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原文、鉴赏、赏析和解读

【原文】
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①，留得一钱何足赖^②！
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③。
人将蚁动作牛斗^④，我觉风雷真一噫。
闻尘扫尽根性空^⑤，不须更枕清流派^⑥。
大朴初散失浑沌^⑦，六凿相攘更胜坏^⑧。
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
君知五蕴^⑨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⑩。
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
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
须防额痒出三耳瑏瑡，莫放笔端风雨快。
〔注〕　①“借车”句：孟郊《移居》诗：“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　②“留得”句：杜甫《空囊》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苏轼在这里是翻用其意。　③“右臂”句：杜甫《清明》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④“人将”句：《晋书·殷仲堪传》载，仲堪的父亲曾患过一种奇怪的耳病，听到床下的蚂蚁动，以为是牛斗。　⑤“闻尘”句：佛家把眼、耳、鼻、舌、身、意，称为“六根”，又进一步把这些器官的感觉称为“六尘”。譬如耳朵是“根”，听觉（闻）就是“尘”。闻尘扫尽，便是失去听觉，根性空，便是耳朵这个器官等于无用。　⑥“不须”句：这里翻用晋代孙楚“枕流漱石”这句名言。以流水作枕，是为了洗耳。　⑦“大朴”句：《庄子·应帝王》说，倏与忽相遇于浑沌处（“浑沌”也是一个人），倏与忽觉得浑沌没有人们都有的七窍，很是可怜，于是便助人为乐，一天帮浑沌凿一窍。浑沌本是活的，谁知七窍凿完，浑沌便死了。　⑧“六凿”句：《庄子·外物》说，人的喜、怒、哀、乐、爱、恶这六种情感是“六凿”，人有各种情绪存在，便是“六凿相攘”，不得安宁。　⑨五蕴：佛家把色、受、想、行、识称为“五蕴”。“五蕴皆是贼”和“六凿相攘”意思相同。　⑩人生一病：指听觉。差：通瘥，病愈。　瑏瑡额痒出三耳：隋朝传说，有个叫张审通的秀才，夜间睡梦中在冥府任记录。一次，冥官为了奖励他，在他额头上也安上一只耳朵。审通醒来后，觉得额头发痒，转瞬间果真涌出一只耳朵，比原来的听觉更灵。于是一时传为奇事，称他是“三耳秀才”。但是这只耳朵有如鸡冠，顶在额头上，有损美观。（见张君房《脞说》）
【鉴赏】
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苏轼四十四岁。这一年，他由徐州改知湖州，三月里动身，四月底到达，此诗即写于途中。到八月，他因讪谤罪下狱，也就是文学史上常提到的“乌台诗案”。这首诗作于“诗案”前夕。当时已是山雨欲来，可作者却并没有觉察到问题的严重，他依然沉湎于感情上的冲动，特别是在秦观这样的至交面前（太虚，秦观的号）。
早在神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时，苏氏兄弟就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中。先是苏辙评论新法，使神宗不悦，于是贬为陈州学官。苏轼更加沉不住气，连写两个详细的奏章，纵论朝廷得失。这样，政争就进一步扩大。诗人自己也知道处境已难，就索性主动请求外调，神宗准许了他。诗人从此过着一种被猜忌的生涯，九年之中，换了四个地方，始而杭州，继而密州和徐州，后来是湖州。
外调之后，诗人更觉委屈，一种愤激情绪，往往在诗词中不择地而出。他的亲友为他耽心，在杭州时，表兄文同便在寄给他的诗中作了最直率的规戒，劝他“北客南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但是，诗人这段时间的作品，反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富，大多笔墨恣肆，隐寓讥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乌台诗案”发生。看来，诗人在受到严重打击之前，依然把世途艰险、宦海风波看得太轻了。
此年三月，诗人由徐州改知湖州，他接到朝命，便启程前往，路过松江，遇到秦观，免不了诗酒流连。大概诗人此时听力已减退，所以秦观写了一首诗和他开玩笑。这本是挚友间心灵上的默契，谁知却激发了诗人的诗兴，于是次韵赓和。
诗的开头先从孟郊《移居》诗说起，因为他自己也正在“移居”（由徐到湖）。移居显得如此清贫，于是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杜甫的“留得一钱看”这句自慰兼自嘲的话。下两句转入耳聋。杜甫的另两句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若只从字面上寻找，也许对上号的仅是耳聋，可是，读者觉得他引这两句杜诗，一定想从整个精神上合拍，只有这样，典才用活。“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一气读下来，不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牢骚块垒吗？
下面便是正面入题，用亦庄亦谐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说：一般人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战战兢兢，我才不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人家把蚂蚁之动看作牛斗，当成风雷，我听来不过是一声唉罢了。为什么我能这样呢？是因为我根本就不听，“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患得患失之情，在我思想上已一扫而空，我已不必像古人那般“枕流洗耳”了。诗人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他离开朝廷之后，多年来忧谗畏讥，不见不闻，反倒觉得清净。
接着，他又深一层抒发感慨说：“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一个人若是能浑浑沌沌就好了，一有知识，便有忧患，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愈多，自必愈加敏感，这就更坏事了，纷纷扰扰，等于酒后生风，眼花缭乱，该惹下多少“口业”呀！（口业，佛教语，指妄言、恶口、两舌、绮语。这里喻祸从口出。）这里，还同时提到“诗债”，很有点像是乌台诗案的谶语，实际上诗人何尝能预知！
再下面，他的感慨愈旋愈深，索性倾吐出内心的真情。他说：“君知五蕴皆是贼”，对事物的敏感于己有害，幸而现在我已耳聋，“人生一病今先差”，尽可不闻不问了。但是，这果真行吗？此心还在，一切努力恐怕终将化为徒劳，所以“不见不闻还是碍”。诗人欲求超脱，终究不能的心情至此和盘托出。
诗写到这里，意思已完全说清了。但为了让自己和对方都轻松一下，他又强颜为笑，想用几句诙谐话遮盖住刚才所触及的衷曲。“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你心疑我是装聋，所以写出这样险怪的诗来作调侃，可是，你须明白，你这种过分的聪明，会使你自己受到上天的戏弄，成了“三耳秀才”哩。
这首诗，恰好总结了诗人“诗案”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情绪：他忧谗畏讥，却又未免“托大”。此时还是“我觉风雷真一噫”，到乌台诗案之时，只能“魂惊汤火命如鸡”（系于狱中所作）了。他经此打击，创巨痛深，所以在“诗案”以后，诗作的风格上以至手法上都有改变，由刘禹锡那样的喜讽刺，转而为白乐天式的旷达、陶渊明式的恬适———一句话，不再那么天真了。
天真，坦率，是诗人的本性，却又是他的苦难根源。读这位大诗人的诗，总不免有此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