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鉴赏〕　“贵以贱为本”，河上公注曰：“言必欲尊贵，当以薄贱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滨，周公下白屋也”(《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古之君王，不自厚自威，能卑恭处下，故能得尊位也。禹、稷躬身稼穑，以植五谷；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周公吐哺，执贽以下白屋之士，故皆能成其非凡之业。同理，“高以下为基”，即是“言必欲尊贵，当以下为本基。犹筑墙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坚固，后必倾危”(同上)。筑墙须坚固其基，人亦如此；若不能谦恭下士，则威信难立，功业难成，是以其德不厚也。

老子之所以有此一言，乃基于对“道”的体认。本章有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此处的“一”，指“道”而言，即所谓“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严遵《老子指归》)也。而大道自然、无为虚静，故生生不息、长久无殆；因此，当天地万物均能循顺本性自然生长，无外力约制时，即会天“清”地“宁”，神“灵”谷“盈”，万物和谐并生。故《庄子·至乐》亦云：“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

“是故，昔之得一者：天之性得一之清，而天之所为非清也。无心无意，无为无事，以顺其性……是以，阴阳自起，变化自正……地之性得一之宁，而地之所为非宁也。无知无识，无为无事，以顺其性……是以，山川自起，刚柔自正”(同上)。此段注解表明，天之清、地之宁，并非刻意求之，乃是其循顺天道、无欲无为之必然结果。反之，“天”、“地”以及“万物”若执着于“清”、“宁”、“生”，以此为目标从而有所作为，则会适得其反也，即“使天有为，动不顺一，为高得卑，为清得裂……使地有为，动不顺一，为直得枉，为宁得发”(同上)。

至德之人，可由上述之理悟及生存之道。由万物得“一”以存，可知人亦须体“道”而行；由万物之善(指物之本性)不能刻意求之，可知人生须顺物自然，不可强求也。由此，妄求富贵者，亡之道也；反之，若能和光同尘、辞尊居卑，不慕显贵、不求高处，自能“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故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对于治国而言，则“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三十九章》)，有道之君，虚怀若谷、卑弱自持；百姓因之奉为北斗之尊、爱戴有加，也即“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七十八章》)。如《战国策·齐策四》中记载：“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古代圣王，若无贤士辅佐，匹马单枪，难有成就。故一国之君，应兼容并包、不耻下问，如此才能以海纳百川之势王天下也。

从反面讲，人处荣耀之时，如能降尊临卑、含蓄锋芒，即会避免潜在的祸患。《淮南子·道应训》中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此处亦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之注脚。盖“爵高”、“官大”、“禄厚”，自古为人所求，然仍不免“三怨”。因此，当人在加官进禄之时淡泊明志；在官高权重之时养心节欲；在财运亨通之时广而博施，则可以避免他人的妒忌、厌恶及怨恨，此乃“上德”，亦为人可长可久之道也。

然而，秉有上德之人，与道冥一，其心已无“贵”、“贱”、“高”、“下”之分别，故能超越世间种种相对价值，从而臻于“至善”之境。纵使一生窘困卑下，亦不觉也。故《文子·道原》中有云：“是以圣人执道，虚静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复归于道，功名长久，终身无咎。”执道之人，自守谦卑以合大道，是以谓之“至德”、“至功”、“至名”也。因此，“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中，“贵”与“高”不仅具有相对价值，与“贱”、“下”对立；而且有“至贵”、“至高”的绝对意义。

“高”且“贵”素来为人追逐，千百年来汲汲如是。然而，老子将冷峻的目光投向“下”和“贱”，见素抱朴，虚静无为。这不仅没有泯灭人之为人所应保有的尊严与责任，而且在向外驰引之心的敛退与消弭中见证了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三十九章》)。心本质朴，性本真纯，让生命卸下华丽的装束，在流光荏苒的当下淡然隐退。此时，我们会在昭然夺目的日月之光中，得到石归沧海的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