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鲜明 创表现之路

关于褚遂良的书法成就，各家评价不一。其实，不同的评价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评论家的各自审美标准，也表明了褚遂良的书法是有着自我个性的，这可从他的代表作品较为清楚地看出。
《伊阙佛龛碑》(亦称《三龛记》),岑文本撰，褚遂良书于贞观十五年(641)。原碑刻在洛阳龙门摩崖之上，共三十二行，满行五十一字，篆额 “伊阙佛龛之碑”。该碑是褚遂良早期楷书代表作，书写工整，隶书意味较浓，受到隶书《礼器碑》的影响。其结字方正平稳，间以横平竖直、 见棱见角之笔画，得 “平正刚健”(梁𪩩 《评书帖》)之美。但稍嫌刻板，平正有余而灵气不足。《伊阙佛龛碑》体现了褚书在后来发展的总体风貌，碑中多用的两头偏粗、中间细瘦、略带波势的横画，尤其体现了褚书的用笔特点。
《孟法师碑》(全称《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岑文本撰，褚遂良书于贞观十六年(642)。原碑立于陕西长安(今陕西西安),后佚。仅有清临川李宗瀚旧藏唐拓孤本传世，今在日本。拓本共二十页，每页四行，共七百七十六字，有王世贞、王世懋、王澍、王文治、李宗瀚等人跋记。其风格与《伊阙佛龛碑》相近，“微有隶意”(苏轼语，见《佩文斋书画谱》)。此碑用笔不似《伊阙佛龛碑》多用方拓，而是参以篆籀，得圆润秀媚、幽深古质之趣。结体上，有左紧右舒、上密下疏的特点，并有意使长者益长、宽者益宽，有一种节奏变化之美。李宗瀚云：“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余，高古近二王以上，殆登善早年极用意书。”(见杨震方《碑帖叙录》)
《雁塔圣教序》凡二石，原立于陕西长安慈恩寺大雁塔左右，故又称 《慈恩寺圣教序》。前石刻序，全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共二十一行，满行四十二字；后石刻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作太子时撰，自左至右二十行，满行四十字。二石均为褚遂良楷书，万文韶刻于永徽四年(653)。此碑是褚遂良晚年杰作，字体瘦劲，时兼行草，间用分隶，神丰意足。褚书特色至此已完全形成，早期书作流露的着意成分尽去。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丛稿》称： “褚登善 《圣教序·记》婉媚遒逸，波拂处虬健如铁线。”此碑一出，褚书顿成一时风尚，刘熙载 《艺概》云： “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

褚遂良 《雁塔圣教序》

《大字阴符经》,墨迹纸本，传为褚遂良晚年代表作。全帖共九十六行，四百六十一字。此帖笔力劲峭，气韵古淡，形态多姿。其运笔流利润畅，笔势劲健跳荡，沉着痛快。朱和羹 《临池心解》赞之曰： “褚登善 《阴符经》参以 《急就》,以楷行之，遂为千古绝作，其后无闻焉。”沉着，源于书家熟练的运笔技巧，善于腾空藏锋，一波三折；痛快，源自书家宽阔情怀、超人胆魄。两者的绝妙结合，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的内涵，使书法的线条获得了无限的生机和多姿多彩的书法形象。刘熙载形象地比作“鹤游鸿戏”(《艺概·书概》),赵孟頫亦云： “河南晚年书，虽瘦实腴。” ( 《彝斋文编》)
褚遂良的书法作品较多，其他较著名的还有 《千字文》、《房玄龄碑》、《枯树赋》、《太宗哀册》、《倪宽赞》、《清娱墓志》等。
唐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尤其在形式美的追求和表现上，唐代一扫前人之羞涩，大胆而质朴。褚遂良的书法应运而生，勇于表现，“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甚有余态”(张怀瓘《书断》),其后有 “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刘熙载 《艺概·书概》),可见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
梁𪩩《承晋斋积闻录》说：“褚遂良书，全将笔提空，固是难能，然终觉浮浅，不甚沉着，所以昔人有 ‘浮薄后学’之议。”事实上，褚遂良的书法正是书法风格发生大转换时代的产物，在走上表现之路的同时，必然要在笔法上有所创新，冲击藏头护尾的教条，这正是褚遂良书法更为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