书、禁私学、以吏为师等一系列建议，并实行了“焚书坑儒”,试图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摧毁儒家的影响。有秦一代，私学既禁，官学未立，使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和学校教育都遭到了很大破坏，更使儒家教育遭到了灭顶之灾。
汉兴太学，官、私学并行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虽有儒生陆贾、贾山等人积极提倡兴办学校，但由于国内“尚有干戈……未遑庠序之事”(《汉书·儒林传》),加之汉初统治者颇好黄老，不喜儒学，故教育事业仍是一片凋敝之象。经过几十年的相对安定，特别是“文景之治”,封建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封建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逐渐突显。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全面总结了战国以来的统治经验。采取了“王霸道杂之”的策略，除扩充武备、加强刑律外，也特别注意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为中心的汉代儒学，正好适应了汉王朝的需要。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兴太学、行选举和独尊儒术三项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并在全国逐步推行。汉代的教育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正是在独尊儒术政策的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汉武帝时，各类学校有了空前发展，其中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其中官学又分中央和地方两级。
(1)中央官学。
汉代的中央官学主要有太学、鸿都门学和四姓小侯学。其中鸿都门学是专门学习辞赋书画的艺术学校，四姓小侯学是专为外戚所设的学校，均与儒学教育关系不大。而太学则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教育制度。
元朔五年(前142),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宏等人的建议，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从此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太学。太学是专门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博士一职始于战国，指政府中各家学说和各类技艺均有的博学之士。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结果，博士之职缩小到只研究儒家“五经”的范围，即“五经博士”。太学建立之前，博士主要研究“五经”中的某一经；自太学建立后，博士还要把专攻的一经传授给学生。独尊儒术后，不仅博士一职为儒生所独占，而且必须由精通经学的学者来充任，这是尊儒的重要体现。
汉代的五经博士直接由太常(九卿之一)掌管，太常于博士中选一“聪明威重”者为首席博士，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即国立太学的校长。博士的任用，或征召，或荐举，或选试，或由诸科始进，或由他官升迁。到东汉时，则由太常通过考试加以选择。任用博士的标准，注重德才兼优。西汉成帝时规定，除了精通儒经、有道德修养外，还要“明于古今，温古知新，通达国体”(《汉书·成帝纪》)。东汉的任用标准是：孝敬父母，爱护子女；通晓《易》、《尚书》、《孝经》、《论语》,兼及其它典籍，并能深研、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体未为兵刃所伤，或患严重疾病；不与坏人往来，不受王侯赏赐；言行举止符合淳厚、质朴、谦逊、节俭的道德规范；所专习的经足以胜任博士一职等(《后汉书·朱浮传》引应劭《汉官仪》)。可见博士在人们心目中简直成了儒家的完人，其标准之高，令人咋舌。
由于儒术在汉代受到统治者的高度推崇，所以作为太学教授的五经博士有着十分显要的地位。西汉时，博士除在太学任教外，还时常参与讨论国家的重大政事，如定制度、改正朔、惩办朝臣、甚至天子的废立等，有时受天子委派巡行天下。按官秩，博士属于中级官员，但地位却高于同级甚至高级官员。据《汉官仪》记载，博士可享受二千石一级官员的冠服。“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汉书·孔光传》)。其升迁也是比较容易的，诸如公孙弘、蔡义、张禹、匡衡、翟方进等人，都由博士而递升为相。在太学任教的博士，提供住宿，常有劳赐，并为之制作统一的冠服，待遇十分优渥。由此也可看出儒家经师在教育领域的地位与影响。
从太学学生的状况来看，儒家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主张“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所养之“士”本为“士农工商”之“士”,即“四民”之一，所以太学生主要出身于平民。公孙弘奏议中提到博士弟子即太学生的主要来源有二，一为太常挑选，二为地方贡举，其对象都是“民”。太学生家境贫寒者也多不胜数，如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汉书·萧望之传》),匡衡“父世农夫”,“家贫，庸作以供资用”(《汉书·匡衡传》),翟方进“家世微贱”,其母“织履以给方进读”(《汉书·翟方进传》),倪宽为太学生时，“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汉书·倪宽传》)。《汉书·霍光传》中也有“诸儒生多窭人子”之语，颜师古注曰：“窭，贫而无礼。”这些都说明汉代太学生多为平民子弟的史实。自孔子创办私学“有教无类”以来，儒家教育即坚持了这一优良传统。太学开办之初，正值独尊儒术的汉代，既然统治者重视教化，自然不会排斥平民子弟了。只是由于入学途径不同，入学后的地位待遇也有差异罢了：太常选送的属“博士弟子员”,享受国家俸禄；地方贡举者只是“受业如弟子”,故费用需自理，又显示出儒家惯常的等级观念。
