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民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无数次的艰难坎坷，这个民族始终没有解体，这个民族始终没有屈服，她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所畏惧地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不断地开辟着前进的道路，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尽管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中华民族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秀传统也是多方面的，然而，谁也不能否认，爱国主义始终是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精神力量，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选集》第3 卷第608页)祖国的內涵丰富深广，它不仅包含自己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物产、山川河流、森林矿藏、道路疆域，而且还包含着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因此可以说，祖国就是人们自己及其祖先所在的那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作为这些环境的主体的人民群众。祖国，这是一个最亲切、最庄严、最神圣的字眼。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不主张爱国，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把爱国主义当做最伟大、最真挚、最崇高的思想感情！

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培植、积累和巩固起来的。人类作为社会化的生物，一开始就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中生活，每个人都必须从属于一定的氏族或部落，否则他就无法生存。人们不仅在自己的氏族部落里出生、成长、劳动、生活，而且使用共同的语言，遵循共同的习俗，共同保护本氏族部落的安全，共同承担失败的痛苦和享受胜利的欢乐。他们自然而然会萌发一种对氏族部落共同体的依赖和眷恋之情。这种感情并没有随着氏族部落的解体而彻底消逝，它象一股潜流随着感情的对象和表达的方式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的巨大变化浸润着一片片新开垦的感情领地。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过上了定居耕织的农村生活，在经过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辛勤劳动使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之后，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随着民族感情的积累，人们不仅对于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风土人情，故乡的一草一木，产生热烈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而且对于自己生活的民族和生长的祖国产生一种真挚而深厚的爱，这种爱的种子播在每一个人的心田，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浇灌，根深叶茂，无可动摇。尽管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内容，然而，作为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却成为自国家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感情基础和道德规范。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爱国主义这种深厚的感情就始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团结和鼓舞各国人民为创造自己民族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中国有五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爱国主义的各种表现便史不绝书。人们不仅满腔热情地赞美自己的祖国，勤勤恳恳地建设自己的祖国，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出在很长时间内领先于世界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而且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勇敢顽强的精神，不屈不挠地与国內反动统治者和腐朽势力进行斗争，奋不顾身地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略，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谱写出 一曲曲高亢激越的爱国主义颂歌。清理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

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首先萌生于对祖国壮丽 河山的 依恋。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蕃衍生息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祖国象一位慈爱的母亲，敞开宽大的胸脯，用她那甘甜的乳汁无私地哺育着她的儿女们。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融进了整个民族的生命，也寄托着民族的理想。对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对于哺育自己的母亲，谁能不衷心爱戴，梦系魂牵？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的诗人们，无不表现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赞美，一往情深。那些凝聚着他们真情实感的美好诗句，唱出了中华民族对于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和无限崇敬的赤子之情。

祖国的江山是美丽的。从碧波万顷的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从白雪皑皑的北国之巅到山青水秀的南国宝岛，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牧场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乡园林，祖国的万里江山锦绣如画，美不胜收。生长在这样优越、这样美好的国度，谁能不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歌颂祖国的名山大川，就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对祖国深厚感情的一种方式。

我国的名山中素以五岳著称于世，因此，歌颂和赞美五岳的诗歌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五岳之首的东岳泰山，景色壮丽，气势磅礴，很早就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说(《孟子·尽心上》)。“泰山嵯峨夏云在，疑是白波涨东海”(《早秋单父南楼酬窦公衡》)，李白的浪漫诗句和丰富联想，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神奇的境界。诗圣杜甫的《望岳》更是描写泰山的千古绝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没有对祖国山水的无限热爱，怎么能够写出如此情深意长、撼人心魄的不朽杰作？是啊，泰山是那样雄伟，看到它，胸中自然会涌起一股豪迈的情感，从它身上，可以感悟到祖国的伟大，从而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难怪人们要不畏艰难地攀登泰山，千百遍地歌咏泰山了。当你登十八盘，过南天门，上玉皇顶，来到日观峰前，看到那冉冉升起的红日，那红日下翻滚跳荡的云霞，怎能不产生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前途的美好憧憬，从而激发起改造社会、建设祖国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

