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原文、赏析和鉴赏

苏辙

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

宋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罢相。原来围绕变法进行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这时演变成了排斥打击异己的斗争。苏轼在《湖州谢表》中，对王安石重用一些支持新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发了两句牢骚，说神宗“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生事”等语刺痛了这些人，于是他们群起攻击陷害苏轼，连章弹劾。御史中丞李定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摘取苏轼诗文章句，攻击他包藏祸心，怨望皇上，讪谤谩骂，无人臣之节。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要求对苏轼要“大明诛赏，以示天下。”最初神宗不愿追究，但在这些人众口一词的围攻下，只好命令御史台派人把苏轼拘捕入京审问。元丰二年(1079)八月，御史台派人到了湖州，将任知州的苏轼逮捕，押到汴京御史台狱中。审讯他的谏官竭力罗织罪名，锻炼成狱，必欲置之于死地。此时，苏辙正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任判官，闻此凶讯，恰如晴天霹雳。他了解兄长的为人，深知此事的严重，笃深的手足之情，使他立即伏案疾书神宗。然而，此封上书非同一般：为兄开脱，希冀皇上能从轻发落，但如果措辞不当，非但得罪谏官，且会惹恼神宗，反而招致更大的不幸。真是如履薄冰，举步维艰，下笔颇费踌躇。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有情才能动人。苏辙便以情入文，“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哪个有情之人，闻此呼天喊地之声能不为之动容呢？“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如泣如诉，悲悲切切。苏辙19岁时，母亲程氏逝世；28岁时父苏洵卒于京师，所以说“早年怙恃”。苏辙弟兄二人“相须为命”感情十分深厚，他曾有诗云：“手足之爱，平生一人”。(《祭亡兄端明文》);“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轼也有诗道：“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送李公择》);“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初别子由》)。当苏辙听到御史台派人去逮捕苏轼时，立即差人前去湖州报信，赶在了御史台的前边。苏轼在被押京途中和狱中都曾准备自杀，但他想到，自己一死，弟弟苏辙必不愿独生，岂不害了老弟，便失去了举身赴清湖的勇气了。“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表露出来的与兄长的感情，应该说，不仅是给神宗看的，更是他们弟兄之间笃深情谊的自然表露。弟兄二人不但手足情深，而且有着始终相同的政治抱负，苏轼初从政时就与苏辙相约说：“寒灯相对记畴首，夜雨何时听萧瑟。居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郑州别后马上寄子由》)，前年(1077)在徐州相别时也相约说：“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人西州。”所以，他们之间的真挚感情能长久不衰。如今闻兄“逮捕赴狱”，苏辙如断手臂，“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听到这撕肝裂腑的乞求之声，望着这泪痕涟涟的面孔，谁能漠然处之呢？

动之以情，还要晓之以理，颂之以德。文章首先肯定苏轼确有狂妄急躁，轻议时政的过错。“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此语避免了与谏官的麻烦，似乎他们弹动、逮捕苏轼入狱有些根据。但接着一转道：“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这句话说得很巧妙，意即苏轼对自己的过错早有悔悟了，谏官摘报的诗句是早先所作，无奈“已自传播”。这里暗含如今旧事重提，罪不当罚之意。为了进一步说明苏轼确有悔过自新，报效朝廷的耿耿忠心，文章援引了苏轼说过的一段话，“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不但为上文“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作了注脚，而且还有颂扬神宗是“不世出之主”的意思，即宋神宗是不常出现的一位明主，皇上阅此，龙颜上多少会显出些欢悦。苏辙文章大抵不务空言，为了表明自己对兄长的一片情意，特举了汉朝缇萦救父的事。缇萦的父亲是西汉著名的医学家淳于意，能根据面色诊病，知人生死。后因故获罪，当受刑，缇萦上书汉文帝，请求自为官婢，代父赎罪。文帝被她的情意感动，废除了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话说得委婉而恳切： 自己对兄长苏轼的这点诚意远远比不上缇萦，但圣上您的宽大慈悲，却大大超过了汉文帝。人情人理，颂之以德，充实了文章内容，增强了说服力。行文时，尽管感情浓重，但措辞得体，辩来有理，能在不正面涉及谏官，不冒犯皇帝尊严的情况下，申明事理，提出请求，委实不易。正见苏辙知识之丰富，阅历之深厚，文学素养之精深。

苏轼曾评论苏辙文章特点是“汪洋澹泊”。而此篇《为兄轼下狱上书》却一反其沉静澹泊之貌，感情奔放，显山露水，甚而呼天喊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在这生死关头，惟其如此，便不是苏辙与苏轼弟兄了。

苏轼下狱后，朝廷许多内外大臣劝谏神宗说，仁宗得轼以为一代之宝，现在反把他投入监狱，恐后世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 甚至有人说，曹操那样猜忌，还能容忍弥衡； 陛下以尧舜为榜样，还不能容下一个苏轼？ 正在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加上神宗本来也很赏识苏轼的才华，于是在元丰二年 (1079) 十二月，苏轼结案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等人也同受贬谪，由应天府判官贬为筠州监盐酒税，北宋的一场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至此结束。

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中对兄长的一片真情，对神宗皇帝的歌功颂德，并未使天子感动，倒是使自己遭受牵连，“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苏辙《东轩记》)

全文词情哀婉恳切，文字简明扼要，是一篇文情并茂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