随着尊儒措施的不断加强，太学生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太学设立伊始，仅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昭帝时满百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汉书·儒林传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同上)。东汉顺帝时，太学生竟达三万人，其中还有远道而来的匈奴子弟，这种盛况实为世界教育史上所仅见。
在儒学独尊的文化背景下，汉代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惟一的教学内容。其中《论语》、《孝经》为公共必修课，“五经”为专业选修课。考核也以通晓儒经的多寡确定等级，教育的儒学化于此可见一斑。
(2)地方官学。
设立地方学校以育贤才、广教化，是儒家一贯的理想和主张，如《礼记·学记》所说：“古之教者，家有孰，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汉代最早兴办地方官学的公推景帝末年的蜀郡太守文翁，他“见蜀地鄙陋，有蛮夷风”,乃选小吏十余人到京师就学于博士。学成后，文翁即委以重任。又在成都修起学宫，招收各县子弟入学，成绩优秀者，授以官职。每到各县视察，即带通晓经典、行为规矩的学生同行，“使传教令”。几年后，当地吏民都以子弟入学为荣，蜀地“繇是大化”(《汉书·循吏传》)。从文翁首办地方官学的情况看，他是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因此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同上)。
平帝元始三年(3)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这是汉代正式建立地方官学体系。其中“学”属专科性质，“校”相当于中学，“庠、序”相当于小学。地方官学除办学层次、办学条件和正规化程度不如中央官学外，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上与太学大体一致，即以儒家的教育思想为指导。因此，地方官学的兴起，使官方的儒家教育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初步具有了社会教育的规模。
(3)私学。
儒家虽然大力提倡官办教育，但并不反对私人办教育。儒家学派本身就是在孔子创办私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后世儒者也大多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兼做收徒教学工作。汉代统治者接受了秦朝禁止私学的教训，使私学重又繁荣起来。有汉一代，私学人数远远超过太学和地方官学。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官学满足不了人们学习的需求，加之路途遥远，入学又有资格限制，私学却可以解决官学不足的矛盾，也有利于扩大儒学的影响。二是汉代有一大批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但被官学征聘者并不多，大部分人便自己设学授徒。尤其是汉代今、古文经学斗争甚烈，古文经学不为官方承认，其经师便多从事私人办学。三是由于官学制度尚不完善，不如私学自由择师，更有利于探究学问。四是太学与私学讲授内容均为儒经，同样可以登上仕途，得教于名师大儒更可能官运亨通。由于这些原因，汉代私学极为发达。
远在太学成立之前的汉代初期，私学就一直广泛进行，诸如申公、伏生、田何、高堂生、董仲舒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私家经学大师。汉武帝兴太学立五经博士，就是从私家经师中选拔的。所以太学实际上也是在汉初私学的基础上设立的。
汉代私学的发展过程，与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西汉前期，儒学尚处于恢复阶段，私学弟子一般不多，少者仅数人，甚至是单线传授。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私学弟子也相应增加。不过由于官方只承认今文经派，古文经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所以睚孟有弟子百余人，赣遂有弟子数百人，已被视为不可多得的壮举。随着经学学派的繁衍，古文经派也在不断发展。各派经师为了扩大影响，在政治上争得一席之地，都要借助于私学授徒这条门径，而经学人才的日益增多又促进了私学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东汉以后私学更为兴旺发达，不仅名师辈出，而且拜门求学者成千上万，蔚为大观。私学弟子分为两种，一是“及门弟子”,即亲赴门下受业者；二是“著录弟子”,即只录其名于门生之列者，不必亲来受业。后世所谓“拜门”,大抵即渊源于此。那些名师大儒声势显赫，慕名求学者甚众。如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后汉书·儒林传》上),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后汉书·儒林传》下),楼望“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同上)。
