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冢如墙 举凡篆隶真书全变面目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乙未科(1835)湖南乡试解元，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三年后散馆，授编修。在此期间，历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提调，武英殿总纂等职。此后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皆得士称盛。
咸丰二年(1852)任四川学政，力主整顿改革，建树良多，深得民心。以不畏权贵，直陈时弊，奏参督抚，结果招致权贵以 “肆意妄言”,于咸丰五年(1855)夏免去学政。此后绝意仕进，赋诗饮酒，挥毫展翰，执教课徒，校刊典籍为事。先后主讲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达十一年之久。
同治九年主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旋又主浙江孝廉堂讲席。
何绍基的学书历程
生平好学，无所不窥，博览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学，旁及碑版文字，历朝掌故，亦无不了然于心。所著有《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文钞》等。
其子何庆涵在《先府君墓表》中说：“生平于诸经、说文、考订之学，用功最深。文章师法马、班、昌、黎，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书法溯源篆、分，下逮率更父子、鲁公、北海、东坡，神明众法，自成一体。旁及金石、图画、摹印、测算，博综覃思、实事求是。”
曾国藩曾说：“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杨翰称其书“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奕人传》谓“有清二百余年一人”。谭泽闿说：“先生与钱南园、刘石菴和翁松禅，并为清代四大书家。”1963年4、5月，陈叔通老人亦两次在给笔者的信函中说：“蝯叟清代杰出之一人，其品质至足重视”;“何为清代杰出之书家，翁(同和)不如远甚”。众论翕然，何氏当之无愧。

何绍基 《论画语》

其学书，曾经历了艰苦磨炼过程。年少时，为了寻碑觅古，常头顶草笠，足履芒鞋布袜，不畏山高水险，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也得目睹亲拓一碑为快，见者不知其为贵公子。每至镇江焦山，必手拓《瘗鹤铭》。1832年严冬，冒雪去焦山拓碑，诗纪其事：“我昔渡江冬扬舲，笠戴大雪拓鹤铭。登山瞻之疑有灵，雪色石气交晶荧。”
写字临碑，是其日课，自少至老，无论寒、暑、舟、车，从不间断，且数十年如一日。他自己说过： “平生肆力在书律，氈蜡蒐寻遍寰宇”,“午窗描取一两幅，夜睡摹想画破衾”,“名牋古砚殷勤意，未了浮生翰墨缘”,“三十年来为《鹤铭》,颠风断渡屡扬舲”,“摩挲十日不忍释，老腕钩出多细筋”。这些都说明他习书的勤奋不怠。
他学书法，自谓“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 “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始学颜鲁公，便用悬腕作藏锋书，日书五百字而不间，以为常课，大如碗，横及篆隶。因其书根篆、分，通会欧阳询父子及颜鲁公、李北海、苏东坡诸大家，故自成一体。
何庆涵说： “先公六十岁后，喜临分书，两京诸碑摹写殆遍，而于张公方、杨孟文二碑临本尤多，各百余通。”其长孙何维朴亦说：“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 (1860)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 《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
