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战争

国民政府“二次北伐”结束后，蒋介石挟中央政府的权威，积极推行剪灭异己的政策，地方实力派则拥兵自重，形成严重的对立。随着矛盾的激化，1929年3月，终于爆发了蒋介石集团与桂系集团大规模的战争。史称“蒋桂战争”。
桂系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领的地方实力派集团。经过1927年的“李唐战争”和1928年的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势力得到迅速发展。蒋桂战争爆发前，桂系的形势是：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坐镇武汉，控制两湖。其直辖部队有夏威的第七军、陶钧的第十八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驻扎在湖北；鲁涤平的第十八师，何键的第十九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兵驻湖南。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和北平政治分会委员的身份，统率唐生智的旧部十余万人，驻扎在北平、天津附近的唐山、开平地区。黄绍竑则以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第十五军军长的身份，驻守广西。拥有12万大军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虽非桂系成员，但与桂系关系密切。桂系的势力由华南、华中而华北，南北伸张，贯穿中国中部。尤其是两湖地区，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南通两广，北窥中原，沿长江而上则入四川，沿长江而下则逼南京、上海。
桂系的势力对蒋介石的根据地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形成了环形包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北平汤山会议时，蒋介石对冯玉祥说：“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如何办理？”①表明蒋介石对桂系怀有极强的戒惧心理。
桂系势力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存在很多弱点。一是内部不巩固。桂系势力迅速膨胀的重要原因是在李唐战争中打败了唐生智，接收了唐的部队和地盘。在接收过程中，唐生智的部队被改编成了四个军，即李品仙的第八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叶琪的第十二军和廖磊的第三十六军，仍由李品仙任总指挥，原编制基本未动。改编后的唐生智部，除了留第三十五军守湖南外，其余的由白崇禧统率参加了“二次北伐”。消灭了直鲁军残部后，叶琪的第十二军改编为五十二师，调回武汉；李品仙的第八军改编为五十一师驻唐山；廖磊的第三十六军改编为五十三师驻开平、古冶一带。两湖地区虽说归武汉政治分会管辖，实际上桂系能够完全控制的也只有湖北。湖南开始由国民党元老程潜掌握，1928年5月程潜被桂系推倒后，谭延闿旧部鲁涤平又控制了湖南。鲁涤平与桂系貌合神离，关系相当紧张。二是桂系力量南北呈一字长蛇阵形分布，一旦有事，首尾不能相顾，犯兵家大忌。白崇禧对此颇为顾虑。冀东战役结束后，多次电请班师回汉，蒋介石不准；又请屯兵新疆，蒋介石也不准。为了改变孤悬于北方的被动局面，1928年12月13日，胡宗铎、何键到北平与白崇禧密商时，白崇禧叮嘱胡宗铎回武汉后要“力筹三十万元，使现在滞留天津到唐山的李鹤龄(李品仙)、廖燕农(廖磊)两部能够把它作为开拔费，早日调回武汉”②。三是被视作与广西遥相呼应，倚为犄角之势的广东，除了李济深与桂系有比较深的渊源外，其他人如陈铭枢、陈济棠、蔡廷锴等和桂系并无关系。
桂系的弱点是瞒不过蒋介石的。“二次北伐”一结束，他就开始做倒桂的准备。1928年8月下旬，蒋介石到上海，通过陈公博找到了唐生智的部将刘兴。刘兴原是唐生智部第三十六军军长，被白崇禧赶走，用廖磊代之。此时在上海与汪派的一些人有往来。蒋介石吩咐刘兴：“我要你到北方去，把白崇禧指挥的军队夺过来。所需费用由子文给你准备。”③为了斩断广东与桂系的联系，11月21日，蒋介石解除了李济深兼任的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以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对于两湖地区，蒋介石利用谭延闿与鲁涤平的关系拉拢鲁涤平，在桂系势力内部制造分化。
对于蒋介石倒桂的阴谋，桂系方面予以高度警惕。白崇禧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拟定三条对策：一、李宗仁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二、何键出任鲁涤平推荐的湘赣会剿总指挥的职务，以示顾全大局；三、第四集团军在武汉的部队，在必要时全部撤到湖南，背靠两广，以利于进攻退守，运用自如。如果对蒋发动进攻，应采取当年北伐的打法，由浙赣线进攻上海，不能死守武汉④。