儒学之独尊对汉代私学影响也很大，儒家经籍同样成为私学教育的主要教材。不过私学不像官学那么严格，教学内容较为灵活。官学以今文经学为主，而不被列为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却在私学中得以传授和研究。不仅如此，私官学相比，私学更加富有活力，不仅学生可以自由择师，而且师生均可各抒己见，故学术风气较为浓厚。《后汉书》中所载各类经学著作约有一百多种，而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私家经师所撰，可见私学对儒学发展贡献之巨。
除经师讲学之外，汉代私学还有一种被称之为“蒙学”的小学启蒙教育，以识字和习字为主。独尊儒术的结果使私学教育有了定向的发展，经师讲学以传授儒经为务自不待言，就连这类“蒙学”教育也渗透了儒经的教学内容。如当时的蒙学教材《急就篇》中就有儒家经典的介绍：“诸物尽讫五官出，宦学诵《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今文，治《礼》掌故砥砺身。”
总之，儒家经学的教育垄断了汉代的官学和私学，贯穿了从启蒙教育到学业大成的全过程，从而构成了以儒学为主干的比较完备的儒家教育体系和网络。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或多方割据；或南北对峙，国家处于长期的分裂战乱状态。由于政局屡变，社会不稳，使学校兴废无常，也使两汉时期盛极一时的儒家教育受到很大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世族贵族崇尚玄虚，蔑视儒家礼法和繁琐经学，一度出现“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的局面。加之佛学兴盛，玄、佛合流，进一步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也打破了儒家对教育事业的垄断。但是，崇虚贵无的玄学也好，鼓吹出世的佛学也罢，都不可能为统治者提供安邦治国的策略与工具，而儒学在这方面却显出了它的特殊优越性。因此，统治阶级仍然需要利用儒学为其巩固政权服务，这是那一历史时期儒家教育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东汉末年，军阀连年混战，根本不可能重视教育。仅曹操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在邺城之南作泮宫(学宫)。至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始立太学于洛阳，并制定五经课试之法，使儒学教育出现一线生机。然而太学生多数是为逃避兵役、徭役而入学的，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三国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 《世语》)。师生素质如此低下，教育效果遂可想而知。正如《三国志·刘馥传》所称：虽立太学，却“寡有成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除太学外，魏国也设过地方官学，然太学尚且如此，地方官学更不足挂齿了。此外，吴国于永安元年(258)下诏令按古制置学官，设五经博士，但此令并未实行；西蜀国小民穷，又连年用兵，更无暇顾及兴办学校。
西晋设“国子学”,东晋设“四学馆”
西晋短暂的统一也使官学教育得到了暂时的恢复，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太学生达七千余人。在儒家经学建设上，这一时期也成就卓著，十三经中魏晋人作注的有五部。西晋在教育制度上的一大变化是武帝咸宁二年(276)设立了国子学，这是中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为世族贵族子弟另设的第一所太学，是世族特权在教育制度上的直接反映。晋惠帝元康元年(291)规定，凡五品官以上的子弟可入国子学，五品以下子弟只能入太学。自从国子学创设后，自此尔后，有时国子学、太学两校俱设，有时一存一废。在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中，“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儒学教育再度遭劫，太学、国子学都毁于战火之中。
东晋偏安江左，官学大都有名无实。北方的十六国教育更处于萧条之中。南朝刘宋时期，中央官学较为发达，在京师开设了“玄学”、“儒学”、“史学”、“文学”四个学馆。四馆的设立，说明儒学在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中的独尊地位已不复存在。在此之前，官方学校教育几乎被儒家所独霸，文学、史学充其量被视为儒学的羽翼，如今已与儒学并驾齐驱。特别是玄学在教育领域的崛起，表明当时人们对学校教育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饶有兴味的是，其后的梁武帝，虽崇尚玄佛，却诏开五馆，设五经博士各一人，人主一馆。五馆虽系沿袭刘宋四馆而设，但教学内容仅限于儒家五经。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学校制度、教育措施以及学习方式等等，基本上适应了儒家经籍的教育内容，其它学派的教育始终无法与儒家抗衡，实为势所必然。
北朝的官学同样是时兴时衰，但总的说来比南朝发达。北魏道武帝即位之初，就于京师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献文帝时规定了州郡学校制度，遍设乡学，每郡置博士二人。北齐天保元年 (550)规定，郡学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每月朝祀(《阙里广志》卷三),是为地方官学立孔庙之始，成为儒家垄断教育的一个象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也呈衰落趋势，不过比之时兴时废的官学，仍然显得兴盛而重要。魏晋之际，儒学讲授虽为主流，但也受到了玄学的冲击。私学之中，既有博通五经的隗禧，讲学至八十多岁；也有玄学大师嵇康。北魏太武帝曾下令严禁私学，规定对设立私学者全家抄斩，私学教师也要处死，但私学始终未能废止。南北朝时儒经传授仍占主导地位，并形成了“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学风(《北史·儒林传序》)。南方的雷次宗，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开私馆聚集门徒百余人；北方的张伟，精通各种儒经，尤重“孝悌”之教，深受弟子敬爱。著名的“神灭论”者范缜的业师刘𤩽，“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南齐书·刘𤩽传》)。 北方的儒学大师刘兆、张吾贵、刘兰等，都有门徒数千人。可见，即使是在儒学处于低潮的魏晋南北朝，儒家教育也未失去它的主流地位。