从他亲属的这些追述，人们从而可知蝯叟一生为书法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至老不衰，真是难能可贵，实后学楷模。
何绍基各体书赏议
蝯叟书工各体，早岁力楷，中期兼行，晚年专攻篆隶。所书为书苑重视，故广为流传。现分体赏鉴之。
第一，他的楷书，早年从颜书入手，并兼习欧阳通《道因碑》及北魏《张黑女墓志》。经其苦心孤诣，熔冶锤炼，深得三者神韵，所以内涵十分丰富，成为别树一帜的楷书。
其所以宗颜真卿，不仅爱其书格，尤重其人品德。他曾说： “晋世已遥，右军神品，真迹难觅，存者模糊于斑剥残石中，求右军神妙，是何可得？颜书虽天分逊右军一筹，而真力弥满，浑然天全，去今尚近，完好宜摹。且鲁公为人刚劲不阿，观其书，如睹其人。吾爱其书格之高，实仪其立身之峻。右军人品非不高，然不善学之。必遗其神而得其粗，是为妍皮裹痴骨，赵、董诸人皆是。观一时人士书法，足见其风俗柔靡，岂得谓六艺之末，不关挽回风会耶？”其论书陈义之高，真可以起衰砭俗。
从他的诗、跋中，也可见其摹习颜书的勤奋和崇尚，如： “搨成七字不可复，磨崖百丈皆动摇(昔年冒雨手拓《中兴颂》,只得 ‘匹、马、北、方、独、立、一’七字而已)”; “归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外观笔势壮阔，中有细筋坚若丝”;“唐人书易此碑法，惟有平原吾所师”; “鲁国书名盖天壤，后来趋步难肩随”; “两公(颜平原及李北海)遗刻世不少，半世搜庋勤装治。浯溪大字曾手拓，至今雪气寒心脾(冒雪手拓)”;“柔毫硬纸写无停，文采当时动大廷”;“大好江南山色里，勤摹颜楷读班书”;“瀛石年少善书，于鲁公有微尚，所志与余同”等等。
《忠义堂颜帖》,是宋人汇辑颜真卿书而成，流传极少。因蝯叟厚爱颜书，乃亲手钩摹翻刻，方得以传世。这些都充分说明他宗尚颜书的坚定和有恒，确是寻常人所难比拟的。
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书 “典册法书，众英聚集；紫芝朱草，太平机关”楷书八言联时四十一岁。又书“安得仙人九节杖，壮哉昆仑万丈图”楷书七言联，这是贺长辈欧阳厚均寿联，两者约为同期作品。
二联笔势劲健，字体丰肥，字径逾尺，宏伟雄深，气体质厚且均以圆胜，一望便知其书出自颜楷笔意。
前联中之 “芝”字、“朱”字、“太”字、“平”字、“法”字、“英”字的蚕头鼠尾笔划明显出现，结字丰伟纵逸，风稜射人。而后联望去，则令人有俨若正人君子之概，真是力可扛鼎，满纸充溢刚毅之气，点画圆整，墨酣意足。其书点如坠石，画似夏云，戈若发弩，钩类屈金。书作雄伟奇特，有如颜书自足笼罩一代。从整体来看，两联均系继承传统的作品。何书一般没有书作年月，而上述八言联书有如此详细的时款，在何书中实属罕见。这为研究何书提供了可靠依据。再则联长343厘米，宽达51.3厘米，如此巨联宽幅，这在何书中也是少有的。
第二，蝯叟书碑甚多，其毕生究书多少？尚不得而知，就我所见，仅道光时所书，就有其父 《何凌汉神道碑》、《何凌汉碑文》、《谕祭何凌汉文》、《两江总督陶澍碑文》、《谕祭陶澍碑文》、《陶澍入祀名宦并建专祠碑文》及《涿州药王庙碑》。这些碑文均是颜体楷书，分别书于道光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及二十五年(1845)。楷法精详，古厚盘礴，笔力沉雄，结体丰腴。
《谕祭何凌汉文》,十四行，行二十九字； 《何凌汉碑文》十三行，行三十字。字字谨严法备，丰润饱满，予人以无比雍容壮美之感。
《何凌汉神道碑》,七十行，行四十七字，字体较《谕祭文》略小，笔势遒劲郁勃，劲伟而又缓绰。朴多于华，而拙多于巧。结字端严，运笔裕如。展促方正，大小合一，格满而行间无留余地。其圆转浑厚的笔致，平稳端庄的结构，使三千二百余字的长篇巨制，通篇气势磅礴，雄健清整，神骨开张，展示了颜体宽大宏博的艺术风格。
据传蝯叟书乃父神道碑时，身具衣冠，伏碑按文稿逐字书于框格，故较他人摹勒上石的效果更佳。他对碑版研究很深，他认为古人刻石不是 “先神气而后形模”就是“专取形模，不求神气”,所以 “书律不振，皆刻石者误之”。为不使书作原貌失真，他总是就石直书，然后刀刻，故他临习碑拓，师体不师刀，着意在神气而不拘于形模。