西岳华山奇险峻峭，整个山石浑然一体，五座主峰直插云霄，四面如刀劈剑削一般，“岧嶢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崔颢《行经华阴》)，真乃鬼斧神工，壮观至极。“自古华山一条路”，登山必经的千尺疃仅有一条一米宽的石缝可以容身，攀援而上，头顶一线天开，脚踩石窝，下临深渊，真有“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寇准《华山》)之感，最险的苍龙岭，宽仅二尺余，形似鱼脊，两旁深壑千仞，陡峭如壁。人们赞美华山：“莲花五千仞，灵孕自洪蒙。每变风云色，能参造化工”(吴雯《望华山》);“倚杖高台万里秋，山川元气共沉浮”(顾咸正《登华山》)。攀登华山，是勇气与意志的考验。赞美华山，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祖国山水的深厚感情，而且表现出他们敢于藐视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念。

除东西二岳外，南岳衡山的秀丽，北岳恒山的敦厚，中岳嵩山的清峻，无不受到人们的深情热爱和一致赞美。人们歌颂衡山：“衡山绝顶祝融峰，独恃天南抗岱宗”(施闰章《望衡岳》);“鸟飞不复见，风声犹可闻，胧胧树里月，飘飘水上云”(吴均《至湘洲望南岳》)。歌颂恒山：“野禾成穗石田黄，山木无风雨气凉，流水平冈尽堪画，数家村落更斜阳”(元好问《岳山道中》)。歌颂嵩山：“蓄波含颍汝，吐气接星辰，二室云长拥，三呼响自臻”(顾炎武《嵩山》);“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张耒《初见嵩山》)。从这些诗歌中不难看出，作者们对祖国的山水，寄寓了多么深厚而真挚的感情。

中国的名山，自然远不止五岳。江西的庐山，四川的峨嵋山，安徽的九华山，浙江的天台山、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湖北的武当山，福建的武夷山，广东的西樵山，辽宁的千山等等，也都享有盛名。人们眼中的庐山瀑布是那样壮美：“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峨嵋山的月色又是那样迷人：“峨眉山水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李白《峨眉山月歌》)。天台山畔的天姥山也与众不同：“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其“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奇景，真令人神往。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安徽黄山，更是集五岳名山之精华，黄山七十二峰千姿百态，奇秀峻险，异彩纷呈，被称为“黄山四绝”的云海、怪石、奇松、温泉，增添了黄山的魅力，山上一年之中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有云雾，忽而银浪滚滚，忽而轻纱飘拂，忽而云缠峰腰，忽而日照半壁，游人置身山中，目不暇接，心旷神怡，恍若梦幻，飘然欲仙。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感。人们赞美黄山，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接天寒翠隐仙关，怅望灵区莫可攀。每向雨余觇叆叇，时从松际听潺湲。幻来只觉都无我，奇处翻疑不是山。拟筑茅茨傍丹壑，门前时看云海闲。”(吴可文《黄山作》)。他如“来当天日晴明后，望尽烟霞缥缈间”(汪玄锡《游黄山有感》);“追逐嗟丹壁，锋鋩骇笋田”(袁中道《黄山》);“欲借剪刀峰下景，好裁一半与平分”(李东阳《咏黄山寄程太守式之》)等等，都是对黄山的真情赞美。

