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福建革命党人立志复仇。1911年6月，同盟会福建分会在福州开会，决定加紧活动。为加强同内地党人的联系，林斯琛奉派前往上海和长江各埠联络。史家麟、潘祖彝等在上海参加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发起。在福州，分会会长郑祖荫则以省谘议局常驻议员的身份出现，通过公开团体桥南公益社在社会上联络各界，暗中扩展同盟会组织。武昌起义后，官府十分惊慌，社会秩序混乱，同盟会分会便趁机全力以赴地筹备起义。他们在学界、商界都有良好的基础，掌握有民团、体育会，但与军界关系有限。这时，分会成员彭寿松从武汉归来，立即发起组织福建军警同盟会，吸收新旧军官兵和警察参加革命。福建因过去由湘军驻守的关系，湖南人在军警界势力很大，彭是湘军将领之后，曾任省城保甲局总办，便利用这种身份广为招徕，使军警同盟会迅即发展到近万人。新建陆军第十镇是驻闽清军的精锐，闽浙总督松寿却不信任新军，将新军弹药收存于旗界，革命党人便设法争取新军将领。10月30日，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至桥南公益社宣誓加入同盟会。11月5日，该镇统制孙道仁也由彭寿松主持加盟。争取到新军官兵之后，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11月4日，上海等地光复的消息传到福州，城里商店停业，居民走避。福州将军朴寿一面派旗兵分防，一面也偷运家财，预备逃跑。5日，同盟会在城外白泉庵召集军事会议，成立由郑祖荫等组成的总机关部，以桥南社为发号施令的总机关。同日，郑祖荫、林斯琛代表同盟会与新军将领许崇智、林肇民等在台江舟上会晤，秘商起义军事方略，议定在花巷设立国民军司令部，以许为前敌指挥官，节制所有新军，起义时，先占领于山，放火为号，先烧都统、将军二署，后烧旗下街，留东门不攻，给旗兵一条生路。起义日期，定在11月12日。6日，彭寿松又往台江会见孙道仁，孙决心全军反正。
7日下午，谘议局开会，经副议长刘崇佑提议，一致决议：所有福建之政务，此后由新政府施行。8日，谘议局照会松寿，要他交出权力，并缴出旗兵的枪械弹药。由于敌人的实力并未全部瓦解，这种和平接管的愿望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松寿顽固地反对交权，命令所部整顿备战，预定次日直扑桥南社，消灭革命力量的首脑，并组织杀汉队，妄图施行种族屠杀。面对这种情况，同盟会总机关和起义军司令部紧急决定于当晚起义，以武力消灭顽抗的敌人。
当天，武备学堂和福州各校学生齐集桥南社，分编为炸弹队、洋枪队，炸弹队入城随军攻守，洋枪队占领和守卫城内外重要单位。9日零时，新军出动，迅即占领于山，在其北面山腹布防，装置大炮。彭寿松率炸弹队攀登而上，与新军会合。旗兵以法政学堂为中心点，据民房作战，并派人四处放火，以阻止革命军的进攻。新军和炸弹队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前进，旗兵不支退却，死伤数百人。革命军树大旗招降，旗兵纷纷逃亡。松寿闻败，吞金自杀。晚，朴寿写降书请求停战。10日黎明，旗营挂起白旗，革命军正准备受降，不意突出数百旗兵，直扑于山，劫夺大炮，双方短兵相接，拼死搏斗，许崇智等将领也亲上火线，终将敌人杀退。朴寿头天晚上求降后即行逃跑，被炸弹队活捉，拘押在司令部，这时，他乘清军反扑逃出，被抓回即行正法。松寿、朴寿死后，旗兵零散的反抗迅速被消灭；大批旗兵投降，受到革命军的优待。
11月11日，同盟总机关由桥南移入城内。郑祖荫等率新军、学生军和同盟会员列队前往旧督署，沿途受到居民的夹道欢迎，各商店悬旗庆祝，爆竹争鸣。改督署为福建都督府，由同盟会分会推举职员，孙道仁为都督，同盟会员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黄光弼、李恢、刘通等十人为参事员，协同都督掌握政权。同日，选定彭寿松为参事会会长，并决定各部正副部长十人人选。至12月8日，又决定将参事会改为政务院，任命彭寿松为政务院总长，林斯琛、郑祖荫为副长，高登鲤(原谘议局议长)、陈能光、陈之麟(华侨)、林之夏、郑烈、黄展云、黄乃裳、翁浩分任各部部长，林森、萧奇斌、林长民、蔡良垣、潘祖彝等分任次长。此外，还保留了省谘议局，作为都督府的咨询机关。福建都督府虽吸收了立宪派人物参加，但实权牢牢掌握在同盟会手中。
