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隐逸

所谓隐逸，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人世的逃避。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无力突破，又不能忍受，其结果，当然只有逃世一途。这一类的人，在乱世是特别的多，而逃的方法，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大部分是并不到山里去。拿现在说，有如在寒斋吃苦茶的苦雨翁，双凤凰砖斋的斋主，以及这一类的人，都可以说是依附于这种倾向。
逃向隐逸，究竟有没有出路呢？ “庵里吃茶”,“斋中弄砖”,究竟能不能消灭心头的愤闷呢？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有飞机在山林里乱掷炸弹的现代不必说，就用古事来证明吧。明季朝纲不振，天下方倒悬危迫，是所谓“执政诸大臣有杞桧之奸，林甫嵩之之娼嫉”,“伪士满朝，腐儒误国”(袁宏道：《顾升伯太史别序》)的时代，这时很多的人认为“时事至此，尚安忍复言”,而作“终老于莫厘缥渺之间”的想念。然而，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只是一种空想而已。宏道书云： “近日燕中谈学者绝少，弟以此益闲。尘车粪马，弟既不爱追逐，则随一行雅客，莳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但每日一见邸报，必令人愤发裂眦。时事如此，将何底止？ 因念山中殊乐，不见此光景也” (见钟伯敬编四十卷《袁中郎集》)。纵有短期闲静之乐，一旦飞机哄到山林，打破隐逸空气，又将如何了呢？ 而况究竟并不能闭起眼睛，要目击耳闻许多“愤发裂眦” 之事。照这样的看起来，过去的袁中郎，似乎还比今日的斋主居士积极一些。
在萧士玮的全集的尺牍里，看到了几句会心的话，——是会心的哭而不是会心的笑——说是“四方蹙蹙，日甚一日，蹙蹙犹可，日蹙且日 缩，视此未缩，曾余几何？”(《答曾二濂》)当时的事实，和今日颇有些相象。“曾余几何？ ” 东三省既如黄鹤之一去不返，华北又岌岌可危，做隐士，逃避，究竟能逃避到那里去呢？ 三百年前中郎能理会到的问题，难道三百年后的博士们竟不懂得么？ 只有以反攻来替代防御啊！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夜航集》)

赏析 这是一篇风格明朗、率直的杂文。作者旗帜鲜明，开篇就点破了一部分知识分子隐逸心理的实质： “所谓隐逸，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人世的逃避。”忧患元元，积极用世，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然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却也常常成为一部分人消极避世的遁词。30年代初，日寇侵略不断深入，国民党暴虐腐朽统治日甚一日，隐逸避世倾向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复活滋长着，其中虽也含着对黑暗政治的某种不满和愤懑，但其基本意向却不能不说是消极的。
古来隐士逸民，虽也有傲啸山林，或归依田园，以为存身之道者，“而大部分是并不到山里去”。“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自古皆然。“苦雨翁”周作人，“双凤凰砖斋的斋主”刘半农也正是这种情形，隐逸只是他们精神志趣上的追求，是并不真的到山林深壑去的。本来是宗法社会的叛逆者，又呼吸着现代文明的空气，置身现代都市，却又标榜隐逸，这在作者看来是不免有些滑稽的。
当然，问题还不仅在这里，关健是隐不成。“逃向隐逸，究竟有没有出路呢？”如果真能一抒愤懑，也还罢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一层，作者主要是通过揭示明季袁宏道等作家内心的矛盾——欲隐而终不能隐，给予周作人、刘半农等的隐逸倾向以有力否定和批判。国事日非，虽是古代知识分子尚且不能绝然撒手，还会有“愤发裂眦”之事，生在现代，如果全然无动于衷，一味追求隐逸，不是更见出消极而不切实际了吗？
文章采用揭出史实，对比论证的方法。作者所以多举明季的事例，一者周作人等常以明季小品作家相攀援标榜，二者，明季世相和30年代旧中国也颇相近，社会黑暗，外侮加剧，更重要的是都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因而文章对史实的选择有强烈的针对性。如果说第一层主要侧重主观心境上的对比，第二层则是侧重客观环境上的对比。强邻拶迫，国土日缩，即令真的要隐逸逃避，也已避无其地，周作人们该不会看不到这一点。这样，作者就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堵死了周作人等的退路，于是作者正面提出自己的论点：以积极的反攻来代替防御，这才是人间正道沧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毫不牵强。
作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对手也常以古人作盾牌，所以文章也便多从古人古事着眼，从古今对比中显示隐逸者的谬误，也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章还多用设问、反问，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的宽厚学者风度，给对方留下反躬自省的余地，同时，在史实俱在、道理已明的情况下，这有时比正面驳诘更耐人寻味，也具有更深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