祖国的名山是美丽的，祖国的大川同样是美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李白对黄河、长江的歌颂，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明发祥地的无限眷恋和无比热爱。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令人敬畏，更令人爱戴。万里长江，风光旖旎，气象万千。即如长江三峡，就曾牵动过无数人的情怀。三峡不仅地势险峻，江水湍激，而且周围群峰竞立，美不胜收。沿途的白帝城、高唐观、昭君村、屈原宅等名胜古迹，令人神往。古往今来，不知留下了多少赞美三峡的诗句。李白的《上三峡》、杜甫的《滟澦堆》、《白帝城最高楼》、白居易的《夜入瞿塘峡》、刘禹锡的《巫山神女庙》、李贺的《巫山高》、陆游的《三峡歌》等等，便是这些诗歌的代表。人们惊叹这里山水的壮美，更迷恋于发生在这里的美丽的故事与传说，从中领悟到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钱塘江畔的西子湖，一直是人们流连忘返，歌咏不辍的地方。“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望洞庭》);“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山初晴雨后》)。这些饱含激情沁人心脾的诗句，表现着作者们对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

对于祖国山水的热爱，绝不限于名山大川，凡是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凡是祖国的美丽土地，人们无不给予热情的赞美。如“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沈约《早发定山》)的定山，“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王维《终南山》)的终南山，“峰峰带落日，步步入青霭”(刘长卿《陪元侍御游支硎山寺》)的支硎山，“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李白《蜀道难》)的蜀道，“重岩摽虎据，九曲峻羊肠”(张正见《从永阳至虎丘山》)的虎丘山，“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韦应物《西塞山》)的西塞山，“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的商山，以及“露气闻芳杜，歌声识采莲”(孟浩然《夜渡湘水》)的湘江，“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泛》)的汉江，“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陈师道《十七日观潮》)的钱塘江等等。作者们笔下的山水，无不唤起人们对祖国的深情热爱。至于谢灵运《登池上楼》写永嘉风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王维《山居秋暝》写辋川的恬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都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对祖国的山水草木的由衷热爱。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定如是”(辛弃疾《贺新郎》)。正是因为对祖国的深厚的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在与祖国山水的感情交流中，祖国的儿女们也充分领悟了祖国对于他们的爱抚和保护，他们的根是深扎在祖国的青山绿水之中的。“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祖国的山水，祖国的人民，成了每一个炎黄子孙永远不可忘怀的最神圣的事物和最美好的记忆，他们的心总是与祖国的山水紧紧相联，与家乡的人民梦系魂牵。正是这种感情，成为爱国主义的最自然、最真挚、最坚实、最深厚的基础。三热爱自己的家乡、眷恋故乡的山水，必然会形成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正因为如此，当祖国的山河遭受外来民族的蹂躏，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外来民族压迫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总是奋不顾身地起来反抗。“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6页)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突出地表现在对外来民族侵略、压迫的反抗上。这里所说的“外来民族”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整个中华民族之外的外来民族，一是指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在相互融合的斗争过程中互为“外来民族”。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这两种外来民族压迫的反抗都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后者主要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而前者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社会。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民族及其政权在遭受外来民族压迫时，总是会出现一批以身许国、坚决抵抗的民族英雄，成为各个民族爱国主义的杰出代表。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代表人物尽管常常是统治阶级中的成员，有的甚至是重要成员，但他们能够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站在正义战争一边，反对民族压迫和军事掠夺，保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符合本民族的利益，也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爱国主义战士。

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最杰出的爱国者。当时的七国，秦、楚最强，纵横之说方炽，“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游说之士往往反复于秦楚之间，“朝秦暮楚”，随风摇摆。然而，屈原从祖国的利益出发，力主改革楚国弊政，联齐抗秦，希望由楚来统一中国。尽管他因遭谗被流放，但他并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始终眷恋祖国。一篇《离骚》，充分表达了他那忧思深广的爱国主义情怀。“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余故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这些发自内心感人肺腑的诗句，充分表现了屈原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担心，所抒发的正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正如司马迁所说：“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顾，俗之一改，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屈原的爱国思想与他的爱国行动是完全一致的，当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后，屈原不愿做亡国奴，投汨罗江自杀。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尊崇，人们至今仍不忘在端午节用划龙舟、吃粽子等活动来纪念他。

