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关于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英美在华势力同各自政府之间持有不同政见，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
芮恩施于1913年出使中国，在历时六年的驻华公使任内，竭力维持“机会均等”、“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芮恩施焦虑地注视着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一再提请美国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他始终鼓励美国加强对华投资并提供贷款，以便让中国从对日本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但成效甚微。
战争结束后，芮恩施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日本“利用大战和协约国自顾不暇情况，使中国落入与它缔结秘密军事同盟的圈套”。他明确指出：“只有拒绝承认日本过去四年来在中国秘密操纵的种种结果，特别是日本在山东建立的政治势力和特权地位，才能避免这样一个结果：要末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的附庸……要末引起列强在华因建立势力范围和地方特权而不可避免地进行军事斗争。”^[1]同中国广大舆论一样，芮恩施也认为，随着中国对德宣战，日本无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在巴黎和会前期，英、法、美、意驻华公使曾一致采取行动，抵制日本继续单方面向中国贷款，单方面向中国提供军火，以防止中国进一步倒向日本。正当欧美在华势力为抵制日本而积极活动时，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处置的消息传来了，芮恩施十分懊丧，他认为：“这个决议使人们丧失了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因为它把这样一种丑恶行为做为它的重大决策。”^[2]他还认为，威尔逊和毫斯上校对日本退出巴黎和会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毫斯上校错误估计了这一点。
当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竭力想把这一运动说成是排外行动，与义和团相提并论，企图怂恿英、美共同镇压运动。当芮恩施得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对六三运动采取严厉措施时，立即指示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不要介入，让日本单独去承受运动的打击。因为他看出：“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也没有排外的意思。”
芮恩施甚至对五四运动作出这样的评价：“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3]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同情的，认为：“对学生们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复兴而奋斗的目的和理想，没有一个人会不表示同情。我对此也寄于深切的同情。”^[4]芮恩施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代表之一，他所认识到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基本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而言的，与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族觉醒是有区别的。但是，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正在觉醒，并寄予同情，因此也不失为一位资产阶级有识之士。
6月6日，北京英美侨民协会召开会议，芮恩施和英使朱尔典均出席。会议最后通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指出：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必将造成严重后果，“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罪恶的后果不但破坏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也否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中国的近邻日本现在代替了德国(其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心在地球的另一边),那么这种罪恶的后果还将会大大地加重。因此，我们北京英美侨民协会的全体会员决定向英美政府建议，主张凡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应该拟订和贯彻一项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5]。这个决议，可以说集中代表了英美在华势力对山东问题的意见。直到8月22日，天津英国商会还致电英国外交部，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芮恩施由于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政府的意见分歧日益加深，6月7日，他向威尔逊提出辞职，并在辞呈中提醒美国政府，如不改变对华政策，“美国将要不可避免地丧失在中国一百四十年来工作的成果”。
从总体上看，欧美方面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基本采取旁观的态度，即如芮恩施所说，“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在山东问题上，英美在华势力与各自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态度有着明显的意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