按照这个对策，李宗仁在蒋介石电报的催促下，于12月28日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会上很少主张，听凭蒋、冯、阎各派的争吵。阎锡山、冯玉祥离京回防后，李宗仁则没走，在南京住了下来，并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会会长的职务，以示与蒋介石合作，麻痹蒋介石。白崇禧所拟对策能否实现的关键是湖南。把湖南完全控制到手，才能在必要时撤到湖南。如果湖南受蒋介石控制，桂系的势力就被分割成了南北两段，相互呼应的优势就可能变成被各个击破的局面。蒋桂双方展开了对湖南的争夺。
桂系为控制湖南很是费了一番心机。在1927的讨唐战争中，国民党元老程潜作为西路军总指挥率湘军三个军打回湖南，战争结束后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1928年5月，李宗仁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此时蒋介石急切地希望第四集团军加入“二次北伐”的行列。李宗仁便利用这个时机，于5月21日，以飞扬跋扈、把持湘政为名软禁程潜，改组了湖南省政府，以鲁涤平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清乡督办。鲁涤平是谭延闿的嫡系，桂系软禁了程潜后，用鲁涤平而不用自己的亲信，主要是为了缓和湖南人对讨唐扣程的反感情绪，是权宜之计。此时，谭延闿在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的关系很密切，罢免了程潜后用鲁涤平代之，也容易得到蒋介石、谭延闿的承认。为了制约鲁涤平，李宗仁还任命唐生智旧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继续担任湖南清乡会办。
清乡督办署是掌握全省地方武装的机构，实权却一直掌握在清乡会办手里，鲁涤平的清乡督办职务有名无权，很不甘心，寻找时机要把权力从清乡会办的手里夺回来。1928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设立湘赣“会剿”指挥部，任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鲁涤平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何键挤出湖南。于是向国民政府推举何键代理湘赣“会剿”总指挥的职务，让何键带领军队去江西与红军作战。同时，把湖南省的清乡督办署改为湖南省政府军务科，原督办署的人全部移往湘赣“会剿”总指挥部，迫使何键不得不走。何键向白崇禧问计，白崇禧建议他顾全大局。鲁涤平与何键矛盾激化，何键与桂系的关系则密切起来。
1929年初，蒋介石密运大批武器接济鲁涤平，让鲁涤平监视桂系，一旦有事就切断武汉与两广的交通联系。此事被何键侦知报告给了桂系。桂系感觉事态严重，便不顾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议定的“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决议和编遣会议规定的非经编遣委员会的命令，不得调动军队的指示⑤,于1929年2月19日夜，由武汉政治分会议决免去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以何键继任；并密令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解决鲁涤平、谭道源的军队。2月21日，夏威部李明瑞旅和叶琪部杨腾辉旅突入长沙，迫走鲁涤平，桂系军队占领了湖南。事后，武汉政治分会把免去鲁涤平职务的决议呈报国民政府，请求核准。
此时，在南京的李宗仁，接到武汉的报告后，于当日秘密离开南京赴上海，发表免去鲁涤平职务的通电。同时向国民政府呈文，为武汉政治分会辩解。呈文指责鲁涤平剿共不力，把持全省税收，违抗缩编命令。认为武汉政治分会“有此紧急处分，在事势上固出于万不得已，然不及候中央核准，遽令各师执行，未免迹近操切”。呈文请国民政府迅速追认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同时自请处分⑥。李宗仁清楚，蒋介石此刻正在努力加强中央集权，准备铲除地方实力派，武汉政治分会的举措有可能成为蒋介石发动进攻的借口。武汉政治分会的行动已经使桂系实现了控制湖南的目的，接下来的事情是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承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他愿意承担“操之过切”的责任，愿意接受处分。在桂系看来，只要蒋介石不利用此事动武，就是桂系的成功。
