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文《出师表》

诸葛亮文《出师表》

臣亮言：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愿，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 不效，测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据涵芬楼影印宋本《三国志》)

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有两篇章表之文脍炙人口，并传不衰，那就是蜀汉诸葛亮的《出师表》和稍后李密的《陈情表》。从文学角度看，两表都是情恳辞切、感人至深的名文，堪称双璧，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出师表》所见之事尤大，所明之理尤深，具有更高的史学价值。

诸葛亮的这篇表始见于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原本无题，后来萧统《文选》收录时加上了现在的题目。

自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始终以辅佐刘备完成统一大业为己任。赤壁一战(208)，孙、刘联军打败了曹操，刘备得据荆州，旋又取得了益州(四川全境及陕西、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遂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蜀国的形势是不错的。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攻杀关羽于章乡，占领了荆州。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次年大举伐吴，而彝陵一战(222)刘备病死于白帝城，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要求他辅佐嗣子刘禅“终定大业”，诸葛亮也表示“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此后数年间，诸葛亮作为蜀国的丞相，对外结交东吴，巩固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对内修明政治，加强军备，平定叛乱，为攻伐中原作准备。自建兴五年(227)直至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死前，他曾率兵六出祁山与曹魏交战，均无功而回。本表就是他在建兴五年首次攻魏前给后主刘禅上的一道奏疏。

全文从内容看，可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后主的嘱咐的规劝，后半部分(自“臣本布衣”至文末)叙述自己的生平与抱负，表明此行夺取胜利的决心。两部分统一在继承“先帝”遗志、完成大业这个基本立意之下，具有深密的内在联系。

对刘禅的嘱咐着重在三个方面，即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亲贤远佞。

文章起笔就指明了蜀国当时面临的形势，语重而心长“……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对现实的清醒估计，目的自然是引起后主的警惕和自勉。彝陵战后，蜀国元气大伤。虽经数年的励精图治，仍未能根本改变蜀国地处僻远、国力贫弱的劣势，而诸葛亮的伐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试图改变强弱对比的一种努力。

蜀后主刘禅是一个暗弱无能的皇帝。“扶不起的刘阿斗”的俗谚流传迄今自非无据。从诸葛亮的表文中也可以见出，他胸无大志，堵塞言路； 他法度不明，赏罚欠公； 他宠信内臣，疏远忠良。诸葛亮的规劝针对性很强。表文一开头就指明了蜀国形势的危急，固然是为了激发后主自励之志，打消他的苟安之念，同时也是为了反跌出“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这个宝贵的有利因素。此外，表文开头一段接连三次提及“先帝”，指出刘备的事业、恩泽、遗范都还在影响、支配朝廷中的“忠志之士”，这就说明：形势虽然危急，国家却大有希望！关键在于君主能否虚心纳谏、“开张圣听”、“恢弘志士之气”。诸葛亮把广开言路这一条提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确实很有说服力。

在文章的第二段里，诸葛亮特别指出“内外异法”、赏罚不公的弊端，要求后主对侍臣(内)和官员(外)一视同仁。“法治”是诸葛亮为政的根本，执法公平是他一贯的主张和实践，所以，他“刑政虽峻而[百姓]无怨”(《三国志·诸葛亮传》)。后主的“偏私”导致“内外异法”，干扰、破坏了诸葛亮的政治主张，所以他特别慎重地提出。

在以下几节里，文章作者着重向后主谈了“亲贤臣、远小人”的问题。他向后主推举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要求后主亲近、信任他们。他并且以“先汉所以兴隆”“后汉所以倾颓”的历史经验教训来提醒后主，把这个问题提到国运安危所系的高度来加以强调。东汉桓、灵之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宦官当道而直臣蒙冤； 诸葛亮对这个历史教训痛切的陈述，对同样宠信宦官(黄皓等辈)的后主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诸葛亮对后主的嘱咐，虽然从三个方面陈述，其实彼此关联，核心是亲贤远佞，也就是施政依靠谁、拒斥谁的问题。只有真正做到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才能实现“亲贤远佞”这个目标。这一点不仅是政治清明的基本前提，也是诸葛亮出师前稳定后方的基本要求。

文章的第二部分转向自诉生平及抱负。从自己早年的志向说到受刘备知遇的经过，一直述及此后二十一年间自己承担的重任，概括了大半生的经历。这一段叙述的必要性在于：它充分表白了作者对刘备的知遇之恩、报效之诚，既可证明以上的种种建议出自肺腑，使刘禅不致产生任何误解； 又可为下文陈说“出师”的动机和原因作一铺垫。可以说，这一席话“形”散而“神”聚，思路甚密，此其一； 其次，从“先帝”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遗德中给刘禅树立了一个效法的榜样，从而加强了前面嘱咐和规箴的说服力量，用心良苦而措词得体。

文章最后围绕“讨贼兴复”这个中心，一方面表白了自己无限忠诚和志在必得的决心：“不效则治臣之罪”，可见其责己之严；另一方面对其他人也各有托付：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再次回应上文并强调了继承“先帝”遗志、完成统一大业这个基本立意，使文章上下贯通，主脉清晰。而结末数语，一片真情流露于顾盼之间，千载之下令人读之仍不能不深受感动。

刘勰论章表文体有“表以陈请”之说。他对《出师表》的评价很高，说是“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志尽”是说情意恳挚，一片赤诚； “文畅”是说文辞畅达、气势充沛。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表足以当之。章表之文是上达“圣听”的，目的是要君主采纳有关的建议，听取有关的“谠言”。这就不仅需要晓之以理，还往往需要动之以情。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除了是“君臣”这样一层而外，还义兼父子(刘备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并要求刘禅“事之为父”——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主对诸葛亮固然十分倚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但他又是个暗弱昏庸、胸无大志的君主。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师表》的格调、语气有别于一般的章表奏疏之文； 为什么作者对受表者那样苦口婆心、叮咛周至；为什么表中屡屡提到“先帝”知遇并再三表白自己对“先帝”的追思和感念。唯其关系不同寻常，作者才敢于开诚布公，不避嫌疑；唯其感情深挚、出自至性，作者才能够不假修饰、坦诚而言而收“不求自工”的表达效果。

章表之作，重在务实。当然，这并不排斥文采，却不以巧言浮词为美。诸葛亮的这篇章表所见之事大，所明之理深，所披之情真，所以文辞质朴，而益彰其事大、理深、情真。刘勰以孔融《荐祢衡表》与之相提并论，认为两表虽“华实异旨(前者辞采华美而后者文辞朴实)，并表之美也”。不愧为大家风范的评论。苏轼认为《出师表》写得“简而且尽”(言简而意尽)，是跟他对“辞达”的推崇相一致的，也是很有见地的品评。至于当时有人批评此表“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则未免是胶柱鼓瑟之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