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音乐舞蹈对中原文化的突出贡献

新疆自古以来被誉为歌舞之乡。西域的于阗乐、龟兹乐、疏勒乐、悦般乐(天山以北的匈奴乐)、高昌乐、伊州乐(哈密古曲)等都很负盛名，其中名声最大和影响最深的是龟兹乐。这些音乐从公元前1世纪起先后传入中原，曾在国内各民族中流行，对我国的音乐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说，瞿萨旦那(即今和田)“国尚乐音，人好歌舞”。远在汉代，于阗乐已成为宫中节日活动的项目，在民间也很流行。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就很爱于阗乐舞，会弹瑟高歌，吹笛击筑。《西京杂记》载，有一年7月7日，高祖与戚夫人驾临百子池游玩观俗。只见城外灵女庙前大奏于阗乐，祭神的人们手臂相连，边唱边跳。他们也为之感染，加入了歌舞的行列。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曾带回西域的羌笛等乐器和大型套曲《摩诃兜勒》,交给了着名音乐家李延年。李延年根据这些散乱的资料，谱写了《入关》《出塞》等二十八首具有西域风格的雄浑昂扬的乐曲，作为当时的军乐。西域乐曲给中原传统音乐以很大的冲击，开创了雄歌健舞的一代风气。
公元6世纪中期，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汗国的阿史那公主为皇后。阿史那公主精通音乐舞蹈，弹的一手好琵琶。她出嫁时，突阙可汗深知女儿酷爱音乐，便将一支由龟兹、疏勒、康国等地组成的三百人的庞大乐队，作为陪嫁送至长安。他们中有歌唱、舞蹈演员，也有着名的龟兹音乐家苏祗婆、白明达和白符通。他们带来的乐器有五弦琵琶、竖箜篌、羯鼓等。北周武帝在阿史那公主的协助下，对中原音乐进行了改革，在制定宫廷雅乐时，采用了西域与中原相混合的所谓“戎华兼采”的方针。阿史那公主还定期举办西域歌舞大会演，会演中已出现了《胡旋舞》《达摩支舞》等耳目一新的西域乐舞。
隋代统治者也都很崇尚歌舞。据《隋书·音乐志》中记载，公元610年，高昌王麹伯雅派一个乐队，到长安献高昌着名的《圣明乐曲》。隋炀帝让高昌乐队同宫廷乐队同时表演了《圣明乐曲》。这两个乐队的表演一脉相承，浑然一体。可知当时西域的音乐舞蹈在中原很流行。
隋唐时代，西域众多造诣很深的音乐家纷纷来到中原。像高昌人何妥，作清平瑟三调声，并整理了四部中原舞曲。他的音乐论着甚多，其中有《乐要》一卷，主张以中原旧乐为主，兼吸收西域少数民族音乐，融合成中原新音乐。再如疏勒人裴神符，不仅是琵琶演奏家、改革家，还是一位作曲家。他创作的乐曲《火风》,表现了西域的生活风俗，情绪欢快热烈，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并被改编。另外见载于史书的还有于阗音乐家尉迟青、尉迟璋等。他们对推动我国各民族音乐的交流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唐朝设置的十部乐中，有《龟兹》《疏勒》《高昌》三部是西域的音乐。到唐玄宗李隆基时，长安城中出现了一股“西域热”,出现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元稹);“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的情景。唐玄宗精通音律，特别喜爱西域音乐舞蹈。他每三年要举行一次西域音乐演唱会。每次的音乐会都非常盛大，鼓乐齐鸣，通宵达旦。天子要选拔梨园中最优秀的演员表演技艺。杨贵妃也要吹玉笛，弹琵琶，跳西域的胡旋舞。在宫廷的带动下，长安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了一时的风尚。每天，许多西域人开的酒店里，在乐器的伴奏下，胡姬载歌载舞，以招徕客人。大诗人李白《前有樽酒行》中描写道：“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看来，酒店里的欢乐使诗人陶醉了。那时，西域游牧民族中曾流传的马舞也进入了中原。那些被汉武帝誉为“天马”的乌孙马，被驯化为舞马，跳《乌孙马舞》。它们一听到西域乐曲《倾杯乐》(裴神符创作),就会奋首鼓尾，翩翩起舞，那舞姿憨态百出。
宋朝宫廷大宴会上所奏的十八调四十大曲中，明显地含着浓厚的伊州乐和龟兹乐的成分，而且“乐器多因西域取”(沈辽《龟兹舞》)。当时的十六种队舞，其中《醉胡腾队》《玉兔浑脱队》《射雕回鹘队》等都深受西域舞蹈的影响。
西域音乐舞蹈在中原广泛流传后，它不仅影响了宫廷的音乐舞蹈，影响了民间的音乐舞蹈，而且还影响到填词、戏剧等各个方面。古代的词都要按谱填词，合乐歌唱。至今犹存的词牌中的《苏幕遮》《北庭子》《天仙子》等，都是出自隋唐时代的西域乐曲。唐代盛行的大型乐舞后来发展成为宋元戏剧音乐。显然，西域音乐舞蹈艺术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在融会于中华艺术文化大动脉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奉献了自己的养料，促进了祖国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它是天山文化中对祖国文化最突出、最重大的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