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朱翊钧

神宗朱翊钧 

隆庆六年(1572)入夏。天气似乎格外闷热，江南少雨，蟒蛇过道。边界烽火不息，朝野上下多以为异兆。五月二十五日，正在坐朝的大明第十二帝穆宗朱载垕突然中风，翌日驾崩。六月初十，眼睑微肿、神情慵怠的十龄太子，在例行的三番 “劝进”之后，终于漠然接受了文武百官的叩拜，登极即皇帝位，定年号为万历，并以次年为万历元年。这位在“异兆”中称孤的新君，就是身后被谥为神宗的朱翊钧。朱翊钧是明代16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他贪财好货，懒散拖沓，昏昏噩噩地驱使着权力的巨辇奔忙了48年。从而使前此已露败象的大明江山，彻底陷入末路。

一

登极大典后的第六天。天还未明，万历就召内阁、五府、六部大臣们到会极门，他要在这里第一次当众行使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透过淡淡的雾霭，年幼的君主注视着阶外肃立的卫士们，心情亢奋而又忐忑不安。虽然陈皇后、母亲和冯保为今天的早朝策划了很久，但谁又能说精明狡狯的高拱事先没有准备呢？ 他不无依赖地瞅着母亲李贵妃和破例立在御座旁的内臣冯保。自然，不满十岁的万历皇帝此时还不会意识到，他的这次早朝，将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尽管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他都是个早熟的少年。

万历是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世宗在位时，穆宗为裕王。裕王曾娶后来谥为孝懿皇后的昌平人李氏为妻，生长子翊釴，不幸李氏早逝，其子5岁夭折。随即又娶通州人陈氏为继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安皇后。但陈氏无子。此后，裕王曾与一姓氏无考女子生次子翊铃，而翊铃不满一岁也死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裕王极度忧伤。恰在此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中了宫娥 (当时称“都人”)李氏，这就是万历的生母。李氏原籍漷县。其父李伟，为人十分精明，见乡下动荡日剧，便跑到京城躲避。李氏进裕王府，就是李伟为女儿谋的一条生路，却万料不到竟成就了日后的百般富贵。隆庆元年 (1567) 裕王即位，即封李氏为贵妃。由于李氏生性柔媚、甚有谋略，而万历又是独子，所以母子都最受穆宗宠爱。万历5岁时，按李氏的意思，穆宗准其读书，这在大明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个特例了。大臣们于是都认定万历是位早慧的皇子。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请立其为太子，三月间，便正式册立。而事实上万历也的确聪明慧敏。有一次，穆宗独自在宫中驰马，万历见了很担心，但他仅仅是说“父王，您贵为天子，一人骑马，难道就不怕摔坏了吗？”这种巧妙的劝阻与他的年龄似乎不大相称，于是，很快在宫中传为佳话。那段时间，陈皇后因病住在别宫，每天早晨，知礼豁达的李贵妃都要带太子前去请安。皇后便常取经书来，逐段逐句考问。万历无不对答如流。这使严厉的皇后也欣悦异常，以至于后来每早听到小靴子橐、橐响，便高兴地强打精神爬起来迎候。这一年，他才6岁。