福建都督府宣布自身只是一个过渡性政权，“施政方针，一切均以蕲至共和为旨”^[1]。它强调“共和政体之精神，首在三权之分立”^[2],为不使“政府骄横渐成无对之尊”^[3],它积极筹设省议会，并决定改正清朝的审判制度。孙道仁还下令豁免厘金及1910年以前旧欠钱粮，改良租税，以利民生。外交部长陈能光致书本省和外洋各商会，要求他们支持新政权，他谴责了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表示“他日‘国际条约’终有修改之一日”^[4],鼓励商人、侨胞为此努力。新军整顿以后，以许崇智为闽军北伐总司令，于12月率杜持一协北上。这支军队后由杜持率领赴山东烟台，在那里和清军作战。
福州起义前后，福建各地革命党人和民众也在积极准备夺取当地政权。都督府成立后，命令各地原有地方官和民众团体、自治所一同维护地方治安，等待省方派官员接管。这样，福建大部分地区，如兴化(治莆田)、福宁(治霞浦)、延平(治南平)、建宁(治建瓯)、邵武、泉州(治晋江)、漳州(治龙溪)各府，都是在革命党人、民众或官吏宣布、承认光复后兵不血刃地接管的，只有厦门、汀州(治长汀)两府由革命党人起来夺取了政权，而经过比较激烈战斗的仅仅汀州一府。
厦门地方革命党人力量较强，同盟会员张海珊、光复会员王振邦在此积极准备光复。11月8日，清厦门道庆蕃逃走，10日，福州光复，王振邦等见形势已成，去找厦门自治会会长陈子挺商量光复问题，陈不赞成武装起义，同盟会骨干乃自行决定于15日起事。到15日，他们召集了群众大会，宣讲革命宗旨，然后率领数千群众列队向道台衙门进发，吏胥奔逃一空。次日，厦门军政分府成立，张海珊被推为统制。厦门革命党人因籍贯不同而分成福州、厦门两派，张属于人数较少的福州派，不久即遭到王振邦为首的厦门派的攻击，发生内讧。省方派参事员宋渊源安抚闽南，出面调解，由省中派出道尹、司令驻厦，另设参事会，聘请当地革命党人和绅士参与政务。
汀州府与省会相隔虽远，但在广东影响下，早有革命党人在活动。11月19日夜，上杭在同盟会员涂演凡(广东大埔人)等的促进下宣布独立。次日，游勇樊彪部侵扰上杭，为保卫治安，涂等向大埔革命军请援。大埔已于13日由革命党人光复，组成军队向汀州发展，18日光复永定。24日，大埔民军司令李宗尧派童国珍率部抵上杭，成立军政府，以童国珍为军政长，收缴了清军枪械。同日，会党温开元也率所部民军入城，与童部冲突，26日，李宗尧到杭，当晚消灭了温部。但是，知县龚开富以孙道仁有令保守地方，拒不交印，绅士们也与军政府离心离德，加以军政府禁烟禁赌，地痞流氓也蠢蠢欲动，革命政权并不稳固。27日，府城长汀的同盟会员约集当地清军宣布独立，被守旧派阻挠，也请李宗尧派军前往。30日，民军到达，成立军政府，以教员刘家驹为民政长。军政府要清军移交军政权并缴出枪械，清军拒绝，恰好樊彪率部窜汀，二者便勾结谋叛。12月4日，民军仓促应战，激战四昼夜，不支突围，李宗尧出走，刘家驹等三十余人被害。长汀失败后，上杭反动势力愈加嚣张，12月18日，龚时富勾结民团、地痞流氓袭击民军，杀害了童国珍等四十余人，上杭革命势力失败。1912年1月，孙道仁始派军赴汀州接管政权，但是汀州的反动势力并未受到应有惩处。
福建都督府成立后，军警同盟会与同盟会福建分会于11月21日合并，郑祖荫将分会会长职让于彭寿松。彭一手掌握党政大权，日渐骄横跋扈。他只依靠原军警同盟会的一帮人，对清朝官僚马绛生尤其言听计从。很快，就因权力问题与孙道仁、许崇智发生矛盾，彭没有军队，便组织卫队两营，由其子统领。其侄彭荫祥要挟都督府授予延建邵道尹职务，下属三府均由亲信担任，割据一方。同盟会元老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也被彭疏远，虚居其位。原来军警同盟会的人，成分复杂，不守法令，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弄得民怨沸腾。为了制止舆论的反对，彭指使其部下刺杀了同盟会员蒋筠、黄家宸，封闭报馆，逮捕主笔苏眇公。这样，社会上的反对更加强烈，守旧分子在背后推波助澜，一些力图维护革命政权和同盟会威信的人，也为之束手。
彭寿松在福建起义中立有大功，后来牺牲在反袁斗争中，但是他个人权势欲很大，更不懂得怎样职掌政权。他的胡作非为，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动摇了革命政权的基础，使得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有借口插入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