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注释】

选自《尚书·舜典》。

诗言志：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志：意，思想。

歌永言：歌是延长诗的语言，舒缓地徐徐地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永，长。一说通“咏”。“永言”即咏唱诗的语言。

声依永：声音的高低又和舒缓的咏唱相配合。声：五声，即宫、商、角、徵、羽。依：伴随，配合。永：舒缓的咏唱，长言。

律和声：律吕用来调和歌声。律吕：六律六吕。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和：应和，协调。

【赏析】

《尚书·舜典》记叙了古代帝舜的光辉事迹。舜曾任命夔为乐官，说：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意思是：诗用来是表达人的思想怀抱，歌用来舒缓咏唱的语言，五声要根据唱的歌词来选定，六律要与五声相和谐。

舜对诗歌和音乐的理解非常精当。其中“诗言志”反映了早期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也是贯穿中国诗歌史最有影响的创作主张，朱自清先生曾称其为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诗言志”中的“志”，指思想、志向、抱负等。先秦的言志，是要求诗歌表现人的志意，强调诗歌作为政治伦理工具的性质，提倡“事父”、“事君”和“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所以实际上讲的是“政教”，即儒家之道。 从荀子起，才开始注意到“志”包含有“情”的内容。荀子既主张“言志”，又十分重视艺术由情而生、以情感人的特点。他一再反对不重视人的情感表现的观点，主张言志和感情是相统一的。

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更加明确。如《毛诗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同时又强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汉书·艺文志》也在“诗言志”后，又强调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明确将情、志并举。汉代刘歆《七略》更明确地提出了“诗以言情”的主张。有人甚至认为，“言志”本身就包含着抒发感情。如汉代王符说：“诗赋者，所以颂丑善之德，泄哀乐之情也。”但又强调要对感情给以严格的限制，如《毛诗序》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诗歌的“情”必须符合封建礼教的伦理道德规范。

汉末以后，抒情诗歌大量出现，诗歌中言情的特点更为突出，人们对诗歌的抒情特点也更加推重，于是晋陆机提出“诗缘情”的理论(《文赋》)。诗缘情侧重抒情，并不排斥言志。但由于“志”长期被解释成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情”被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诗论中出现了“言志”与“缘情”的对立。

自《毛诗序》后，六朝的刘勰、钟嵘等理论家基本上都承情志之说，主张情、志并举。唐代孔颖达进一步认为，志与情是一个东西，言志与缘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在《左传正义》中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以后从唐白居易到清代叶燮、王夫之等，都坚持情、志并重，使“情志并举”论成为中国古代诗论“诗言志”说的主流。其支派尚有重情派和重志派。

重情派偏重抒情，对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有所忽视，但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总结贡献较大。他们强调感物吟志、为情造文，言志与审美相统一，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真实地反映现实，达到文质并举、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等等，正确继承和发展了“诗言志”的传统，丰富了“诗言志”的理论和内容，对历代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志派即重理派，代表诗人为裴子野、及宋代的理学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