屈原之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成了我们民族的光荣传统。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总是挺身而出，以身许国，与一切来犯之敌殊死搏斗，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宋王朝是一个颇为衰弱的王朝。建立伊始，就不断受到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侵扰，辽、夏、金、元先后给宋朝边境的人民群众带来很大的灾难，因此，抵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就成了有宋一代爱国的主题。北宋初年坚决抗辽的杨业父子，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坚决抗金的李纲、宗泽、岳飞、韩世忠等一批爱国将领，南宋末年坚决抗元的文天祥等等，都得到人们热烈的歌颂。“杨家将”与“岳家军”的故事，千百年来盛传不衰，成为激励人们舍身报国的两面旗帜。《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等文学作品，也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和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不仅以实际行动参加了抗敌御侮的斗争，而且用激越磅礴的诗词燃烧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陆游的一生正是爱国忧国的一生。他始终不忘沦陷区人民的痛苦：“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他时而疾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时而慨叹：“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空有声。”(《长歌行)》他在梦中也不忘报效祖国：“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直到临死前他还在反复叮咛：“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示儿》)其坚贞的操守，炽热的情怀，既感人泪下，又催人奋起。辛弃疾则始终不忘“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时的雄心壮志，留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抗战生活，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图恢复的卑怯行径表示强烈愤慨。“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席上呈张仲固帅兴元》);“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这些激愤之词，表达了一个爱国主义战士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受命于危难之际，力图挽救南宋王朝的颓势，终因无力回天而兵败被俘。在被押解着经过珠江口外零丁洋时，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表达自己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到大都(今北京)后，他抵制了元朝贵族的百般劝降，甚至拒绝了南宋亡国之君赵昺的规劝，表明他的忠于祖国绝非忠于一姓一宗。在押三年，艰苦备尝，始终不改初志，大义凛然，一曲震撼人心的《正气歌》，唱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坚持操守、忠于祖国的磅礴正气。除汉族外，中国各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英雄。例如，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游牧在松花江和黑龙江地区的女真族，长期遭受辽河流域的契丹族国家——辽的欺压，每年要被迫交纳大量的马匹、珍珠、貂皮给契丹贵族。残酷的民族压迫激起了女真族人民的反抗，1114年，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举兵抗辽，带领几千女真人打败了辽国的十万大军，进而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金。阿骨打不仅是女真族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英勇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尽管国内反动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疯狂侵略卑躬屈膝，在洋枪洋炮的威逼下签订了数以百计的丧权辱国条约，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屈服，始终坚持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革命军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义和团运动反对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等等，无不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最广泛、最全面、最深刻、最具民族特色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不仅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而且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英勇抗击外国的侵略，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曾有过突出的表现。十六世纪中叶，当明嘉靖、隆庆年间，由日本内战中溃逃出来的残兵败将和海盗奸商组成的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成为我国人民的祸患。我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奋起反抗。以戚继光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将领，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下，带领部队经过与倭寇十余年的反复较量，终于荡平了倭患，使沿海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戚家军”的爱国事迹家喻户晓，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传扬。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则是我国人民同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斗争的光辉范例。明朝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开始东来，从1604年以后，他们便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1624年，被明军从澎湖列岛赶出的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修筑城堡，实行武装统治，残酷掠夺奴役台湾人民。1661年4月，郑成功率舰数百艘，在台湾禾寮港和北线尾登陆，依靠当地高山族人民的支持，围困和攻打荷军占领的城堡，击退了从印尼赶来的荷兰援军，迫使荷兰侵台军总督揆一缴械投降，沦陷了三十八年的台湾宝岛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沙俄势力入侵我黑龙江地区，先后侵占雅克萨、尼布楚等地，灭绝人性地烧杀抢掠，以后又侵扰松花江一带。1685年至1686年，康熙皇帝两次组织清军向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发起进攻，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迫使其放下武器，走到谈判桌前。1689年，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从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抵御外来民族侵略、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民族心理，树立起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涌现出一大批光照日月、永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四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她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相续，在世界民族中是罕见的。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荣爱国传统。这种传统，不仅对于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我国上古神话中黄帝战蚩尤的传说，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炎帝和黄帝联合打败蚩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些部落便逐步以黄帝为首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氏族——华夏族。由于黄河流域在上古时期一直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一直称自己是黄帝的后代，居住在黄河流域一带的民族也自称是华夏族，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第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中原华夏民族外，还存在许多少数民族。东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蛮族，北方的狄族，他们的势力很大。在华夏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诸侯国同戎狄蛮夷之间进行着长期的兼并战争，战争的各方既相互残杀，疯狂掠夺，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社会经济遭到一定破坏的同时，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也得到了迅速交流，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历史也因此大踏步向前迈进。从公元前230年开始，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激烈战争，秦国终于消灭了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时期，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得到更充分的交流，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最初的汉民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民族大融合。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族，陆续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居，在北方和西蜀等地先后建立起十六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晋室南移，中原地区的人民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而原来居住在我国西部和北部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大量移居黄河流域之后，学会了农业生产技术，在同汉族杂居的同时，受到了汉民族先进文化的熏陶，促进了本民族的进步；汉民族也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各民族之间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增强，大团结的基础进一步巩固。

