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巴蜀檄

题解
司马相如的文赋大都描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极尽铺张之能事，于篇末则寄寓讽谏。
檄是古代用作征召、晓谕、申讨之用的官方文书。据《汉书》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征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首领),巴蜀人大为惊恐。武帝闻之，乃遗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人以非上之意也。

　　
原文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桑颡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堕怠，延颈举踵，喁喁然旨向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处列东第，终则遣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方令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无忽！
　　译文
浦阳的郑仲辨，他的身体丰满，脸色红润，力气充足，从未有过疾病。忽然有一天，左手的大拇指上长了一个小疙瘩，鼓起来，像小米粒那样大小。他对此很怀疑，便让人们看，人们大笑不止，认为不值得忧虑。过了三天，手上的疙瘩大得像铜钱一样，他的忧虑更加深了，又让人们看，仍像前次那样笑他，认为不要紧。又过了三天，拇指上的疙瘩大得满四寸了，靠近拇指的几个指头都针扎般的疼痛，而且连四肢躯体心脏、脊椎都有了毛病，浑身感到不舒服，此时他才感到更加害怕，并去找了医生，医生看后，惊奇地说道：“这是一种奇特的病，虽然病在手指上，其实是全身的疾病，不赶快治疗，很容易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它刚发生时，一天就能治好；发病的三天之内，要十多天才能治好，现在疾病已发展得很严重了，已是非用三个月的时间不能治好的了。刚好病时，用‘艾’这种草药，一天就能治好；发病三天之内，用药物治疗十多天才能治好；现在病已发展到很严重了，甚至将漫延到内脏，否则也将为一臂的失去与否而忧虑。如果没有办法来控制内部的病变，那个疾病就不会停止发展；除非从外部加以治疗，否则病就不容易消除。”郑君听从了医生的话，每天一边服汤药，一边擦抹好药，果然到两个月后病愈，到了三个月才恢复了健康。
我因此想到：天下的事，常常发生在极微小的地方，最后却成了大祸患；起初认为不值得治理，而最终发展到无法补救的地步。当它还在容易治理的时候，却吝惜瞬间的力气，忽视它而不去管，等到酿成大祸，已过去很长的岁月了，这就需要花费很多的心血，才仅仅能制止住，就像郑君的指病一样，类似事情多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一是大家都了解其危害，大家也就能够警觉起来加以防治。哪怕形势很严重，也不值得深为忧虑。一是说祸患萌发在不必担忧的地方，包含在看不见的时候，大家都掉以轻心，不加注意，这才是君子所深为可怕的呀。
从前的国家有像郑君这样身体强壮而没有疾病的吗？爱国家的人，有像郑君这样爱惜自己的身体的吗？然而，能造成国家祸患的，难道仅仅是像手指头上的疮伤吗？郑君不曾敢加以忽视，只不过没有早日去跟医生商议，结果几乎生一场大病。何况看待国家的形势本来就马虎草率，那么严重时，就会使人力物力受到消耗，加之官吏杀害、搜刮百姓，就会加速国家的危亡；幸亏灾难才发生，就认为不必忧虑而不畏惧了，这难道可以称之为聪明吗？
我地位卑微不敢筹划国家大事，而郑君考虑周密、行动果断，不是长久作百姓的人。《左传》中不是说过“三折肱而成良医”的吗(三次折断了胳膊，成为一个好医生)(意思是可能从亲身经历中掌握治疗的方法)?郑君你如果有了官位的时候，就应当把指病作为警戒。写于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
赏读
本文首先铺叙汉武北征西讨，东指南移的武功，居高临下，平添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威；接着指出以前派遣中郎将出使的目的是因为“为善者未赏”,并不是要动干戈，这就给巴蜀百姓以心理上的安慰，至于中郎将扰民一事则言称：“皆非陛下之意”,既指责了中郎将的错误，也是为皇帝开脱。又以“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一语转到对逃避徭役者的指责，在批评完未尽人臣之道者后，又对边防将士大加褒扬，通过对比，劝谕巴蜀人士应“急国家之难，积极支持通西南夷的举措。至此，作者尚觉分量不够，又把尽人臣之道与亡逃抵诛者的后果来一个鲜明对照，更加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虽不类声讨檄文，却恩威并施，既威慑，又安抚，确有双管齐下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