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僧辨奸

·沈起凤·

严分宜未贵时，与敏斋王公读书菩提寺东院。一日，同阅《荆柯传》,至樊於期自杀处，严曰：“此騃汉也！事知济不济，辄以头颅作儿戏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复仇，杀身不顾，志可哀也！”遂大哭。又阅至白衣冠送别时，严复大笑曰：“既知一去不还，乃复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壮士一行，风萧水咽；击筑高歌，千古尚有余痛。”继阅至囊提剑斫，箕踞高骂，严更笑不可抑，曰：“是真不更事汉。不于环柱时杀之，而乃以嫚骂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杰上报知己，至死尚有生气。铜柱一中，祖龙亦应胆落。”一时哭声笑声，喧杂满堂。一老僧倾听久之，叹曰：“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测也！二十年后，忠臣义士无遗类矣！”后王官中牟县令，颇有政声。而严竟以青词作相，专权误国，植党倾良，为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预知之，而不能救，殆佛门所谓定劫欤！

[选自《谐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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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篇别具一格的小说。写的是尚未发迹时的严分宜，即严嵩与王敏斋，读书于菩提寺(佛教寺院)内，同阅《荆柯传》时的情景。
《荆柯传》是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一节，其中有三个片断写得至为生动、感人：一是樊於期本为秦王悬赏千金以购其头的秦将，当燕太子丹派荆柯去刺秦王时，他应荆柯请求立即自杀，以头相助；二是燕太子丹穿白衣戴白帽送荆柯于易水之上，以示诀别，其时风萧水咽；三是荆柯刺秦王未果，反被秦王砍伤后“自知事不就”,仍“箕踞以骂”(屈膝张足而坐，以示轻慢，并骂之)。小说写的正是严、王二人读这三个片断时的种种情态——或哭或笑，并外加评说。
王敏斋是痛哭，哭得“涕泗沾襟”;严嵩是狂笑，笑得“不可抑”也。王敏斋是倾心赞叹：“烈士复仇，杀身不顾”,“豪杰上报知己，至死尚有生气”;而严嵩则是肆意嘲讽：“此騃汉也”,“真下愚也”,“是真不更事”(实在是缺少阅历)也。俗话说，言为心声；哭笑更是内心感情的外露。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位人物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
显然，王敏斋是动了真情。荆柯等人舍生取义，却功败于垂成之际，既悲且壮，怎不令人唏嘘再三。无怪乎老僧的评价是“哭者人情”。而严嵩却一反人之常情，竟然“大笑”,表明人世间美好的事物已打动不了他的心。他的话，无论是说“事知济不济，辄以头颅作儿戏耶”,还是说“既知一去不还，乃复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都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功利分明，唯独信义全无。无怪乎老僧对他的评价是“笑者真不可测也”;并忧虑地预测，“二十年后，忠臣义士无遗类矣！”
这的确是篇不同凡响的小说。首先，它以场面描写见长。不仅绘声绘色，而且因人不同而声色各异。从来写小说，都以勾画出人的灵魂为最难。而这篇小说，偏能在三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中显现出严、王二人的内心世界，不能不令人叫绝。其次，小说以严、王二人同读《荆柯传》为串连三个场面的线索，堪称别出心裁。随着《荆柯传》故事情节的推移，严、王二人的反应也在变化。这就使得三个场面的描写既有相同之处，前后得以相续；又有相异之处，避免了雷同。第三，作者采取对比的手法，使人品、心性本不接近的两个人物在互相对比、互相映照、互相衬托中，各自的个性表现得更加突出。第四，写老僧“倾听久之”后的一番议论，令人叫绝。它既是“哭声笑声喧杂满堂”场面的一个收束，又为人物平添了一层传奇色彩。事实上，严嵩其人虽为历史上所实有，但这篇作品中所讲的故事，却无从考证。虚构也罢，实有也罢，老僧的推论还是很有逻辑性的呢！时至今日，仍不失为知人论世的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