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隐者》 - 唐·杜牧

[唐]杜牧

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

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杜牧(803—853)，生于中唐贞元年间。他二十六岁举进士时，大唐王朝已经步入回光返照的晚期。他看到大唐帝国的种种内忧外患，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读书时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其用世之心于此可见一端。但是因为秉性刚直、不善逢迎，被人排挤，在江西等地作了十年幕僚，“促束于簿书宴游间”，生活很不得意。壮志未酬的境遇使他的创作传达出了一种激愤与感伤相结合的音调。《送隐者》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歌。前人也认为本诗“盖穷人不偶，遣兴之作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这首“遣兴之作”从题材上来看又是“送别隐者之作”。诗人一生没有归隐过，但是他对现实的失望、愤懑都又与看破红尘的隐者灵犀相通。在这一点上，描写客体与抒情主体之间达到了一种内在的神合。因此，作者对隐者的劝勉、安慰，完全可以看作是夫子的自道，是作者身不经之而心向往之的心情的表露。借题发挥，借题遣兴，这构成了本诗的最大特点。

诗歌第一句“无媒径路草萧萧”写隐者归去的路径，杂草摇摇，萧萧有声。《韩诗外传》云：“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君，君子不行也”;可见，无媒而嫁是君子不行的无礼之举。在古代诗歌中，有不少是以男女关系来比喻君臣关系的。如在《离骚》中，屈原自比为女子，以求媒比求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无媒”而又不求则说明隐者完全无意于干王、无意于仕进，这就紧紧地扣合了隐者的身份和地位。在源远流长的致世实用的儒家传统中，积极入世(或曰入仕)才是正确的路径。“独善其身”的前提必须是“穷”，因此它只是“兼济天下”的一种自我调整和自我变通。因此，不该隐而隐，当然是越出其轨，“不由径路”了。“径路”与“无媒”连在一起，实际上暗用了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见《晋书·阮籍传》)的典故。不走通衢大道，而偏走无媒径路，那么横延在隐者面前的自然是萧萧的草木了。“草萧萧”写的是隐者的归路，但同时也象征了其前途的冷落、寂寞和孤独。志向自是清高，但环境终是萧瑟、黯然。诗人紧接着用“自古云林远市朝”来宽慰这位即将远去的隐者。峰岫峣嶷，云林森渺，虽然有一分寂寞、有一分冷清，但毕竟多了几分宁静，多了几分淡泊。联系作者坎坷的际遇来看，这一宽慰之中自然也蕴有羡慕赞叹之意。诗人一生在官场上屡受排挤、倾轧，对市朝的喧嚣与骚动早已痛感于怀。因此，厌恶“市朝”、归隐“云林”，就不只是隐者高风的表征，同时也成了诗人自我的精神憧憬与心理寄托。这种憧憬与寄托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真谛的妙悟，也表现出了他对儒家入世学说的叛离。儒家的经世实用的传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长期以来被奉为文人的行为准则，似乎成了一种先定的天下公道。但是，诗人却在官场的黑暗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奉行这一“公道”的难堪与不幸，从而开始了对儒家人生理想的超越：“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诗人在事实的教训下终于大彻大悟了：世间至上的公道，就是不管人们是贵是贱、是达是穷，白发总是无情的，也总是公道的，它总要飞上每一个人的双鬓。这两句饱含哲理的诗句首先可以看作是对隐者归隐云林这一人生抉择的肯定。因为不管你身在何处，素丝飞雪的结局总是一样的，因而与其在官场里厮混，倒不如在云林深处悠游自处，这样倒可以免去许多的算计倾轧、勾心斗角，何乐不为呢？其次，它们也嘲讽了那些混迹官场、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达官贵人青云得志、春风得意，大有不可一世之概。然而，时间是公正的，它不因权贵得志而使他们永葆青春，霜雪也会无情地飞到他们的头上。荣华富贵终虚幻，一抔黄土是归程。在同样的归宿面前，贵人们又有什么可以骄傲呢？在这里，诗人对隐者的肯定、对贵人的嘲讽，都反映出了他对人生归宿问题的一种哲理妙悟，因而可以给人以丰赡的启示。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中领悟到人生当努力的意蕴。因为人生总是有限的，“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无情现实都摆在每一个人面前，就是贵人也无法避免这一必然的无可抉择的抉择，所以为了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成就“我之为我”，就必须在人生的道路上扬鞭催马、奋力前进。这种转生性的哲理当然可以给我们以积极的启迪和鼓舞。

总之，这首叹“穷人不偶”的借题遣兴之作，一方面切合了“送隐者”的题旨，表达了诗人向往云林、厌恶市朝的心态，这种特定的心态反映了晚唐官场的混乱、腐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认识价值；另一方面，诗人又借题发挥，把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理高度，反映了诗人对人生真谛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从而又实现了对特定历史和特定现实的超越。这种超越使这首短诗具有了悠久的艺术生命力，它可以给不同时代的人们以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