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原文|赏析|鉴赏

苏轼

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面对汪洋浩瀚的几千年中国诗史，提起李太白，要想保持心平气和，不为动，大概没几人能办得到。苏轼也不例外，在《李太白碑阴记》的字里行间，这位宋代大诗人，隔朝鼎立而望中国的诗仙李白，盛爱偏好之心，已经非二百来字的碑阴记所能容纳。碑阴记这种刻在亡者墓碑后的传文，在东坡手上，一脱“一分为二”式的陈旧规式，通篇扬溢着的是对这位超级浪漫诗人的热情颂赞。

李白，“狂士也”。“狂士”二字，把李白的人风与气概，一括无遗。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祖宗也失笑不敬了。真狂，完全是行到山顶我为峰的气势。开句言太白狂士，紧接着实言一句，再虚言一句，两句以问句构设，既简括人们对太白一生中的所谓“失节于永王璘”的争议焦点，委婉地略事偏袒，又对北宋乾德(963—968)进士毕士安宰相认为太白此举是“王佐期之”辅政之说，表示欠妥。两问句，既委婉表明东坡的观点，又为正文细论太白行状，架好文题，东坡总领文题后，即转笔正论太白的“气盖天下，不附权幸，雄节迈论”的狂士高气风度。

东坡先反衬一句，言天下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的外强中干之士，看似狂放，实则虚弱，来为太白“高气盖世”作衬托点缀。“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时唐玄宗已耽溺声色，不事朝政，奸相李林甫与宠宦高力士大权身揽，为所欲为天下，朝内朝外公卿大夫大都趋附其前后，不敢得罪他们。然而，天下却偏有不怕邪的，初事翰林的李太白，藐视那些企图以其诗章来取娱取乐的权贵，一次宫宴酒会上，诗仙醉后，“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在皇帝面前，使高力士猫腰失态为太白“脱靴殿上”，这是何等的“气盖天下”，笑嘲“权幸昏君”的壮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粪土万户侯的气概，天下无双。东坡行笔中，对太白的绝世狂风，盛赞极誉，大写几笔，狂士太白，立现眼前。

赞慕不已，又引西晋夏侯湛文誉汉朝豪杰东方朔之语，把太白狂风傲姿，写尽无遗。“开济明豁，包容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藉贵势。出不沐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介。雄节迈论，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翻开“世界狂士列传”，怕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大气磅礴、狂风扫荡姓李、号太白的醉诗仙李太白了吧？

“狂”风扫过后，东坡释李白“失节于永王璘之由在于“迫胁”，事实怎样呢？ 唐肃宗李亨至德元年 (756)，安禄山叛乱已人次年，永王李璘率水军自江陵东下，过浔阳 (今江西九江)，慕李白名而召请为幕僚。太白不知李家兄弟阋墙，将为争夺帝位大战，误认为是李璘北上弭乱，其作有《永王东巡歌》“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天子、永王各执龙虎旗，共平叛军，所以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俨然以谢安石自许，佐王叛平“安史之乱”。可见，李白既非由永王璘“迫胁”，也不知李家兄弟争天下，完全以为自己是效劳社稷。当他明白真情后，写诗明心：“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箜篌谣》)，矛盾心情明显得很。不想再干了，可去哪呢？天下大乱矣，“吾心安所从”。永王败后，李白受累人狱，其善友名将郭子仪愿以战功高爵，挽回李白一死，肃宗念郭氏平乱大绩，放李白回了人间。这前前后后，怕是算不得“失节”吧？不知者，不为罪也。这也是我们不可以不辨的。

苏轼盛赞这位他偏爱的太白诗仙，以独特的直接评论与引典式的间接议论，传达了他对李太白的诗心的契知。这，只有心灵中充满着盎然诗意的人，才能妙传自己偏爱的评论对象，而不偏执失颇。东坡圆通的悟性与浪漫的艺术风骨，使得一篇极易写成落套的碑阴记，脱俗潇洒地成为李太白浪漫豪迈诗心的永恒写照，传示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