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心术》原文、赏析和鉴赏

苏洵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 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 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 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心术》选自苏洵《嘉祐集·权书》。《心术》是最能反映苏洵策论风格的名篇之一，它是《权书》的第一篇文章，专讲“将”如何“治心”，具有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文中专论“治心”与“治军”的关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的原则，关于理、势、节三者的掌握和运用，以忍制勇、以静制动的道理，以及敌我双方如何扬长避短、知彼知已、有备无患的思想等等，是一篇见解精辟的时论，其中“将智士愚”的说法，则是作者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产物，应予扬弃。姜凤阿《三苏文选》评：“此文绝似孙子《谋攻》篇，而文采过之。”通观全篇，并非过誉。

本篇属议论文，以将帅“治心”为旨归，层次分明的进行透辟的说理，综观全文，上述为文要旨均已卓然实现，这都得力于作者特有的艺术构思和娴熟的写作技巧。全篇看似零散，细细推敲，逐节自成段落，段落间若断若续，但都围绕一个中心，使全文紧密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内容杂而不乱，尤如高明的军师为主将草拟的一份“用兵须知”。

文章共分八段，凡涉及为将之道的“心理战术”，莫不“急言竭论”，以简洁意明的语言加以阐述，着字无多，说服力却极强。论文发端，作者即开门见山，提出“为将之道，当先治心”的论点，那么“治心”，究竟如何体现，读者一时难于领会和理解，于是作者举两例进行说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一为泰山，一为麋鹿，两相比较，对照鲜明，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泰山之崩何等惊天动地，麋鹿之动何等疾速，但对一个真正的“将”来说，这些都不足以动其心，乱其静，依旧处之泰然。苏洵举这两例，形象地勾勒出“治心”者处乱不惊的神态，使读者可以想见，从而加深对“为将之道，当先治心”的理解。因此，深信作者下的结论： 一个遇巨变而不惊，处干扰而不心动的人，才具有“制利害”、“可以待敌”的资格。

然而，“兵者，凶器也，不可妄动”。作为带兵之将，不可轻肇战端，要审时度势而行，首先要看战争的性质，对于非正义战争，“虽利勿动”。苏洵的眼光很敏锐，他看到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本质区别。正义战争顺应民心和时代的要求，结果必胜无疑。非正义战争，是失民心逆潮流之举，即使战术上暂时得利，并不能保证战争必胜，从长远看，从战争全局看，终归要导致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苏洵强调“义”对战争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在这一自然段中，苏洵承接上文，认为“上义”是战争取胜的根本，唯遵其道，方能百战不殆。除此而外，本段还有不言自明的话外音。苏洵所处的时代，辽和西夏屡侵边塞，北宋统治者不求着力抵抗，却一味纳款求和，国势日趋危迫，有识之士对此无不忧心如焚。老苏爱国心切，每于论兵之时，必献计献策，以求“主上有所知会”，付诸实施。辽和西夏入侵，显系非正义战争，而宋军抵御外敌，只要用将得人，并善于“以义怒士”，与外敌交战绝无失败之理。本段文字无多，但容量却很大，论点的提出，“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仅用十个字，论证“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寓意很深，推敲起来，有两种意思。首先，它说明了一个问题，非正义战争，并不都是失败，在某一个战术环节上，或许战而胜之，主将因此忘乎所以，从而成为失败的起点，终至“有所不可措手足”，导致彻底的失败；其次，就全句看，这正是非正义战争必然走向失败的写照。

正义战争并不会“自然”而胜，还要施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否则，难免堕入失败之途。苏洵笔锋一转，离开对战争总体的谈论，开始进入对具体战争的论述，围绕为将当先“治心”，多角度加以剖析，展示了一个百战百胜将军的全部心态。国不可一日无防，无论是否有战，都要有常备不懈的军队，他们应该“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财、力、气、心四字，道出了为将如何治军的原则，所谓“未战养其财”，是指军队“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农事不受损，财力自可用之不竭，军队足用而外，尚可备战于未来，所以“未战养其财”不可小视，它是关乎未来战争成败的大事。一军之将，于临战之时，务要“养其力”。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又是敌我双方力量的较量，让士兵“丰犒而优游之”，保存力量，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战争一起千变万化，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因小胜而骄傲和急躁，也不能因小败而灰心丧气，所以要善“养其气”，千方百计磨砺和鼓舞士气，这是战争胜利的要素之一。胜而易骄，此乃兵者之大忌，为将治军最难者，莫过于如何引导胜军“百战不殆”。作者认为，“用人不尽其所欲为”，“士常蓄其怒”，可保军队常备不懈，如同今日人们心中要有敌情观念一样，“既胜养其心”之论，实为千古不易的治军良方。