为了阻止蒋介石动武，桂系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极力抨击鲁涤平，给人们形成鲁涤平咎由自取的印象。2月21日，桂系军队杨腾辉旅入长沙后，即各处张贴布告，指责鲁涤平“自兼任湖南主席以来，结合谭道源部，拥兵恣肆，对于两湖政治分会与总司令命令，视同弁髦；中央财政任意把持，共匪土匪任其骚扰，破坏纪纲，莫此为甚”⑦。李宗仁及武汉政治分会发出的通电，均持同一论调揭露抨击鲁涤平。二、表示拥护蒋介石，听从中央处置。3月4日，李宗仁发表正式谈话历数自己拥蒋的历史。3月5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宗仁表示：“假若中央认为不对，要怎么改变，处分武汉政治分会，兄弟和在湖北的诸将领，绝对没有意见，绝对接受中央的办法。”⑧三、宣传事变乃局部问题，第四集团军内部问题。李宗仁辩解说：“调遣军队，更换军官，似不只武汉一处有此情形。此次湘省事变，乃纯为消弭赤祸，出于万不得已之举，亦全属整理内部问题，绝不致牵动大局。”⑨呼吁国民党中央力持镇静。四、敦促李济深出面调解。国民党中央决议派李济深协同查办湘省事件。李济深接电后，犹豫不决，请黄绍竑商议，黄绍竑认为湘省事件必须大事化小，力劝李济深出面调解，息事宁人。3月6日，白崇禧也打电报给李济深，催促他出面调解。
桂系在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措施后，军事上也做了部署。2月27日，胡宗铎、陶钧、叶琪、何键四个师长在长沙开会，讨论部署军队问题。会后，胡宗铎师集中武穴、黄梅、广济；陶钧师集中罗田、麻城、黄安；程汝怀、张义纯两师集中武汉；夏威师集中蒲圻、羊楼司、岳州；叶琪师集中益阳、宁乡；何键师集中萍乡、醴陵；张其雄、吴尚两独立旅集中长沙。准备迎击蒋介石中央军的进攻。
蒋介石在浙江老家奉化听到湘省事件的报告后，2月24日赶到上海，会晤了李宗仁、谭延闿等人。李宗仁表示与中央一致。当日晚蒋介石偕谭延闿赶回南京。2月26日，鲁涤平到南京谒见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等要人，汇报湘省事件的经过。2月27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湘省事件通过了两项决议：一、认为武汉政治分会的举动违背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和编遣会议的有关条例，严正指出：“在此训政开始时期，行政与军事系统，不容或紊，中央议决案尤应绝对遵守”,“两方军队，应各驻守原防，不得自由行动”。决定派监察院长蔡元培、国府委员李宗仁、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负责查实。二、派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主席⑩。
蒋介石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派员调查，表示不扩大事态，以麻痹桂系；另一方面，调动军队，做战争部署，同时加紧幕后倒桂活动。
蔡元培等人受命调查此案，几位国民党元老穿梭于南京、上海之间，斡旋时局，开始了政治解决的努力。3月2日，蔡元培抵上海，访晤李宗仁，了解李宗仁的态度。李宗仁表示湘省事件未曾与闻。吴稚晖探问白崇禧、李济深的意见，均表示事前不知道，希望中央和平解决。3月5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再访李宗仁，李宗仁声明绝对接受中央的办法。几位元老相当乐观，感觉此事与桂系诸领袖完全无关系。在3月6日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蔡元培、吴稚晖报告了调查情况，决定：一、先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用和平方法谋解决之道。二、和平解决无效，再以编遣会议谋解决方法。3月11日，广东政治分会主席、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到上海。第二天，蔡元培、吴稚晖特意赶到上海，与李济深、李宗仁相晤，商议处理办法。蔡元培问李宗仁有何意见，李宗仁表示愿引咎自劾。蔡元培天真地认为若李辞职，和平解决有望。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听取蔡元培、李济深的报告，认为：武汉政治分会的举动不合法，惟该分会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事前并未与闻，其自请处分，可无庸议；请处分与议之人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人。会议最后决定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人先行免去武汉政治分会委员的职务。3月14日，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人致电中央，表示接受免职处分。湘省事件似乎解决了，事实远非如此。政治斡旋不过是蒋介石放出的烟幕弹，目的是争取时间，做倒桂的具体部署。