隋设国子监，兴科举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文帝杨坚起初尚重教育，并专设国子监掌管全国的教育，设祭酒一人主持工作。从此，中国有了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无宁说是教育制度上的一件大事。但文帝暮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儒林传》),故于仁寿元年(601)下诏裁减国子学学生，只留七十人，余学皆废。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与官学教育的兴衰直接有关。隋代教育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兴科举制度，公元587年始设志行修谨、清平乾济二科。接着隋炀帝时又置进士科。科举制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儒学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命运。
唐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弘文馆、崇文馆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教育事业极为发达。政府复兴汉代的教育传统，又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教育的成果，于重振儒学的同时，也提倡道教和佛教。不仅如此，各种实学也有空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至唐而大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总管教育，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弘文馆、崇文馆以儒家经典为惟一的教学内容，地方官学也大致相同，说明儒家教育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占有压倒的优势。
多种形式办学，是唐代官学的一大特点。当时除专修儒经的学校以外，还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实科专门学校，门类众多，范围广泛，林林总总，一时蔚为大观。在欧洲，直到十七、十八世纪才出现这类学校，而中国唐代的实科学校却早于欧洲一千年，实为中华民族之骄傲！
唐代各类实科学校的创设，固然是迅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的需要，但也暴露了儒家教育偏重道德、人文教育而忽视自然科学教育的致命弱点。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教育，在塑造中华民族灵魂的过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而在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方面则显得无能为力，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文化日趋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礼圣门

隋唐之际的官学发达，私学也颇为繁荣。不过与官学相比，私学几乎是清一色的儒经教学，绝少涉及其它学科。可以说传统的儒家教育更多地在私学中保持了它的本色。隋朝大儒王通，就是著名的私学大师。他的门徒中有十余人官至卿相，大唐的开国名臣如魏征、房玄龄、董常、姚义、杜淹、李靖、程元、窦威等，皆出其门下。唐代初年，刘焯、刘轨思、孔颖达等，均以耆儒开学授教。尤其是孔颖达，因精通经学而为太宗“十八学士”之一，奉命与颜师古等撰《五经正义》,成为官方认可的经学注疏定本。他在任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的同时，又私下授徒讲学。中唐时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命的韩愈也有类似孔颖达的经历，官学、私学，一身而二任。此外，宿儒曹宪、王恭、马嘉运、张士衡、尹知章、颜师古等，也都是以经师身份开办私学的名家。
宋代兴书院制度
宋代的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基本沿袭唐代，不过跟唐代相比也有一些改进。如为地方官学设置了专职学官，放宽了对学生出身的限制，教育经费较为固定，又增设了武学、画学等。官学的教育内容也不断增加，由于理学的创立和兴盛，《四书》已成为重要教材，《五经》也增加到《十三经》。整个官方教育虽增设了一些实学专科学校，但仍以儒学教育执其牛耳。
宋代的教育领域，最有特色的当属书院制度。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也是儒家教育制度在封建社会后期的重要体现。宋代开国之初，统治者为统一南方，无暇顾及官方教育。为了满足读书人的需要，一些儒家著名学者便选择山林僻静处办起了专以授徒讲学为业的书院，从此儒家教育体系中增加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形式。当时最著名的有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石鼓、茅山六所书院。南宋时，由于理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以理学大师朱熹为首的一大批名儒力倡书院教育，名儒讲学亦多在书院，所以掀起了书院教育的高潮。
