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表面气势汹汹，其实色厉内荏，深“疑帝制之难安”。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之时，他就在国务紧急会议上抱怨过：“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指“洪宪”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1]极力为自己的丑行开脱。12月31日，他虽硬着头皮，申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由于害怕引起更大的“变乱”和所谓“匪徒蠢动”^[2],毕竟没有勇气依原计划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至2月23日，他更公开下达延缓登极令说：“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3]28日，又申令早已被他遗弃的“立法院”提前于5月1日召集，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复选当选人，企图以此缓和全国人民的反抗。
然而，时局的发展并不以袁世凯的意志为转移。不仅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讨袁斗争仍在猛烈发展，与此相联系，袁政府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也急遽发展起来，从而更加速了他的失败。
首先是财政陷入破产。云南独立前，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耗资约六千万元，财政本已极其困难。云南独立后，为了镇压护国军，各项费用更加浩繁。光张敬尧督队南下，曹锟布置司令部及设兵站、安粮台等种种开支，便用去五百余万元。结果，连大典筹备处呈领二十万元登极费，也未获“照数全支”,仅领得“十二万元”^[4],可见其财政已拮据到何等程度。
为了渡过这一难关，袁世凯先令各省将中央直接收入之款认真整理，按月督解，不得有丝毫挪欠及截留情事；继则设立洪宪元年中央专款，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月各二十万元，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月各十五万元，四川、福建、安徽、江西四省月各十万元，山西、陕西、奉天、吉林四省月各五万元之数摊派筹解。他并一面于2月底命警厅暗禁商民前往中国、交通银行提款兑现，5月12日更公开发布停兑令，以维持此两大纸币发行银行在金融界的信用；一面命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二千万元，胁迫全国官民认购。此外，他还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不止一次地试图以各种税收和利权作抵，换取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支持。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竹篮打水，完全落空。不管袁世凯怎样三令五申，催促各省速解“应解中央之款”,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解款综核处作为专办各省解款机关，然而事实却是：置诸不复者有之；答以“云贵事起，为保卫本省安宁，费用骤加，无款可解者”有之；借口地方危急，反向袁世凯请款者有之。财政总长周学熙束手无策，惟“转陈袁氏，徒唤奈何而已”^[5]。对洪宪元年中央专款，除奉天段芝贵先后汇解三十万元，鲁、豫、苏、赣等省总计解交百万元外，“各省或解未足额，或因军务倥偬，呈请截留”,实际解款者寥寥无几^[6]。中国、交通银行“经袁下令维持，商会演说劝导，警厅暗中严禁后，商民提款兑现者”不但没有减少，反日有增加，“形势愈觉不稳”^[7]。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也未给他带来什么转机。人民膏血早已榨干，加上灾荒频仍，哪有余力认购公债？何况他卖国称帝，久已失信于民，即有余力，也无人受骗。无怪乎不少地方官吏在电复袁世凯询问能应募公债若干时，或答以“现在情形与年前不同，前定募额能否足数，殊无把握，或以该处人心未定，募债实多困难等语”^[8]搪塞。由于全国商民拒绝认购，原定二千万元的公债额实际仅得七百万元。至于对外借款，在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下，更是一无所得。“初向日本某银行借款二百万，而某银行拒绝之。继以水电公司担保向美国借款四百万，而美国拒绝之”^[9]。其他各国自1914年卷入世界大战后，自顾不暇，又怎能救袁之急？所以，英国麦加利银行董事一见梁士诒欲启齿借款，便“立刻拒绝”^[10]。不仅如此，连袁政府赖以苟延残喘的盐税余款也为各国所扣留^[11]。在此内部罗掘已尽，对外告贷无门的窘境中，袁世凯的财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破产的深渊。
其次，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更加公开化了。前陆军总长段祺瑞虽然迫不得已，于9月21日以管理将军府事务名义列名“劝进”^[12],但背地里却满腹牢骚，另有打算。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拒不遵命。帝制派投寄匿名信恐吓他，他坦然表示：“武人不怕死。”^[13]1916年2月底，他甚至不顾袁世凯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14]。