军事准备方面，2月25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即着手进行。2月26日，他以“极机密，亲译”的电报命令徐州、蚌埠、兖州、卢州、新浦、扬州、芜湖、寿州的蒋军首领，于3月3日以前，完毕出师准备(11)。3月2日，以同样密级的电报把进攻武汉的战斗序列通知各师长：蒋介石为总指挥；何应钦为总参谋长；第一军军长刘峙，辖第一、二、九师；第二军军长朱绍良，辖第八、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第三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朱培德，辖第四、七、十一、十二、十八各师；总预备队辖第六、十、四十八各师及炮兵团；总司令部直辖骑兵第二师(12)。3月3日，蒋介石密令各军向指定地点集中，第一军集中太湖、潜山附近，第二军集中霍山附近，第三军集中九江、建昌、南昌、高安一带，骑兵师经霍山向鄂东前进，总预备队除了第六师、第四十八师原地待命外，均集中安庆。3月8日，蒋介石军对武汉的军事准备完成。
军事部署的同时，加紧了幕后倒桂活动。首先是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在北平、天津附近统兵十万，如果不采取措施，白崇禧领兵南下，形势对蒋是很危险的。1928年秋，蒋介石已经派了刘兴前去活动。湘省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急派国府参军长何成浚前往北平主持。并与唐生智约定，唐一回到部队，即发布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的命令。刘兴到天津后，与他以前的幕僚长、时任第五十三师参谋长的周武彝取得了联系。1929年初，周武彝到上海见唐生智，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表示全体官兵拥护他重返部队。随后，周又到南京见蒋介石，表示五十一师、五十三师官兵竭诚拥护中央，要求唐总司令重新指挥部队。蒋介石指示唐生智可以北上。唐生智得到蒋给的巨款后，在周武彝的陪同下，由上海赴天津。随着蒋桂矛盾的发展，蒋介石的策动，白崇禧部队内唐生智旧部开始秘密串联，酝酿驱白迎唐。五十三师的旅长凌兆光，集合全旅官兵公开宣布反桂拥唐，到处张贴“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的标语。何成浚3月9日到达北平后，积极活动，“开导刘春荣师及魏益三师，使之拥护中央”,经过何成浚的活动，五十四师魏益三旧部发生了反对白崇禧的亲信王泽民师长的事件，王泽民被迫逃走(13)。白崇禧原拟率部南下浦口攻蒋，因部队不稳，于3月9日，托病他往，由李品仙代理总指挥的职务。3月17日，白氏秘密转道大连经日本回广西。3月20日，李品仙等人发表反对白崇禧的通电。当天，唐生智由天津到达唐山，原手下军官各复原职，又以重金犒赏官兵。3月21日，唐生智在北平顺王府就任蒋介石任命的第五路军总指挥的职务。
广东是桂系的外援。3月12日，李济深入南京后，蒋介石即派人秘密监视。3月20日，李品仙发出声讨白崇禧的电报后，蒋介石知道白崇禧的部队已被唐生智夺回，便立即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派警卫团一连人去参谋总部将李济深的卫队缴械，3月21日，把李济深送到汤山软禁。二是召开编遣委员会会议，准许白崇禧辞第四编遣区办事处主任，派胡宗铎、何键、陈济棠、黄绍竑分别为武汉、湖南、广东、广西编遣特派员，李品仙为北平原属第四集团军的编遣特派员，肢解了第四编遣区。
陈济棠是李济深手下第四军军长，广东的实力派。陈铭枢早在1928年11月即被蒋介石委任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被扣后，广东群情激愤。2月22日下午，第八路军总参谋邓世增召集黄绍竑、余汉谋等人在总部开会，议决两广联合出兵及出兵计划，同时电促在上海的陈济棠、海军司令陈策、财政部长冯祝万即日回粤。会后，两广迅速出动了兵力。陈铭枢此时在香港，闻此消息后，于3月24日致电黄绍竑，反对采取军事行动。广东出兵计划受到阻碍。3月29日，陈济棠、陈策等人抵香港，与陈铭枢商讨应付广东局面的办法。在军舰上陈济棠就任广东编遣特派员的职务。3月30日，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发表通电表示“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14),反对出兵。广东出兵问题随形消灭，两广联盟，亦告瓦解。
对于桂系的重心所在两湖地区，尤其是武汉，蒋介石采取了挖心战术。桂系在两湖能够完全控制的是湖北，驻有夏威、胡宗铎、陶钧三个军。其中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兼任湖北清乡督办，第十八军军长的陶钧兼任湖北清乡会办，二人控制了湖北省的军政大权。胡宗铎和陶钧都是湖北人，1926年随李宗仁、白崇禧北伐而成为桂系将领。二人骁勇善战，为李、白所喜爱。占领湖北后，李宗仁标榜“鄂人治鄂”,把湖北交给了胡、陶二人。陶钧为人骄纵，首先抢得了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得了榷运局。