正是这种早慧，使他在登上权力的颠峰时，颇有点自负起来。最明显的是，他不无意气用事地对内阁大臣高拱在穆宗去世时的表现极为不满。当时，悲伤过度的高拱，曾在内阁中嚎啕大哭，一边还嚷着，“十岁的孩子，怎么治理天下呀！”这话说到家，不过是对社稷不幸的忧虑和对太子小小年纪要当此重任的怜惜。但经冯保传到皇后、皇贵妃和万历那里，却成了“10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呀！”听起来，便很有些不臣之心了。这不仅使他的自负心理受到了伤害，而且简直就使他感到即将失去权力的威胁，他想无论如何，得给高拱点颜色瞧瞧。凭着聪明，万历早就隐约感到高拱和冯保之间不和，也曾怀疑过或许是冯保诬陷，但以10岁幼龄的有限阅历，他还不能完全清楚这是一场相当残酷的政治斗争，他只知道冯保是他的“大伴”，提携抱持，不离左右，自然有一种近似敬畏的信任感，而高拱，则因权重而迂梗，连皇后都敢冲撞，更何况他了。事实上，这时冯、高的对立，已发展为司礼监与内阁的攻讦，以至于整个朝廷都卷了进去。万历的态度，明显加重了倒拱的政治砝码。而这对高拱及其同党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高拱与冯保的矛盾早在隆庆初年就激化了。高拱是嘉靖朝的老臣，到隆庆朝已升为内阁首辅，冯保那时则是司礼秉笔太监。其间，权重位显的掌印太监曾两度出现空缺，按惯例，应由秉笔太监递补，冯保也极想升上去。但那时朝廷奉行相互牵制的政策，这一职缺，主要由首辅推荐，而高拱则因冯保过于乖滑、惯于钻营，平素对其十分反感，所以，先后推荐御用监的陈洪、尚膳监的孟冲出任此职，这使冯保忌恨到了极点。冯保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他为此花功夫结纳下皇后和李贵妃，同时，又利用内阁次辅张居正不甘屈居高拱之下的心理，争取了同情。穆宗去世后，他便由孟冲手中，将“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 的大权夺了过来。神宗一即位，由冯保密嘱张居正矫过的穆宗遗诏，便以“中旨”的方式颁至内阁，遗诏中有一条，就是授冯保为司礼掌印太监。对此，高拱痛恨极了。在古代中国，皇帝的诏命都要经过中书省或内阁副署，但明代政制混乱，在内阁之外，还有通政司和六科，都有随时复奏封驳皇帝诏命的权力，因此，时有伪诏出现，有责任心的大臣对此都非常不满。高拱痛恨的正是这种“中旨”。他当时就对传旨的太监说：“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先皇已去世，皇上年纪还少得很，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都赶走。”这一番声色俱厉的言辞，小内监都传给了冯保。冯保感到，高拱是非除不可了，否则他的地位就不会安稳。于是，便有了他向皇后、李贵妃和万历告发高拱不臣之心的那一幕。

在万历遵照母命和冯保等人的意思准备处置高拱时，高拱却在想着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辅佐万历。他觉得首要的是不使宦官专权，冯保既司礼掌印又提督东厂，权太重了。于是他安排亲信接二连三地上疏，弹劾冯保。自己也曾亲自上疏，要求把司礼监掌理章奏的大权，收归内阁。遗憾的是，万历还太年幼，无法洞悉其中的曲直。六月十六日，当高拱以为皇帝听从了自己的计谋要铲除冯保，而兴冲冲地赴早朝时，他一眼看到少年天子身边，正立着仇敌冯保。一刹那，高拱知道自己彻底失败了。冯保传皇后、李贵妃和万历谕旨，历数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等罪过。着令立即“回藉闲住。”这意想不到的结果，有如晴天霹雳，直震得高拱跪伏在地，浑身瘫软。最后还是张居正搀他起来，把他掖扶出宫。

万历就这样结束了他登基第六天的早朝，草草然而坚决地把高拱处置了。这是万历帝王生涯中的第一次大变故。在这次变故中，有三个人是直接的获益者。一个是冯保。他终于坐稳了连日来动荡不定的位置，集掌印、提督特务机构东厂、“大伴”于一身，开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万历。第二个是内阁次辅张居正。张居正是个有才略、有抱负的政治家，早就不甘在高拱手下埋没，这次倒拱事件中，他差不多始终是与李贵妃、冯保等人合谋的。高拱去后，他自然晋居首辅。六月十九日，万历召见刚任首辅的张居正，称他是“忠臣”，并提出 “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这时，内阁三成员之一的高仪，已病逝，张居正在万历的支持下，统揽了大权。他一面确定了 “遵守成宪”的大政方针； 一面又调整了政治中枢，按他的意思、经万历首肯，以礼部尚书吕调阳入内阁，兵部尚书杨博调任吏部尚书 ，此外，户、刑、工诸部尚书也都按排停当，以张居正为实际上的中心的权力网，已经形成。第三个获益的人，是万历生母李贵妃。万历即位后，李贵妃就一心盼望被尊为皇太后，同时，又希望能摆脱一向在她之上的皇后的威势。在皇太后上加一个与陈皇后一般无二的尊号，便是李贵妃力保张居正升首辅的条件。这一点，张居正给做到了。在他主持廷议时，议定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铢两悉称，到了并尊无异的程度。