与段祺瑞采取同一态度的还有江苏将军冯国璋。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他已不满足于做一省之主，而野心勃勃地想要接袁世凯的班，过一过总统瘾了。这是他反袁称帝的根本原因^[15]。1915年12月18日，袁特任他为参谋总长，并表示可先依昔年黎元洪在武昌“遥领”先例，暂不遽卸南京军署责任。冯国璋懂得这是对他拥兵在外不放心，借口“政躬违和”,一推了之，连南京军署事务也交其参谋长师景云和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代拆代行。至于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屡次要他代替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一席，就更无意承担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袁世凯虽曾先后以“调查防务”等名义，派蒋雁行、阮忠枢等心腹干将前往南京对冯国璋阴加监视，又以“赐药”、“诊病”为名，派去大批所谓“医官”,直接“驻署诊视”^[16],使他“半失自由”^[17],但终究未能阻止他与上海各派反袁势力和西南护国军的暗中联系。1915年11月中旬，冯国璋派人至沪，通过清朝遗老郑孝胥密约欧事研究会李根源等赴宁共商大计。只因临事发生变故，李未能成行。12月18日，梁启超刚刚潜抵上海，就有冯国璋的代表登门求见，告知冯被袁世凯任为参谋总长后，“自危甚至”,极盼云南“速举”。据梁启超事后回忆说，早在“滇师初起时”,冯就曾与他“密布腹心”,表示“已有迫袁退位之决心”^[18]。此外，冯国璋还与中华革命党陈其美以及当时同在上海从事反袁联络活动的原进步党党务部副部长孙洪伊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云南唐继尧所派联络代表李宗黄，他不仅拒不执行袁世凯“严拿究办”之令，反于1916年二三月间待以连续两次接见的殊礼。头一次，他向李表示：“至低限度，我这边的队伍是决不会开去跟护国军打仗的。这一点，你请唐督【将】军尽管放心。”^[19]第二次，他答应三事：1.立即复电唐继尧，表示赞同推翻帝制，恢复共和；2.由他负责维持长江中下游各部北军的绝对中立，尤将拒绝增援川、湘北军的命令；3.必要时，他将联络长江各督发表通电，请袁取消帝制，并宣布调停时局办法^[20]。果然，3月10日，他宣布“政躬渐就平复，自即日起消假视事”。接着他乘广西宣布独立之机，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21]等联名致电袁世凯，请速行取消帝制。这就是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将军密电”。冯等五人都是袁世凯亲手提拔的门生故旧，而且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他们的挑战，对袁精神上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据当时报载，袁阅电后，惊恐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22]。
然而，冯国璋尚非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与护国阵营暗通声气的人。据梁启超说，东南诸镇大多如此。孙洪伊也说，淞沪护军副使卢永祥曾通过他与上海商会秘密接洽过上海独立事宜。海军与革命党人张继、柏文蔚、耿毅、何成濬等也“颇有联络”^[23]。至于像段祺瑞那样消极抵制帝制的，就更不乏其人了。1916年2月，袁世凯以川、湘战事屡败，拟征调各省军队组织征滇第二军增援前线，但各省将军大多以防范本省为词，不肯受命。奉天将军张作霖初借口“防地紧要”,表示“未便将得力军队分出”,后又借口饷械问题，与袁讨价还价，最后在袁世凯满足其全部要求的条件下，才勉强答应以半师兵力开赴湘边^[24]。山东将军靳云鹏以“鲁省近日民党举事风传甚急”为由，电请袁世凯许其募够新军十营后，“再拨第十旅南下”^[25]。其实，即使奉命出发之师，也并不真愿为袁卖命。曹锟受命为征滇第一、二两路军总司令后，滞留岳州迟迟不发，甚至密电所亲，求代为打通关节，以免此行。张敬尧索饷要挟，节节观望。李长泰停驻合江，按兵不动。冯玉祥虽一度拼力攻占叙州，然而城下之后，却止戈不进。范国璋、唐天喜非留“后方”,即保“路线”,所驻均非前方战线重要部位^[26]。连汤芗铭也从自身利益出发，拒不接济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其内部矛盾之深，意见之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前面说过，袁世凯酝酿帝制之初，无论是东方霸主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英国与德国，都曾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表示过不加干涉之意。这是袁世凯敢于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决心称帝的根本原因。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命驻日公使陆宗舆将筹备帝制的“真实内容”密告日本政府，以示亲密之际，日本政府却在贪婪的侵华野心的驱使下，突然改变了主意。1915年10月11日，大隈重信致电驻华临时公使小幡酉吉说：“无论从那一方面言，日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而特殊，由日本自身利害加以衡量，日本毕竟无法容忍事态(指袁世凯称帝)之自然发展。”^[27]并命令他质问袁政府，能否保证不因称帝而酿成事端。1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拟邀约英、俄、法、美等国共同向袁提出警告。当时除美国外，其余三国均忙于对德战争，无力兼顾远东，即有异议，也不能不顾及盟国之谊而力为迁就。于是，日、英、俄三国遂以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直接间接影响日本及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为由，命令他们的驻华公使于28日向袁政府提出了第一次劝告。小幡口述日政府训令说：帝国政府“以友谊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未然”^[28]。英、俄二使也作了同样劝告。法国虽因时值内阁更迭，未及参与，但仍于30日令其驻华公使康悌与日采取一致行动。只有美国觉得追随日本捞不到多少好处，而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词，拒绝参加。