身为将军，“智”与“严”缺一不可。所谓的“智”，是令人难于预测其所想，尤其在敌方摸不准我方主将作战意图时，这无疑有利于战事的获胜。“严”字于军队最为重要，离开它，军队便无法作战。

知彼知已，方能百战百胜。为将并非易事，要“知敌之主”，“知敌之将”，做到心中有数，“而后可以动于险”。作者以刘禅和邓艾为例，生动的验证了自己的观点。

在举兵、用兵和加兵上，作者提出了理、势、节的观点，这是中国历代战争的经验之谈和总结，值得玩味和推敲。战争中如何用兵，这是关乎胜败的大事，前面提到的进行正义战争，可说是“知理而后可以举兵”，将士们都是出自义愤而战，因此“知理而不屈”。战争怎样“加兵”，这要审时度势，斟酌而行，发现战事有利的形势，而贻误战机，不行“加兵”之举，将招致战争受挫。同时，为将作战，要善“节兵”，不能无休止的令士兵做无意义的牺牲，否则将演为兵源枯竭，不“节”而“穷”。在战争中，小利小患，不能成为整个战争的包袱，要善“养技而自爱”，于忍耐中见其大端，从而达到“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的效果，从而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文章最后两段，苏洵指出两点，一是“兵有长短，敌我一也”; 一是“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都是一军之将如何制敌的措施。敌我双方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在战争中要善于以已之长，克敌之短，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使消极因素转而有利于自己。所谓的“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 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就是这个道理。用兵之道，在于士兵的勇猛冲杀，但这要有恰如其份的用兵术，在使将士们战时“无所顾”，不吝生死去冲杀的同时，也要创造条件。保其“有所恃”，比如精良的武器，坚固的防守等。所谓的“善用兵者以形固”，“则力有余矣”，正是“有所恃”的必然结果。

从写法上看，《心术》每段各不相属，似可独立成文而又各有侧重，对此，储欣在《评注苏老泉集》中说：“逐段说法，自有次第。”但始终围绕为将如何“治心”展开论述，内容充实而条理明晰，文字上多用排比和对偶句式，气势雄浑有力，与文章内容交相辉映，给人一种亲临战阵的感觉。其中引征战例现身说法，取喻得当，更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形象生动的比喻不时点缀其间，颇为文章增色，如反复吟读，品味其中为文之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此外，文中排比和对偶句式，俯拾即是。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在而目不瞬”，对仗工整，设譬新奇，再如“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读来铿锵有力，同时还把士兵在善用兵之将的指挥下，保持旺盛精力，随时待战的神态表露出来。同样的如“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更把胸有奇谋、威令严行、凛不可犯的将军形象，生动真切地表现出来。类似的“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以及“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等，也有都具有深刻的涵义和谐美的艺术效果。本篇的战例，是邓艾缒兵取蜀，是为“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设例。刘禅是三国时蜀汉皇帝刘备之子，是一位有名的昏庸之主，早已为魏、吴两国所熟知，身为魏将的邓艾，正是出自刘禅至愚的考虑，才“缒兵”入蜀的。邓艾可谓“知敌之主”。魏攻蜀时蜀中乏将，未有强悍者，邓艾也深知其内情，可谓“知敌之将”。文中虽未涉及“知敌之将”的事例，但从“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来看，不单是轻视刘禅，实际也包含小视蜀将，这个战例不仅与苏洵观点相合，而且还有话外之音。笔墨无多，却令人遐思。《心术》的比喻，多出在篇尾，“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两类比喻，四对关系。“尺棰”与“猛虎”是其中最具典型的比照。“尺棰”这里指尺把长的鞭子，手里拿着它便感到有了依靠，遇到猛虎，不仅不惧怕，而且还要“奋呼而操击”。此类比喻难免夸张，然而作者这一描摹却十分贴切；它形象地反映了人本能的自卫能力，生动的印证了前面的论点。类似其它三对关系，同样也发挥了加深读者意会的作用，使文章更有生气，更具感染力。

宋景濂在《三苏文范》中评论此篇：“老子孙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宝珍瑰，间错而不断，文字极难学，惟苏老泉数篇近之，《心术》篇之类是也。”杨升庵评曰：“篇中凡七段，各不相属，然先后不紊，由治心而养士，由养士而审势，由审势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备，段落鲜明，井井有序，文之善变化者。”斯论堪为是评。由此观之，此篇确为老苏的一篇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