唐朝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安史之乱以前，唐代各民族关系一直非常融洽，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关系密切。唐代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任命了一批少数民族领袖担任都护府下的各级官吏。在东北设立了黑水都督府，管理黑龙江流域的大片地区；以后又设立渤海都督府，管理松花江上游地区。在云南设立了姚州都督府，管理洱海一带。都城长安有各地方政府派驻的常设代表，长安西市是各民族商人集中贸易的地方，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装束的各族人民自由交往，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民族团结。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的吐蕃族后，唐朝与之通婚，文成公主到藏后，对发展汉藏民族团结，促进西藏经济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一次次民族大融合中，出现了不少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杰出人物。他们赞成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他在完成统一之后所执行的残暴统治而否定他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秦二世而亡，并不是由于它执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而是因为它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从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而促进社会发展的杰出人物历代皆有。东汉的班超以军司马之职出使西域，只带从人三十六名，由于执行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友好政策，赢得了鄯善、疏勒、于阗等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赶走欺压西域人民的匈奴奴隶主势力，恢复了西域都护，重开“丝绸之路”，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社会进步。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其统治期间，极力消除鲜卑族与汉族的隔阂，任用汉族官员，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为了促进本民族更好地学习汉族文化，他不顾鲜卑族贵族的反对，毅然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以其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采取了十分开明的民族政策。“贞观之治”不仅是封建政治的翘楚，也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在他统治时期，能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强迫他们与汉族杂处通婚，保证少数民族信教自由，给予他们同汉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少数民族不仅可以担任朝廷官员，还可以在长安附近居住。唐初在边远地区设置州府，一般都任用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州府官员。我们可以从唐太宗对有关突厥族的处理中理解他的民族政策。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突厥两可汗乘太宗新立，领兵进逼京师，直至渭水便桥之北，太宗并没组织反击，而是领六骑亲出，与突厥可汗隔津而语，责其背盟，突厥可汗疑太宗有备而退兵。后来突厥频频侵扰中原，太宗在派兵征服突厥后，捐弃前嫌，大量任用突厥贵族到朝廷作官。贞观十三年(639年)，当太宗驾幸九成宫时，突厥可汗的子弟阴结部落数十人夜袭太宗御营。事平之后，太宗既没对突厥部落进行镇压，也没将其驱逐出境，而只是让他们从黄河南岸的河套地区迁往黄河北岸。唐太宗采取的民族平等和兼容并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贸易、思想、文化的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唐太宗因此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汉唐气魄”也为后世所景仰。

对于那些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破坏民族团结，出卖民族利益，妄图分裂的民族败类，中国人民向来是坚决反对的。西晋的“八王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明代的“宁王之乱”，清代的“三藩之乱”和“噶尔丹之乱”等等，都在人民群众的反对中以失败而告终。至于象后晋石敬塘那样以割让燕云十六州来换取契丹贵族的支持，不惜损害民族利益心甘情愿地做契丹贵族的儿皇帝，象南宋秦桧那样处心积虑地破坏民族抵抗斗争，死心塌地地出卖民族利益，象明代吴三桂那样为了个人利益无耻地引清军入关等等，更为中国人民所不齿。西子湖畔岳王墓前双膝跪地的秦桧夫妇，一直被人们用铁手批颊，便是极好的证明。