两人的军队，因军饷之外尚有收入，故生活富足，而夏威的第七军，仅靠经常费维持，日子很不好过，两下一比，第七军的士兵心里很不平衡，发出了“广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升官发财”的牢骚话。蒋介石原以为胡宗铎、陶钧是湖北人，与桂系定有矛盾，曾派人拉拢胡、陶二人。无奈胡宗铎、陶钧二人正在志得意满之时，对李宗仁、白崇禧感恩戴德，毅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拉胡、陶失败后，蒋介石的侍从参谋郑介民在武汉侦察到，武汉的桂、鄂军队不和，夏威军的李明瑞对胡宗铎、陶钧尤其不满。不久，蒋介石就派李明瑞的同学周伯甘，到武汉策反李明瑞。周伯甘从李明瑞处进一步了解到：李明瑞的表兄俞作柏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因受李、白的排挤，脱离部队后寓居香港，李明瑞惟俞作柏之命是从。于是蒋介石派杨永泰持亲笔信去香港拉俞作柏，许诺倒桂成功，委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应诺，潜回武汉策动李明瑞倒戈。与此同时，郑介民也做通了叶琪部杨腾辉旅的工作。
打击桂系第四集团军，不能不顾忌冯玉祥、阎锡山第二、第三集团军的动向。尤其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防地陕西与湖北相邻，其态度就越显重要。蒋介石派人争取冯玉祥和阎锡山的支持。2月25日，冯玉祥表示不偏袒。到白崇禧部队被夺，李济深被软禁，形势对蒋有利时，冯、阎都表示拥蒋。3月24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拥护出兵。3月28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和两湖为条件，请冯协助倒桂，冯答应出兵13万(15)。3月29日，阎锡山也发出讨桂通电。
做好了各种部署，形势对蒋明显有利后，蒋介石对湘省事件的态度趋向强硬。3月20日，蒋介石发表对“对湘事之声明”,对武汉政治分会免去鲁涤平职务，出兵湖南的举动进行严厉的抨击。声明：“两湖事件，断非局部的问题，而为使党国之根本陷于危殆之重大问题。此问题之里面，有地方军阀之反革命的阴谋，若置之不问，则全国之革命统一绝望。吾等以前虽向来愿意和平解决，但今日事已如此，除采取断乎处置外，别无他策。”(16)
3月26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予以讨伐。3月28日，蒋介石制定了进攻桂系的作战计划。为了消灭桂系军队，决定分两期作战。第一期分三路进攻，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的桂军，务期于两广桂军到达前，一举歼灭。第二期是肃清湘南及两广的桂军。为实现第一期目标，由朱培德的第一军、鲁涤平的第五军组成第一路军，朱培德任总指挥，集中于南浔路及南昌附近，于3月29日以前在武宁—新昌—袁州之线展开，3月31日由此线出发，以主力攻岳州、蒲圻间的桂军，以一部向长沙前进。刘峙的第一军、朱绍良的第二军组成第二路军，刘峙任总指挥，集中英山、太湖附近，于4月2日以前，击破当面之敌，进至麻城—团风—黄冈一线，然后以第二军经黄陂，第一军渡江，于4月6日与第三路军合攻武汉。冯玉祥部的韩复榘为第三路，在信阳、南阳附近集中，通过襄阳、武胜关，于4月6日向武汉西部及南部的桂军进攻。总预备队总指挥陈调元，3月29日前在九江、瑞昌附近集中(17)。
桂系方面，李宗仁在上海受到蒋介石特务的监视，难以脱身。后在上海市长张定璠的帮助下，购得美国的总统号轮船票，于3月23日到达广州。本想乘飞机赴汉口主持，因连日春雨，飞机无法起飞，乃转回广西。桂系另一巨头白崇禧乘轮船经日本于3月31日才回到广西。武汉桂军呈军中无主之势。李宗仁在离开上海前曾电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委任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路总司令，令在黄陂至武穴之线布防。面对蒋介石大军压境，胡宗铎、陶钧等人做了应战的部署：一路司令何键守湘东；二路司令叶琪防线在青山；三路司令夏威因病由副司令李明瑞代，防线在祁家湾至京汉路；四路司令胡宗铎，防线在阳罗；五路司令陶钧防线在第三、第四路军防线之间。以第三、四、五路军全力迎击蒋军主力刘峙、顾祝同、夏斗寅等部，以第一、二路军进攻江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取道鄂北的德安、云鲁、天门，经鄂西荆沙、宜昌、绕道贵州退回广西。
1929年3月30日，蒋介石抵九江指挥作战，31日下达总攻击令，蒋桂战争全面爆发。
蒋桂战争前后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两湖，第二阶段在两广。
3月3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命令到4月15日胡宗铎在鄂西通电下野，为第一阶段。