书院以私人创办为主，以后有时为半官方性质，但仍保留着私学教育的特点。尽管如此，书院仍然建立起完备的组织机构与学规。书院的学规最能体现儒家教育制度的性质。著名的《白鹿洞学规》即出自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之手，它把教育的目的规定为培养掌握“五伦”的“圣人”,即明了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和宗法等级制度，这正是儒家教育的指导思想。《白鹿洞学规》的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一得，反求诸己”。所有这些均体现了儒家对道德修养的要求，以及由己及人的修身过程，当然也渗透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思想。
由于宋代书院基本是由理学家创办的，故其教学与理学的关系至为密切。理学特别推崇四书五经，书院自然以此为基本教材，而且这些儒家经典大都经过了理学家的重新解释，渗透了理学精神。此外，理学家还把自己的讲义作为书院的重要教材，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颢的《明道学案语录》、程颐的《伊川语录》、朱熹的《朱子语录》等，都是书院学生的必读之书。在教学中，书院从一开始就把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放在首位，并从制度上对此做了规定。《白鹿洞学规》首列“五教”,即“五伦”,并特别指出：“学者学此而已”。自此以后，书院绝大部分的教育都是讲如何修身，如何待人接物，这就把儒家偏重道德修养的传统教育思想推向了顶峰。
宋代书院又恢复了北齐时于地方官学立孔颜庙的做法，全都供祀孔、孟等先圣先师，所不同的是，还要同时供祀某个学派的大师。其作用是树起一面旗帜，让师生时刻不忘本学派的教育传统，扩大本学派的影响，可谓用心良苦。值得称道的是，书院在坚守一派学旨的前提下，并不排斥异己，反而经常开展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如著名的朱、陆白鹿洞讲会，便是儒家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学派的领袖，1175年曾在鹅湖寺公开辩论，但双方并未心存芥蒂。1181年，朱熹特邀陆九渊赴白鹿洞书院讲学，深为陆九渊的精彩演讲所折服，并请陆把所讲内容写成讲义，刻石立于院门，还亲自写了跋语。这为不同学派在书院的相互交流、自由讲学树立了一个范例。此风一开，其它书院纷纷起而效仿，有力地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也为儒家教育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风气。
宋代以前的儒家教育，往往把读书与做官连在一起，学校不过是培养官吏的场所，而宋代的书院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却公开声明是为学术而不是为功名，这标志着儒家教育观念的一个重大变革。书院的讲会使不同学派共同讲学，互相论辩，取长补短，实在是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发展的好形式，这在以科举入世为目的的官学之中是不可能办到的。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近代教育的产生，实在是功不可没。明清强化科举制
明清两代的官学规模很大，但学校的设置没有多大变化。只是由于完全纳入了科举的轨道，故一般知识分子只知读八股时文，“而他书一切不观”。清代的学校进一步显示出科举附庸的性质，入学纯粹为了应举，标志着传统的儒家教育已入穷途末路，同时也预示着它必将为充满活力的近代教育所取代。
综上所述，儒家教育的目的、内容、教育制度等等，都是以铸造灵魂为核心的。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注重气节与操守，强调历史使命感，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的完成统一起来，形成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道德教育与修养的方法与原则。儒家教育重视道德修养的传统促进了中华民族优秀美德的形成。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在铸造中华民族灵魂的过程中，没有哪一个学派能像儒家这样不遗余力而又影响深远，儒家的许多优秀教育遗产，至今仍具有巨大的魅力。
但是，儒家教育既给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辉，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儒家的教育制度既是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明显的发展障碍。儒家教育几乎把道德教育作为唯一的内容，知识教育完全、是为道德教育来服务。它不主张积极向外探求，忽视甚至反对自然科学知识教育。在儒家教育制度的影响下，教育只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就造成了教育与科学技术的脱节。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技术水平的全面落后，正与儒家传统教育的片面性与狭隘性有很大关系。
正因如此，总结和吸取儒家教育中具有真理价值的精华，批判其糟粕，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