这场变故，使三个获益者自然地结成一股势力，成了对幼年万历影响最大的三个监护人。那时，李太后最关心的是万历如何成为一个好皇帝，因此对他的读书修行抓得十分紧。她搬到乾清宫与万历同住，处处加以监管，直到万历大婚为止。她每天都要督责儿子读书，如出差错，便要罚跪，直至责打。对荒疏学业、有碍品行的越轨行为，则处罚更严。一次万历醉酒，命内侍唱个新曲，内侍回说不会，万历大怒，要用剑斫他。后虽经劝说，还是割下了那内侍的头发，名曰“割发代首”。这事被李太后知道后，立即召张居正，命他上疏切谏力陈皇帝的不是，并代万历起草“罪已御扎”，同时，又把万历叫来罚跪，痛加申斥，还要他把疏文高声朗读后亲笔抄写，公布周知。后来，这种“罪已诏”之类的东西经常出现，令少年万历十分头疼。除了李太后，万历还要怕冯保。冯保的专横无礼、妄自尊大，他虽然也学了不少，但他对冯保还是不满意。因为冯保是太后的耳目，有了错处，冯保就上告，太后也就每告必罚。万历大婚后，有一阵也象他的从祖明武宗那样，喜欢夜游，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到处乱跑，一班为他宠信的小太监孙海、客用等也越发引诱他。冯保不仅将这类事悉数报告太后，害得万历长跪，而且亲自将这些小太监杖责后逐出宫去。因此，万历为少受罚，有时也不得不讨好冯保。一段时间，他还效法以往皇帝赐银章给阁臣以示荣宠的办法，多次不无戏谑地赐给冯保镌有“光明正大”、“汝作舟楫”、“尔惟盐梅”等词句的牙章。冯保自然十分高兴，但他万不会料到，这时万历的心里，已种下了由羞恼而至于仇恨的种子。

比较起来，万历最怕的实际上要算张居正。张居正是万历的师保，对万历的成长、尤其是读书问题，可谓倾尽了心力。万历刚即位，他便提出要开“日讲”。隆庆六年八月，日讲就开始了。万历元年二月后，又举行了经筵。“经筵”和 “日讲”，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举行，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进讲经史，典礼很隆重。“日讲”则只用讲官和内阁学士侍班，随便得多。那时，万历所读的主要是《大学》、《尚书》等典籍，除每月三、六、九视朝外，一概由张居正盯紧在东宫苦读。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取尧、舜以来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应儆戒的恶事36件，汇成类似于绘图立说的故事书《帝鉴图说》，以便使万历对为君之道能有个初步的理解。其后，他又命翰林院从历代诸帝的 《实象》和明太祖的 《宝训》 中，选择材料，分门别类，编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等40本书。每有机会，他自己也总向万历讲一些如何为君的正论，严厉精敏，使少年万历极其敬畏。对此，李太后极为赞赏，每当万历不用功，她便把张居正搬出来，说：“告诉张先生吧，怎么样？”或者“这叫张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使万历在害怕之余，也隐隐地滋生了不满情绪。而这时的张居正，则对他失之严厉。一次万历读《论语》，错把“色勃如也”，读作“色悖如也”，张居正当时厉声加以纠正，令万历暗地十分恼怒。张居正只把万历看成一个恭顺的学生，而忽略了他毕竟是世宗的孙子、少年天子，他的脉管里，正涌动着倨傲又颓废、委曲迁就而伺机图逞的血液！

凡此种种，使万历常常感到烦闷。他深知自己的权势，但也清楚自己正被人左右和支配着。那时他常抓住一些事大做文章。他10岁时，慈宁宫后房毁了，御史胡涍上疏说“唐高不君，则天为虐”，要求放归后宫宫人。万历大怒，要他明白回奏。后来虽经张居正再三解释，胡涍还是受到了斥逐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他12岁时，内监张进酒后不轨，言官们上疏弹劾，万历又勃然大怒，认为言官干涉宫内琐事，完全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诸如此类出于自卑的刚愎作态，其实是一种希图报复的信号，遗憾的是，当时并无人清醒地注意到这一点，及至若干年后，那报复便狂风暴雨般地来临了。

二

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 (1573—1582)，是万历朝最为靖昌的时期，“海内肃清，边境安全”，太仓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时达400余万，“一时治绩炳然”。当然，这主要不能算是万历的“治绩”，他那时大部精力用在读书上，“大柄悉以委居正”。但此时的万历还是“纯心见任” 的，有一股进取的锐气。张居正曾屡次对人谈过，万历年虽幼冲，却专笃于学问，并常与阁臣商讨政事，一点消息、一丝疑问，都必定询问明白。加上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就给了下面的大臣们一个革除弊政的机会。于是，万历元年，当张居正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政权后，一场企图搀回大明颓势，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改革的运动就形成了。而其中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人。张居正小时名白圭，十分聪颖，12岁时即赴荆州府投考。据说荆州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方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点名时见张白圭正是梦中所见那孩子，因此替他改名居正。这一年，张居正进学成秀才，随后，16岁中举，23岁中进士，少年得志，一路顺风地踏入仕途。但是，由于对当时政治的悲观，他只在翰林院做了7年编修，便称病辞官，归家读书，一读就是6年。其后，他又进京任国子监司业。这时，他开始研究历代政治和社会现状，深沉的性格和政治胆略逐渐形成。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被遴选入阁。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主张实行改革，完成“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务”六大急务，深得穆宗嘉许。但可惜穆宗早逝，张居正当时又不是首辅，所以这些颇具见识而又切中时弊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实行。直到万历初年，昔日这六点改革纲领，才被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