《涿州药王庙碑》,书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书十八行，计四百六十八字。其书笔力直注，显具颜书笔意，虽笔画不及上述碑书的肥度，结体也不及前碑书作的丰伟，但笔力仍遒劲雄逸，方圆兼用，刚柔相济，显得苍茫浑厚，从中可以窥其北碑的遗风余韵。从而也证实了他自己所说的“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 的书学情况。
“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棐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几人知？”这是他题《黑女志》三首七绝之一，也充分说明了其颜体楷书，参以 《张黑女墓志》笔法，故其书沉雄而峭拔。
第三，欧阳通 《道因法师碑》,为历代书家赞赏，向为楷书学习范本。杨守敬在其《学书迩言》中称： “欧阳通 《道因碑》,较信本(欧阳询)尤险劲，而论者谓其瘦怯于父，殊非定评，学欧书者，从此碑入手，虽不合时眼而绝少流弊。”杨守敬还在其 《平碑记》 中说 《道因》:“碑森耶若武库矛戟，真堪移赠。”
蝯叟于道光十一年(1831)随父试学浙江，于苏州获旧拓《道因碑》,时年三十二岁，至其六十岁，曾一临再临，据其子何庆涵笔记详述，所临仅七通最足珍异。笔者所见系其第三通临本墨迹，乃1848年四十九岁所临，这是书赠儿媳之兄李概者。他在给李概的信中说： “每日晨起临十页，得百八十字，汗流肱背矣，真消寒妙法也！然中间有事耽搁，即此晨不得临写，大约须二十余日方可毕一通。若得二十、三十通，或书理当有进耳！”从此信中，我们便深知蝯叟临 《道因碑》的勤奋和刻苦。
他予欧阳通《道因碑》高度评价，且推崇备至，津津乐道。在其一则题跋中说： “率更(欧阳询)模 《兰亭》,特因上命以无意仿前式，手眼中谓有右军，吾不信也。兰台(欧阳通)善承家法，又沉浸隶古，厚劲坚凝，遂成本家极笔，后来惟鲁公、北海各能出奇，可与是鼎足，而有唐书势，于是尽矣。”他在此跋中，将颜真卿、李邕、欧阳通三人并称，谓三人书法艺术鼎足而立，代表了有唐一代书势，可见其对唐人书艺研习见解之深！
所临第三通《道因碑》,计二千四百八十二字。字体大小，墨色浓淡，书体风格，自首至尾，精神面貌一致，其功力之深，确是一般凡手难可比拟的。
曾农髯尝跋其第五通《道因碑》云： “兰台取乃父八分以入真，于唐碑独开生面，且示后人由八分入真法门，然分书至隋与真楷无甚差别。何蝯叟从三代两汉苞举无遗，取其精意入楷，其腕之空取《黑女》,力之厚取平原，锋之险劲取兰台，故能独有千古……海内有志学书得此可以超凡入圣矣！”曾氏在这里既指出了欧阳通书《道因碑》的特点，又列举了何绍基临《道因》的特点和造诣。诚书家卓见，立言千古，给后学以无比启示。
其所书“鹏鹗羽翼，龙鸾炳文章”五言联，戈戟森森，锋颖四出，厚劲坚凝，雄健深雅。其似欧非欧的笔意，殊令人捉摸，书艺之高妙，真令人醉倒。该联颤笔显露，应是作者中年后手笔。
吴敏树撰 《新修吕仙亭记》,乃蝯叟同治八年(1869)六月书作，正书五十四行，行十六字，共八百六十四字，同样以《道因碑》笔意书成。方笔多于圆笔，劲挺而有力感。字凡撇者，蚕头鼠尾显出，这当是《道因》肩吻大露的特点。
蝯叟碑书具有“上字之于下字，左行之于右行，横斜疏密，各有攸当。上下连延，左右顾瞩，八面四方，有如布阵。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破”的显著效果。这是他七十岁的手笔，精神面貌不减当年，虽书中有个别误笔或倒置情况，但仍不失为佳构。
综观上述，蝯叟各类楷书，无不显示出作者驾驭线条的高度技巧与才华，既具唐人的法度，又兼六朝的风骨。熔铸古人，别开生面，而自成一家。
第四，蝯叟传世小楷，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和见到的墨迹，有道光十七年(1837)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书的 《册封琉球赋》、《黄庭内景玉经》、《黄庭经》;咸丰七年 (1857) 书 《黄孝子传》; 据霍邱裴氏 《壮陶阁帖目》所载有 《木假山记》、《解疑》、《发愿文》、《跋奚移文》及 《士大夫食时五观》;还有在 《佛遗教经》、《黑女志》、《法华寺碑》、《黄石斋赤牍》册子中的小楷题跋。
他的长孙维朴在跋《黄孝子传》说： “吾祖为高平祁君属书昆山归先生所撰 《黄孝子传》全篇，在咸丰丁巳(1857)九月间。吾祖五十九岁时方侨居济南……友朋文字之乐，极一时之盛。兴会既佳，腕力弥健。故所作书作亦以是时为最多且精。此传几三千字，以分书小楷书三日始毕。又重其为巨孝遗迹而精神愈益专肃，自首至末，无一倦笔。”又说：“吾祖六十以后目力渐衰，小楷遂不复作。世之重吾祖书者，多止见行草大字或晚年随意之笔，似此精书则见之者益尠。”从何维朴的这一题跋中，便可知何绍基六十岁后已不复作小楷。
