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别业》（王维）

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同时人芮挺章编选《国秀集》，收开元以来迄天宝三载之诗作，此诗也被收入，题为《初至山中》。由此可推知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八年(740)至天宝三年(744)之间；且诗中言“中岁颇好道”，正与作者时年四十余岁相吻合，当为作者初隐时所作。其时李林甫当政，王维的恩师张九龄被贬，政治空气由清明变而为浑浊，他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沮丧的。张九龄见逐，不仅意味着他政治靠山的丧失，而且象征着封建开明政治的幻灭。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他一方面对官场感到厌倦担心，另一方面却还留恋名禄，不能决然离去。思想上这种极度的矛盾，使他产生了一种更为清醒的认识。此诗言：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谒璿上人》诗称：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自此后，他开始了半官半隐的生活。这固然是一种消极情绪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作者不满现实、不愿随波逐流的一面。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似乎有一种宣告自己的人生观念已转变的意味。“好道”实指追求自然的宁静淡泊，而家居南山就是根据这种追求而来。作者这种“中岁好道”，一方面固然与他崇奉佛教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在大半生阅历中对社会人生的独特领悟。而正是由于这种领悟，所以时时“兴来每独往”，兴来时有陶然山水之乐趣，有领略世事参悟人生的玄机。“兴来”常常是悠然自悟，因此“每独往”。下句的“胜事空自知”与“兴来”又是相依存的，“胜事”即言浮生世故，碌碌万事，从“胜事”中领悟引发出“兴来”，又因其兴来独往而进一步参透胜事，乃至于完全否定它： “空自知”。“空自知”可以说是一种直接的结果，是彻底领悟的终点，即认为世事皆空。这四句意在叙说自己由世路沉浮而渐入禅意。这尚属言之可及者，后面四句则是禅意之呈现，其浑然天机了不可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表面上看，这正是独行山中之所见，遁水而行直至尽头处，独坐送目，看白云悠悠飘浮天际。这似乎是在写景，其实正是作者心与物相统一的表现。“独往”而直至“水穷处”，孤坐但看“云起时”，这里都表现出一种孤怀，是形式上的孤独。然这种形式的孤独却标志着一个从“多”到“一”，进而趋于“无”的演化过程。形式上的“孤”与“无”也就成了实质上的无穷、无尽。这是只有通过体悟方能获得的。这种体悟如前所言，自是摆脱了世事万物，无所牵累所致，因而也才能“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沈德潜谓之： “行所无事，一片化机，末语无还期谓不定还期也。”(《唐诗别裁》)“无还期”的核心是任性自然，恣意尽兴。

这首诗很著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典型地反映了诗人在特定时期的精神风貌，同时，它代表了作者诗歌的基本情调和总的风格；是其在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妙境界。诗人用平淡的语言，平淡的章法，表现出韵致独到的意境，这正如纪昀所说是“由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把深沉和无限含蕴在自然闲散之中。其中名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不是一般的心旷神怡，情意交融所能解释，而是如《苕溪渔隐丛语》引《后湖集》所云：“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即是说，其妙处已不在于简单的情景关系，而在于情随景化，景随意化；因为得其真意，复又何言？

《后湖集》云： “‘中岁颇好道……’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顷年登山临水，未尝不读王摩诘诗，固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引)

右丞此诗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如辋川《孟城坳》、《华子岗》、《茱萸沜》、《辛夷坞》等诗，右丞唱，裴迪酬，虽各不过五言四句，穷幽入玄。(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三)

此等作，只似未有声诗之先便有此一首诗。然读之如新出诸口及初入目者，不觉见成，其故难言。(钟评) (钟惺、谭元春《诗归》)

(“兴来”二句)独往，是善游山水人妙诀，可以适意，若同一不同心之人，则直闷杀矣，其中胜事，非他人可晓得，惟自知而已。既无知者，还须自去适意，于是随己之意，只管行去。(徐增《说唐诗》卷十五)

查慎行：五六自然，有无穷景味。何义门： “水穷”、“云起”，本自无心； “值叟”、“谈笑”，非有期必也。纪昀：此种皆熔炼之至，渣滓俱融，涵养之熟，矜躁尽化，而后天机所到，自在流出，非可以摹拟而得者。无其熔炼涵养之功，而以貌袭之，即为窠臼之陈言，敷衍之空调。矫语盛唐者，多犯是病。此亦如禅家者流，有真空、顽空之别。论诗者不可不辨。(《瀛奎律髓汇评》中)

许印芳：此诗全作拗体，末句仍当作“无还期”，惟次句既非律调，亦非拗调，乃古调也。盛唐人律诗每用古调作起联，五、七律皆有。(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