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样，既是北洋军阀集团攫取政府大权的预定步骤，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再次退让的结果。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这个民国政府的最高职位。但是，他十分清楚，革命党人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也知道，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提出的设临时政府于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才正式辞职以及新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是约束他的。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并为将来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他决心拒绝南下，坚持在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北京就职。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就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要求唐绍仪对“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并公然要挟南京临时政府说：“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1]
然而，袁世凯的要挟并未改变孙中山的初衷。他一面再三电促袁世凯南下就职；一面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绍文、黄恺元、王正廷、汪精卫等为欢迎员的代表团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见硬抗难以奏效，便转而采取两面派策略，表面上不拒绝南下，而在暗中策划阴谋。2月27日，蔡元培等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特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宝等十三人为招待员。内外城各商铺、车站均悬旗结彩欢迎。赵秉钧组织了六百人的警卫队，专任“保护”。在与蔡元培等的谈话中，袁世凯的腔调也为之一变，声言“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2]。随后又召集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结果，南方欢迎代表团以及唐绍仪竟被袁世凯这番表演所蒙蔽，对他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以为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唐绍仪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话时，还满有把握地表示，“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3]。
可是就在这时，一场“兵变”发生了。29日晚7时许，北京城内突然枪声大作，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曹锟第三镇第九标炮营首先涌入朝阳门抢掠。接着，驻禄米仓辎重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各军闻声而起，分队自东而西，恣意焚掠。一时，东城及前门一带“火光烛天”,“枪声动地”,“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及各行商铺，十去八九”^[4]。煤渣胡同法政学堂南方代表团驻所更是首当其冲，变兵“毁门而入”,“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5]。蔡元培等仓皇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次日晚，兵变再起西城，烧杀掳掠较29日晚更甚。两日以来，北京商民损失“数千万”,“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6]。3月1日晚，驻保定第二镇一部受北京影响，也相继变乱。乱事延续两昼夜，“市廛阛阓化为灰烬，人民之横遭惨杀者枕藉于道”^[7]。兵变同时波及京保铁路沿线各市镇。2日夜，天津驻兵也如法炮制，“放火行劫，通宵达旦”^[8]。京奉、津浦铁路局以及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和造币厂均遭哄抢，店铺、民房被烧毁无数。
北京兵变发生后，袁世凯宣称系由“误听谣传”引起^[9]。但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事发前，日坛等地驻兵曾向附近铺户透露：“你们还不躲躲，俺们要动了。”少数得到消息的商人，已“先行迁移”^[10]。27日晚，袁世凯对唐绍仪、汪精卫也曾暗示：“赴南之后，北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11]据当时任第三镇参谋官并与曹锟相当熟悉的杨雨辰后来回忆，兵变前一个星期，即2月21日，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在其公馆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等人谈话，煽动他们将南方迎袁专使“吓回去再说”。次日又把曹锟单独叫去。随后，曹锟召集第三镇标统、管带及参谋长会议，他破口骂道：“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12]另外，变兵一哄而起，恣意焚掠，却“自约束不得犯租界”,“不许伤及外人”,这也足以说明焚掠范围，事前是预有布置的。出动弹压的军队也只是“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还有，当时人多称兵变系为“裁饷”和强迫剪辫而起，可是北京陆军部2月25日发布的“裁饷札文”并不包括第三镇在内^[13];何况直接参与其事的还有根本无裁饷之虞的袁世凯卫队。而且兵变所喊口号为“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与裁饷、剪辫绝不相干。
据袁世凯左右说，兵变发生当晚，袁闻讯后异常镇定，指令江朝宗、姜桂题无须弹压^[14],一味采取“消极策”^[15]。第二天下午，他虽对再行抢劫者发出“格杀勿论”的警告，但对曹锟及肇事各营长官却绝口不言惩办，还“命将刚解到的军饷打开银鞘”,发给参加变乱的卫队^[16]。袁世凯对违抗军令的士兵历来采取高压手段，施以酷刑峻法，唯独这次一反常态，这只能说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尖锐质问道：“使于事起时有一千(人)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而吾人所举之大总统也者反释此不为，岂其智不足以及此耶？抑别有其他之隐衷方欲利用之耶？”^[17]唐绍仪则以亲身所见明确指出，兵变实为袁世凯所指使：“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18]总之，大量事实表明，这场给广大商民带来惨重灾难的兵变正是袁世凯一手策划的，其目的在于制造紧张空气，借以证明他不能离开北京。
果然，兵变发生后，帝国主义各国借口保障使馆安全，立即采取行动支持袁世凯。3月2日下午，北京外交团召集会议，决定从天津迅调军队，“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19]。接着，英、美、法、德、日、俄各国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兵入京，总数达三千余人。其间，南京临时政府曾准备从汉口、浦口和烟台调兵北上，帮助恢复北京秩序，但却遭到袁世凯的断然拒绝。外交团也声称“不允许任何类型的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围的禁区”^[20]。帝国主义各国报纸攻击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全系意气用事”,以致招来这次“扰乱”^[21];袁世凯“能得南北之信用，仍为现势上之主人，则尚不难以其威望镇定祸乱，否则仅有列强联合干涉之一途”^[22]。
与此同时，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顺直咨议局以及各政团，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甚至宣称：袁如“南行”,“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23]。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更联名致电孙中山，蛮横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24]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时便与北洋派遥相呼应，指责孙中山“一念虚㤭”,“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黎元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25]。
如此北呼南应，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蔡元培对袁世凯早有所认识，曾指出武昌起义后“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26],并断言此行“必不能达目的”^[27]。宋教仁于北京兵变后，也识破“此中隐情，定是手段”^[28]。尽管如此，他们由于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也不再坚持促袁南下的立场。3月2日，蔡元培等忧心忡忡地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29]接着，又连电孙中山，请迅即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和袁不必南下受职。电文说：“连日袁君内巡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30]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无可奈何，不得不表示同意。6日，参议院开会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为达到自己在北京就职的目的，不惜纵兵荼毒人民，充分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和极端残忍，也暴露了封建军阀政治的黑暗。
3月10日，袁世凯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与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31]。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下午3时，仪式开始。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面南正立，宣读誓词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32]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在答词中再次表示：“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33]就这样，袁世凯通过玩弄权术，终于迫使革命党人再次让步，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的阴谋。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对一个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袁世凯就职的当天，以“本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34]。但随后又发布补充令说：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年)为限，“其辛亥年应完钱粮征收期限，须至民国元年夏间方行截数，不得谓之实欠，即不在免除之列”^[35]。可见“豁免钱粮令”对一些省区“仅属虚文”,毫无实际意义^[36]。同日，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命令，强调“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实际上是要革命党人服从他的“统一”,接受他的统治。为防止革命党人的反抗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袁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37]。这就预示着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并没有因革命党人对袁在北京就职问题上的让步而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