这场改革最先从政治上开始。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政局的混乱，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员 “虚声窃誉”、“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不断起义的重要原因。所以，他力主整顿吏治。万历元年 (1573年)，张居正提出 “考成法”，着手督查官员、矫治政风士习。考察的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为了增强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整顿吏治中还建立了随事考成的制度。各行政部门都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各科备注，凡执行的公事，一律记载立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另一本则送内阁稽考，同时，各科、部、院之间也相互制约和监督，使各级官吏都不敢敷衍塞责。这项改革在当时可谓轰轰烈烈、朝野震动。12岁的少年天子万历，虽不能尽悉其中的深远意义，却仍然表现出极大的赞赏。改革开始的第二年，万历就对吏部尚书张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说，要召见在整顿吏治中确认的廉能官员，面加奖谕。张居正闻言立即上疏请定面奖仪注。正月，万历在会极门，召见了“廉能官员”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25人，对他们的作为大加褒奖，并赐予金币。经过这次整顿，万历政体有了改观，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其他改革的推行，也就有了基础。

这其中首先就包括经济方面的改革。万历初年，国家财政已露崩溃之象，无论朝野都十分忧虑。而那时的万历，还不象后来那样贪财好货，所以，当张居正提出要节流开源、扭转财政危机时，他是很赞同的。万历元年冬季，张居正一面主持裁减冗官冗费，另一面也开始控制皇室费用。根据他的疏议，万历下令免了日讲时的筵宴和元夕灯火，并规定节期只设早宴。一次张居正进讲，谈到宋仁宗不爱珠饰，万历就说，“贤臣才是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处！”张居正听后自然十分欢喜，说： “是呀，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万历便又说：“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两人的看法很有些一致。但是，节流虽然有助于财政状况的好转，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提议清查丈量全国各类土地，实现 “开源”，增加生产。到万历九年(1581年)，土地丈量完毕，共查实田地700多万顷，比弘治时多出300万顷。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吸取了早在嘉、隆年间就在一些地区施行的 “一条鞭法”，并上承了唐代的“两税法”，于同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新的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的赋役制度。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的基本内容有4点： (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2) 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3) 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 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这次改革，对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的重要改革，是整饬军备，加强边防。万历读《帝鉴图说》时，曾对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极感兴趣，张居正趁机说： “皇上应当特别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和平久了，武备就有些废驰，该早想点办法。”万历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问应当怎么办，张居正于是把想了很久的精选将领、练兵治防、整顿器械、屯田垦荒等主张提了出来，以后果然就照这些主张办了。在蓟州一带，任用着名抗倭将领戚继光镇守。戚继光练精兵、修筑沿边防线的“空心敌台”、练习车战战术，使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的边防，异常整肃，后人称他镇守蓟州16年，“边备修饬，蓟州宴然”。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移镇广东，陈第赋诗送别，诗中说“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反映了边境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辽东，重用能征善战的大将李成梁任总兵官。万历二年十月，李成梁率部一举击溃与土蛮勾结为害边境的 “属夷”建州卫部落，斩都指挥王杲以下1100余人，取得了有名的 “辽东大捷”，以后又多次平息外患，保卫了东北边境的安宁。在北部的宣府、大同以及西至延绥、宁夏一带，任用王崇古为总督，王崇古对北部边塞部落多、势力大的劲敌俺答，采取了安抚睦邻政策，经过努力，俺答表示归附明朝，明朝也封赐俺答为“顺义王”，从此蒙汉双方定盟、通贡，并设立茶马市互相交易，彼此相安。对军事上的这些改革、特别是选用将领，万历都十分满意，他曾为此褒扬张居正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没有不当的。”

这一时期臣僚们的功绩，加重了万历的沾沾自喜、无所事事，以及懒散依赖的心理；已经青年，而始终未得亲政，又使他时常有一种刻骨怨愤的情绪。万历就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中，读着书，偶尔也问问政，等待着快些成人。