张古虞藏有蝯叟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书小楷册，同治四年(1865)张出小楷册索题，何得观本人二十年前自书小楷，有感而题“东华散直惜居诸，细楷精严韵颇余。廿载故吾来眼底，梅花绕几墨初香”。他六十六岁自审其四十七岁时小楷书作，认定书作精严，从而可以想见该册小楷的精妙。
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为姻亲李仲云书小楷《黄庭内景经》,拟刻石刊于芋园，刻者以笔画细不容刀，乃再索写《黄庭经》刻之，现两册完好如新。前册计小楷三千二百五十字，后册一千二百二十三字。前册规抚山阴而笔法浑厚精劲，多从小字《麻姑坛》笔意，尺幅有千里之势，似搏免亦用全力。三千余字分书小楷，自首至尾，字字珠玑，无一懈笔。结体谨严，古雅如鼎彝，用笔横逸疏宕，苍劲厚远之气昂然。他自谓其书法无一笔不从横平竖直中来。
何书小楷，实由《麻姑坛》入《黄庭》、《乐毅论》,故能神和气厚。是册小楷，饱满圆润，无一笔兼行，可知当时格律谨严，不容逾越，亦可见何氏于诸礼无不工神明于规矩中，不为格律所囿，乃为何书小楷的极则。清末翰林书法高妙者不多，其原因是埋头卷帙，不知导源碑版，故终身陷入凡庸不能超拔。如刘石庵、钱南园已稀于星凤。何书从规矩入，又复从规矩出，作字既熟，熟便神气完实有余，虽不能比龙跳虎卧，但也非流俗笔所可比。
清末著名书家杨翰于18⁷2年得观何书《黄庭内景玉经》后，便就册末题“何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溯源篆隶，入神化境，此册书黄庭，圆劲精浑，仍从琅邪上掩山阴。数千年书法，于斯一振。如此小字，人间不能有第二本”。其评价之高，无以复加。
米芾说： “书字需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从蝯叟书 《黄庭经》册来看，米芾说可从中窥其竟略。
蝯叟生平跋旧拓肥本 《黄庭》九则，其中有：
“观此帖横直撇捺，皆首尾直下，此古屋漏痕法也。二王作草亦是此意，唐人大家同此根巨。”
“临帖之法，须字大于原帖，方得舒展。想象古人意思，惟《黄庭》以静逸精妙胜……偶得闲暇，藉作楷寻静理，今年遂已写得 《黄庭》两过。”
“神虚体直，骨坚韵深。神味秘远，尤耐寻思。”“合南北二宋为书家度尽金针，前惟 《黄庭》,后惟《化度》,中间则贞白 《鹤铭》,智永《千文》耳。”
从上述几则题跋中，可见其对《黄庭》研习体会之深。正因为他对 《黄庭》宝重若此，所以一临再临。
第五，世人于何书多所称道，但所称道的，一般系指其刚健婀娜、婉媚遒劲的行草书。他传世的书作，行草量多于他体，且以对联为多，所以人们津津乐道于“何对”。
蝯叟学书，涉古面广，其行书根底颜真卿 《争座位帖》及《裴将军诗》,并掺以北碑笔意能得其神髓。他尊古创新，别开生面，坚持走自己的路，形成他那种苍劲凝练，古朴自然而又独特的行书风格。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行体尤于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又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非精究四体，熟谙八法，无以领其妙也。”
杨守敬在 《学书迩言》中说：“子贞以颜平原为宗，其行书天花乱坠，不可捉摹。”
何绍基的行书用笔圆润而又遒劲，相似的是在转折处用的提笔婉转流利，矫若游龙。而晚年行书多参篆意，纯以神行，看起来纵横欹斜，天花乱坠，似出于绳墨之外，其实是腕平锋正，蹈于规矩之中。
他中年书 《苏东坡语》八条屏，十六行约一百五十五字，系作者精力充沛的中年书作。一笔书来，诚似高山银瀑，一泻千里。字与字、行与行的疏密开合，随心所欲而又统一和谐，取得了首尾相应、上下相接，粲然盈楮的效果。虽分八纸书写，而整体结构显著布阵。幅中书字，以行体为主，而又穿插了楷草，融入了篆分、北魏笔法，故予人以飘逸洒脱、高雅古淡、惊矫纵横、不可端倪的感受。

何绍基书对联