对于那些坚持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所作所为，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不予支持，而且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汉武帝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有较为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因此，班固在《汉书》中为武帝作传赞时“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辞”，其所以如此，实质上是批评汉武帝的民族政策，“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其《西域传赞》亦谓光武闭玉门关，谢外国朝贡，虽大禹之叙西戎，文帝之欲走马，殆无以过。其持论犹此意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至于元朝统治者将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压迫，当时就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而且一直受到后人的批评。

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在各民族友好交往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在统一国家的强有力的保护下，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形成了极有特色的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就农业和手工业而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生产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例如，秦汉时期居住在塞北、西域的匈奴等民族培育出了驴、骡等许多优良牲畜品种，这些牲畜的传入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很大促进。张骞通西域后，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多种作物的栽培技术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地区的作物品种，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北方种植的高粱，是西南少数民族首先种植然后传入的，而棉花则是由新疆人民和海南人民首先种植，分别传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宋元之际，居住在长江、黄河流域的汉族的棉织技术仍然是落后的，元代著名民间女纺织家黄道婆，年轻时由江南水乡乌泥泾来到海南岛，向当地黎族人民学习轧花、纺织、漂染等一整套棉织技术，改进并制造了当时颇为先进的脚踏纺车，后来回到乌泥泾传授推广，促进了江南棉业和纺织业的发展。至于中原地区先进的科学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丝绸之路”将中国丝绸和陶瓷等手工业产品及其生产技术传入西域各国以至整个欧洲。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中国的古代文化。而中华民族各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又是建立在爱国主义的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五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满足其腐朽生活的贪婪欲望和维护其反动统治，封建统治者们常常不顾祖国的前途，不管人民的死活，横征暴敛，肆意盘剥，刀兵相加，囹圄以待，投广大人民群众于水火之中，置祖国前途于绝路之上。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自身的利益，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揭竿而起，与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作坚决的斗争。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从国家的前途和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也勇敢地站出来，以天下为己任，提出改革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张，并积极投身改革运动，为祖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贡献。无论是反对腐朽统治，还是进行社会改革，都出自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都是传统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无法忍受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推翻这种统治，社会已经不能向前发展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和对祖国的主人翁精神，高举起义的大旗，向反动统治者发动进攻，重新开辟历史前进的道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末的黄巾起义，隋末的李密、窦建德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宋代的方腊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等等，就是二千年来数百次农民革命的突出例证。这些起义军的领袖，都是杰出的爱国者。起义军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社会要求和“大顺”、“大明”、“天国”等社会理想，代表着广大人民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普遍关心以及对美好理想的积极追求。由此可见，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比一切剥削阶级要坚定得多，也深刻得多。