对这突如其来的警告，袁世凯因先有大隈和朱尔典“不加干涉”的暗中许诺，初本不在意，以为不过是日本为攫取更大权益所作的表面文章。因此，他在11月1日分别答复日、英、俄三国公使时，除了声明“实行改革，断不致发生事端”外，只字未提是否延缓帝制的问题^[29],实际上就是拒绝劝告。岂料这时的日本却是动真格的了。据陆宗舆3日自日本报告：日“海军已有二舰南行，外务省已预备第二警告，为借口出兵保护之准备”;又说：他刚刚会晤过石井外相，石井对袁政府的答复“殊深遗憾”,并表示日政府将“另作计议”。6日，石井再次接见陆，声称如中国数月内仍改帝制，将被认为是对日本的“欺侮”,态度极为强硬^[30]。至此，袁世凯才感到事态严重，为缓和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反对，不得不于9日非正式声明本年内不实行改制^[31]。11日，又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面谈，密告“国民解决国体之后，应行各事，头绪纷繁，必须筹办，择一合宜时间，方可举行大典，同有不得不稍缓之势”^[32]。他以为这样总可以堵住各国的悠悠之口了。可是第二天，意大利代理公使请缓办帝制的照会又送到外交部，三国劝告扩大为五国劝告，袁世凯这次答复，同样未能阻止各国对帝制的干涉。此后，日、英、俄、法虽曾一度为中国参加欧战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英、俄、法三国为了拉拢袁世凯对德宣战，甚至打算以承认帝制为交换条件，但却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在日本的活动下，12月15日，五国驻华公使向袁政府提出第二次警告，声称“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之态度”^[33]。
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世凯迟早必败，将对帝制的外交干涉政策，开始转变为倒袁政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16年1月15日，它以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和避免两国间各种误解为借口，突然宣布不接待原来准备以亲王殊礼接待的袁政府贺礼赠勋特使周自齐。紧接着，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又命在袁政府充当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将日本将采取强硬态度之意转告袁世凯。19日，日内阁会议果然通过一项要袁政府不得忽视“南方”动乱而实行帝制的决议。21日，石井正式通知陆宗舆：日政府希望袁政府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它将认云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并宣告袁政府妨害东亚和平，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34]。与此同时，日本还采取制造混乱的策略，极力鼓动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反袁。无论中华革命党，还是西南护国军，甚至以复辟清朝统治为宗旨的宗社党，都或多或少得到过它的暗中支持。这已为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所承认。梁启超就坦率地承认他赴桂之行，曾得到日人“全力相助”,“殊为可感”^[35]。袁政府也非一无所闻，其军事咨议吴金声即说过：云南起事“缘因庞杂，渺渺东瀛，实据主动地步”^[36]。
3月而后，随着护国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政府的倒袁政策也进入一个以一定的实力支持各派反袁势力的新阶段。7日，日本内阁正式作出决议：1.等待一适当的时机，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2.(日本)国内民间有志者对于为反袁目的从事各种活动之中国人寄以同情，并接济其资金者，(日)政府虽不公然予以奖励，但可予默认^[37]。虽然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一事，由于没有得到英国的响应和时机尚不成熟而终未兑现，但在默认“民间有志者”资助各派反袁势力方面却不乏其例。自3月以来，先后与中国各派反袁势力达成借款协议的有大仓喜八郎、竹内维彦和久原房之助等人。大仓贷与前清肃亲王宗社党头目善耆一百万元；久原接济孙中山六十万元，黄兴、陈其美各十万元；而竹内则与云南军政府代表岑春煊、张耀曾签订了一百万元的借款契约^[38]。对此，袁世凯政府也有所闻，淞沪镇守使杨善德就说过：“日政府确有愿以大宗军火及巨款接济党人之说，闻此语即出于日人青木之口。在沪各逆，欲借此接济为扰乱长江之用。”^[39]此外，日本还不断派员对各派反袁势力进行具体协助。在西南，它加派崛之和太田分任驻滇、驻肇庆领事，嘉悦大佐和今井嘉幸分任护国军军事、法律顾问。在山东，它派萱野长知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并以驻鲁日军为其后盾。在东北，它派土井市之进为总指挥，策应川岛浪速和宗社党人的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总之，日本除未直接出兵外，其他倒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袁世凯在这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势下，不得不采纳前述冯国璋等五将军和政治顾问莫理循的建议，“立刻取消帝制”^[40],以应危急。