晚年所书《题李伯时画》巨轴，行草书七行，行十二字、十三字、十五字或十六字不等，共九十六字。行书或直或斜，似直非直，似斜非斜。通篇字体大小连贯而又相称。无论其笔亦重抑轻，但皆遒劲古拙，婉转流利。且篆分笔法参杂，落笔跳跃飞动，圆劲秀挺，变化多姿。真神来之笔，令人莫测。
幅中字体，随处可见方正、奇肆、恣纵、虚实、肥瘦等气格。如所书 “为、人、文、会”等字的撇，“锋、伯、神、耳”等字的悬针，任意挥洒，更显飘逸奇纵。
蝯叟用笔，正如前人所说的 “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他既能 “入古”,但又善于 “出新”,重神而不求形，不落古人窠臼，展转腾掷，直泻性灵，富有生机。其书法既保持古法特色，又具书家情趣。
他晚年的诗稿，草篆分行共冶一炉，烂漫挥霍，变化神奇，妙不可测。初看有如藤蔓蝌蚪，似无从辨认，然一一认之，乃可识别。其书律之精，虽髦岁行狎，直如篆籀。曾农髯说：“五岭入湘起九嶷，其灵气殆尽输之先生腕下矣！”细观诗草，神融笔畅，妙绪环生。曾农髯对何书如此评价，看来似非过誉。
综观其行草，真是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其根底渊深莫测，真足以凌轹百代。
第六，其篆书出自周秦籀篆，极重气韵，不以分布为工，而以挺拔隽逸见长，以圆润婉遒见胜。晚年所临《蔡殷》、《楚公钟》、《毛公鼎》等皆自出机杼，用笔上非一概中锋圆笔，而是方圆尖扁兼施并用，以垂露法收锋，故神融笔畅，遒劲古拙而有奇趣。
蝯叟五十二岁时，曾篆书其母廖太夫人墓表，共四百二十字，另篆额大书十八字。其墓表行格尺度凝重圆腴，与书其父神道碑同，一作篆体，一效颜法，皆精整无比。
笔者尚见其画格宣纸、篆书廖太夫人墓表，字体略小于拓本字体，此或碑文上石前，同样照宣纸画好行格，再对照宣纸所书内容，一行一格，一字一句的直书碑石。这样既避免镌石的错误，复又避免他人摹勒有损书家原作精神面貌。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殊难能可贵。
墓表篆书，用笔圆润而婉丽，线条挺拔，姿态多变，结字丰腴遒劲。通篇工整端严，圆劲典雅，予人以豪肆肃穆之感。
第七，蝯叟自云：“东京石墨皆我师。”他毕生于汉隶用力至勤，凡东汉名碑临写殆尽，且一临再临，有的多达百余通。他临碑不重形似，惟注意神韵的摄取。写隶书以楷书笔意，故其腕力遒劲，波磔甚古，变化多奇，且大气磅礴。他自云：“书法须自立门户。其诣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否则习气未除，将至性至情不能表现于笔墨之外。”著名书家谭泽闿说：“蝯叟致力于汉碑至勤，东汉诸碑临写殆遍。六朝而后言八分无能过也。”
其所临《石门》杂出 《礼器》的笔法，临《张迁》则又杂出篆籀笔法。笔者观其临《石门颂》原墨，系其晚年临本，细筋入骨，妙到毫颠，《礼器》笔法杂出其间，显得古朴稚拙，苍劲涵纳。他的分书以咸丰十一年(1861)及同治元年(1862)所书恰到好处，前此韵胜而力有不及，后此力过而奔放太甚，但均非伊秉绶和邓石如所能及。
曾农髯说：“本朝言分书，伊、邓并称，伊(秉绶)守一家，尚涵书卷之气；邓(石如)用偃笔，肉丰骨啬，转相抚效，习气滋甚。道州(何绍基)以不出世之才，出入周秦，但取神骨，驰骋两汉，和以天倪。当客历下，所临《礼器》、《乙瑛》、《曹全》诸碑，腕和韵雅，雍雍乎东汉之风度。及居长沙、临 《张迁》百余通，《衡方》、《礼器》、《史晨》又数十通，皆以篆隶入分。”
马宗霍说：“真能集分之成者，要惟何蝯叟。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积之既久，各碑神理，皆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及乎自运，奔赴腕下，不假绳尺，和以天倪。”
其所书 “驾言登五岳，游好在六经”隶书五言联，章法严谨，疏密得当； 笔致矫健挺拔方圆兼备，予人以气势磅礴、雄强豪放之感。自其风格来看，是取法《张迁碑》、《礼器碑》和 《乙瑛碑》笔意，圆劲古拙，有金石味。上下行款自然洒脱，全联结构和谐稳健，古朴而又自然。
章太炎见其临《石门颂》册后，即席书跋： “蝯叟篆隶皆以草行之，小篆如兰叶当风，披靡四出。隶稍严整，石门势本奇宕，故得行其意耶。谓舞女低腰，仙人啸树者庶其似之。”
细观蝯叟篆隶，然后玩味章跋，立论精辟，予研究何书者不无启示。

何绍基书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