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常常引起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的严重关注。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积极地主张改革社会政治和经济，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他们有的对最高统治者的贪婪残暴敢于犯颜直谏，有的对奉为圭臬的祖宗成法敢于除旧布新，有的提出抑制豪强、打击社会腐朽势力的政治主张，有的实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的新经济政策等等，都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忠于祖国的勇气和热爱人民的热情，同样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贞观之治”可谓太平盛世，然而，贞观十三年，魏征却上《十渐不克终疏》，批评李世民治国理民已在十个方面不及贞观初年，特别着重指出他“轻用民力”的错误。魏征的批评对于一个有作为的君主来说，无疑是一副清醒剂；而唐太宗能够接受批评，正说明他的确是一个注重国家利益的开明君主。这种敢于提出批评和勇于接受批评的精神，对中国政治有着良好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言不讳批评皇帝过错的人史不绝书，而能够有唐太宗之雅量和胸襟的皇帝却百不及一，这就更要求批评者有“舍身求法”的勇气。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上疏，历数明世宗朱厚熜一意修真、不理朝政、竭民脂膏、滥兴土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的种种弊政，几于唾骂。“海瑞骂皇帝”的勇敢精神一直为人民所称道。万历十七年(1589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疏献四箴以谏，指出明神宗朱翊钧酒、色、财、气“四者之病，胶绕身心”(《明史·雒于仁传》)，并替他开出治病“药方”。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疏朱翊钧言矿税之害，毫不客气地指出：“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这些愤激之言，已越出传统君臣之礼所允许的范围，其实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控诉。关心民生疾苦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陈子昂的“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感遇诗三十八首》)，李白的“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现了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崇高精神。杜甫之被称为“诗圣”，正是因为他的胸中始终装着人民，他的诗中始终不离人民。他不停地为人民的痛苦大声疾呼：“谁能扣君门，下请安井田”(《宿花石戍》);“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其代表作《三吏》、《三别》，不仅真切地描绘出广大人民群众在如狼似虎的官吏的压迫下，在腥风血雨的内战折磨中所承受的巨大苦难，而且寄寓了作者对广大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深刻批判。杜甫的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不朽诗篇，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为了挽救社会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不少地主阶级政治家以极大的勇气与魄力，推行改革，力挽狂澜，充分体现出“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坚定意志与爱国情怀。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列宁全集》第10卷第152页)的王安石，在宋朝长期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推行以理财为中心，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经济改革，颁布并施行了一系列新法。新法抓住抑制豪强兼并、减轻农民负担这个关键，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充实了国家财力。在改革受到保守派的攻击、阻挠、破坏的时候，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迎接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使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明万历时期，面对吏制窳败、兼并激烈、国库亏空、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张居正首先制订“考成法”以整肃吏制，继而推行“一条鞭法”以改革赋役。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而且适应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推动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鲁迅曾经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些为民请命的人，那些舍身求法的人，他们的高尚情操理所当然地为后世所景仰。他们勇于改革的精神是不朽的，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不朽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民族才永远充满活力，充满希望，才有引为自豪的过去，才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六

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始终是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必须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万众一心，努力奋斗，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江泽民同志指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为光明的新中国。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1990年5月3日>)

由于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此，我们在继承我国古代爱国主义传统时，应该注意剔除那些受当时历史局限而形成的落后的陈腐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爱国常常与忠君紧密相联，而忠君思想中无疑渗透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意识，显然是不利于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苏武出使匈奴，仗汉节而不屈，表现了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然而，他的爱国思想中却包含着不少祖德君恩的观念。苏武曾向李陵表白过：“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于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汉书·苏武传》)很明显，苏武的爱国，主要是忠君。虽然在民族斗争中，君主常常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而受到爱国者的崇拜，忠君与爱国因此不易分割。然而事实上，君主并不总是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破坏甚至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忠君也就必然会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南宋岳飞在收复中原节节胜利准备直捣黄龙府与诸将痛饮的时候，不得不接受皇帝的诏令停止对金的进攻，班师回朝，使统一中国的爱国事业毁于一旦，这就彻底暴露了忠君与爱国的矛盾。事实证明，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要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改造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就是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信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损害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地为实现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贡献自己的一切。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爱国主义特征的精辟概括，为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指明了方向。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光明的前景，集中体现着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就是要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祖国的统一，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也是统一的。”(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和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就是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就是要使人民真正成为建设和管理自己国家的主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本质上是统一的。科学精神是一种现代意识，是任何由落后向发达飞跃的民族所必须具有的。有了科学精神，就能不迷信权威，不崇拜偶像，勇于进取，善于创造，严于求实，乐于合作。有了科学精神，就能实行决策科学化，管理制度化，生产社会化，就能形成一种整体观念和现代意识，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就是要树立科学精神，培养现代意识，振兴我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本质上也是统一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政治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将自己封闭起来的民族和国家，决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脱离国际大环境而孤立地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我们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这种学习，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和各国人民一道，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