他先令天津造币厂所铸帝国纪念新币暂缓启用；接着批准停发大典筹备处经费，悄悄摘下了臭名远扬的大典筹备处招牌。与此同时，他一面召见因反对帝制而被他免去了机要局长的张一麐，要他参照现任机要局长王式通所草原稿，重新起草一份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41]一面召见老朋友徐世昌，因徐曾劝他取消帝制，特问他“变更宗旨，能否相助？”并恳求他务必敦促段祺瑞出而共任时艰^[42]。为了统一思想，3月21日，袁世凯在怀仁堂召集各方联席会议，自国务卿陆徵祥以下至各部总长一律参加，徐世昌、段祺瑞以及新由安徽到京的倪嗣冲也应召出席，总计三十余人。首由袁世凯说明帝制无法坚持，决用明令取消，其态度虽似“从容、镇定，但声音颤震，显有内受激刺，外示镇静之象”。接着便将张一麐起草的命令文稿“交诸人传观”^[43]。其间，虽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倪嗣冲跳出来反对，但多数以为舍此已无他法。会议最后同意取消帝制，其手续是先由袁世凯将推戴书却还参政院，然后再由参政院议请袁世凯取消，借此表示与承认帝制一样，也是循“民意”所请。同日，袁世凯命开去陆徵祥国务卿，专任外交总长，“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即日视事”^[44]。22日，正式发表由徐副署的申令：“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消，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45]次日，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并告令“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46]。稍后，又公开焚毁帝制公文八百四十余件，以期达到笼络人心和销赃灭迹双重目的。
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已宣告破灭。这是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护国战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从袁世凯1916年元旦洪宪改元起，到3月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止，总共不过八十三天。即使从1915年12月11日承认帝制算起，至1916年3月22日明令取消帝制，也只有一百零三天。洪宪王朝垮得如此之迅速，这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然而却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尽管袁世凯握有全国政权和优势兵力，处在镇压二次革命后的鼎盛时期，但是，当他一旦走上公开背叛共和，恢复帝制，开历史倒车的道路以后，这一切都如盛暑冰山，顷刻消融，到头来，不管他多么不愿意，仍不能不在严正的历史审判官面前低头认输。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帝制，但并不意味着他已放下屠刀，取消帝制令本身就是证明。在这通颠倒是非的令文里，他先以很长的篇幅叙述癸丑以来所谓“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而他却“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又有多数人“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他又一再宣言以原有之地位维持国体。可是，参政院又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结果，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他还是“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然而该院仍“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在这般“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的情况下，他“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即便如此，也“并未实行”^[47]。这样说来，袁世凯对帝制是没有责任的，完全是代人受过。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悔罪之意。他尽管曾私下对人说什么恢复帝制“是自己不好，不能咎人”^[48],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更有甚者，他还在命令中杀气腾腾地警告反对帝制者：“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49]这表明袁世凯下令取消帝制，首先是为了缓和和限制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在他看来，帝制既已取消，就不得再“扰乱地方”了。其次，也是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全总统地位。正如蔡锷所指出：“袁逆之撤消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续增高，无力抗御，姑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50]事实证明：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袁世凯也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