胡宗铎、陶钧企图固守武汉，没有执行白崇禧拟订的退守湖南的战略计划，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桂军的主力集中在黄陂、祁家湾、阳罗一带，计划诱使蒋军主力刘峙的第二路军沿江深入，然后由黄陂、祁家湾出击，围而歼之。该计划不仅被蒋军详细侦知，而且，防守黄陂、祁家湾一线的夏威部李明瑞旅，与蒋介石接通关系后，于4月2日率领第三路军脱离阵线，连夜撤到孝感、花园一带集结，4月3日宣布反对胡宗铎、陶钧，打乱了桂军的部署和计划。4月3日，胡宗铎、陶钧、夏威决定全线退却。李明瑞倒戈的同时，守湘东的何键也宣布就任蒋介石委任的讨逆第四军军长的职务，截断了桂军叶琪部南撤的退路。见大势已去，4月5日，叶琪脱离部队。胡宗铎、陶钧、夏威则按计划向鄂西撤退。4月5日，蒋介石抵武汉。4月7日，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司令，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司令，向鄂西的荆州、沙市前进，追击桂系残部。同时派孔庚前往鄂西招抚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人。胡宗铎、陶钧原打算据守荆州、沙市，但部队军心涣散，已无斗志。经过与孔庚协商，5月21日，胡、陶、夏三人宣布下野。胡宗铎、陶钧经武汉出国，夏威乘英国军舰去香港。鄂西桂军残部被张发奎和朱绍良军缴械，大部分被张发奎收编。蒋桂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为了彻底铲除桂系的势力，在第一阶段战争结束后，1929年4月14日，蒋介石制定了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湘、鄂、滇三路进攻广西。令何键的第四路军于4月底集中到湘桂边界的永州、道县、新宁一带，5月1日由集中地出发，5月15日以前占领桂林之后，向柳州进发；陈济棠的第八路军于4月底在肇庆附近集中，5月1日，由肇庆出发，5月15日之前占领广西梧州，然后向浔州进发；龙云的第十路军限5月25日以前集中于广南、剥隘一带，限5月30日前占领百色，之后向龙州、南宁前进(18)。4月24日，该计划中的第四路军、第八路军集中及出发的时间后延了五天，第十路军则改为在宜良附近集结，由贵州省独山县进入广西，限5月25日占领柳州。
蒋介石在布置三路进攻广西的同时，没有忘记用和平的一手降服李、白。他电嘱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让古设法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可以给李、白出国考察的名义。古应芬请李济深给李宗仁、白崇禧写信转达此意。4月16日，李济深按照古应芬的吩咐，致函李宗仁、白崇禧，劝告他们停止对抗，下野出洋。李宗仁、白崇禧见到信后，由黄绍竑出面通过陈铭枢、陈济棠向蒋介石转达四点意见：一、立刻恢复李济深的自由，二、撤销对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查办案，三、给李宗仁、白崇禧出洋的名义及旅费，四、广西部队的编遣由黄绍竑全权办理。不料蒋介石通过陈铭枢转来一封电报，要求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押解南京，广西不许收容武汉退回去的部队，广西境内只许编一师一旅，剩余的武器解缴中央，黄绍竑将以上三项办妥后，可任广西副编遣主任。
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决定争取主动，和蒋介石对抗到底。这时广西只有黄绍竑的第十五军，共三个师。第一师师长伍廷飏，第二师师长黄旭初，第三师师长吕焕炎。5月5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梧州打起了“护党救国军”的大旗。李宗仁自任总司令。李宗仁就职后，即去香港负责对外联络，白崇禧负责集结军队，黄绍竑筹措军费。鉴于何键的第四路军，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已经从北、东两面压来，白崇禧、黄绍竑决定对北取守势，全力进攻广东。5月21日，两广军队大战于白泥，桂军不克，回师广西，打退乘虚而入的湘军，6月24日收复桂林。
在桂军攻粤久攻不下时，蒋介石把在汉口休整的李明瑞、杨腾辉部运抵广东。5月25日，李明瑞部先抵广州；28日，杨腾辉部到达广州。5月30日，李明瑞、杨腾辉在广东肇庆会师，联合攻桂。在粤军的配合下，6月2日占梧州。6月6日，李明瑞在梧州就任第八路军副指挥及广西编遣特派员的职务。同日，黄绍竑、白崇禧派人到梧州见李明瑞，请求收编。李明瑞要求白崇禧、黄绍竑下野，再行收编。黄、白无奈，将残部交吕焕炎、梁朝玑率领，二人于6月底由广西南部的龙州，进入越南。吕焕炎、梁朝玑与李明瑞达成协议，相约不采取军事行动。
7月7日，俞作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李明瑞依照国民政府的限额，把广西的军队编为三个师一个旅，即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新编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新编第一独立旅，旅长杨志。
至此，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