万历五年(1577)，发生了一件最能表现万历对朝臣、特别是对张居正依赖之深的事。这一年的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在其原籍去世。按惯例，父母去世，儿子要守孝3年，做官的人也要去官回乡，孝期满后才能复官，这在当时叫做“丁忧”。照理，张居正也要“丁忧”，但他身为首辅，朝中诸事刚有头绪，一离3年，不是儿戏。因此，万历母子十分忧虑，张居正自己也不愿离去。这时，户部侍郎李幼孜为讨好张居正，提议 “夺情”。“夺情”，是出征将、帅等人有父母之丧，因军务不便离去，国君便可命其移孝作忠，只在军中戴孝而不必回家守孝的古礼。万历对此提议十分赞同。但翰林王锡爵、吴中行等人，却一再上疏表示不可，这时，又恰有慧星从西南行东北，白光冲天，于是朝野议论汹汹，纷纷指责张居正不孝。万历闻讯非常恼怒，立即下了道镇压的诏谕，并廷杖了上疏最烈的吴中行、邹元标等人，才算平息了这件事。接着，万历命张居正长子嗣修与司礼太监魏朝一起，前往湖广江陵代为司丧，并命礼部、工部各派人协助。而张居正，则戴孝入阁治政。万历安抚说：“先生精忠为国之心，天知地知祖宗知，圣母与朕也知，那帮小人，自有祖上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意。”次年三月，张居正请求准假归家安葬其父，万历除派专人护送外，又令次辅吕调阳等人，凡有大事，必须到江陵请示张居正，不得擅自处置。并根据张居正的推荐，升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时行为内阁成员。张居正成行之日，万历及两宫都送了厚礼，在郊外为其饯行，百官相送。沿途地方官府迎来送往、铺路搭桥，也有十足的声势。万历对张居正的倚信，由此便可见一斑。

然而这种情况在万历十年 (1582) 后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六月，张居正去世。万历得到消息的最初是十分悲痛的。他特意下诏罢朝数日志哀，赠张居正上柱国的荣衔，赐谥文忠公，又与两宫皇太后、皇弟潞王一道赐赙银1000余两，赐祭16坛，并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官、司礼太监等人护送归葬江陵。身后的恩礼如此隆重，在大明历代的臣僚中，都是极罕见的。但是不久，万历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造成了说不尽的是非恩怨。

事情起因于冯保被逐。早些年，冯保曾将极受万历宠信的太监张诚赶出宫去。万历对此十分难过，所以就恨造成这一事端的冯保和张居正。张诚拜辞时，万历暗中交待他离宫后要留意探明冯、张二人的劣迹。冯保的威福自恣已是出了名的，就是张居正，人虽能干，政务上也很有建树，但却远未做到廉洁自好，招权树党、收受贿赂，甚至侵吞国有资产等等，也是有的。这一切，都被张诚探了个清清楚楚。张居正死后，张诚重新进宫，便尽其所知一一陈奏，同时，建议万历先由冯保开刀，将其逐出宫去，查没其财物。起初，万历慑于冯保的 “大伴”余威，深怕他闯上殿来闹事，还犹犹豫豫，不敢轻易动手。后来，张诚和另一太监张鲸，向万历大讲冯保家资饶富，胜过皇上，才引得万历动了心，下令逮捕冯保，发南京安置，并查抄了他的家产。这次抄家，万历得金银100余万、珠宝无数，结结实实地尝了次查抄的甜头，也发泄了少时被百般挟制的愤懑。

冯保被逐后，万历受更大贪欲的驱使，决心通过清算张居正，一方面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目的； 另一方面，也敛聚些钱财。这时，恰有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参奏张居正14条罪状，万历立即批示说，朕这么信任、尊宠张居正，他却不思尽忠报国，借机谋私，有负朕的宠信，着令查处。万历十一年 (1583) 三月，万历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接着，又下令追夺文忠公谥，并革去其子张懋修的进士，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同时，罢斥了刑部尚书殷正茂、总督两广兵部尚书陈瑞等一批“悦张”、“私张”的官员，废黜了 “考成法”等改革措施。万历精神亢奋，终日沉浸在复仇的快感里。 此后不久， 辽王朱宪次妃王氏上疏鸣冤。 朱宪十七年前曾被张居正废为庶人，并夺去府第。王氏疏中数陈张居正贪鄙，为夺府第诬陷辽王，还夺了数以万计的金银。万历对金银十分动心，立即将此奏疏报告给慈圣太后，太后因万历已年满二十，又亲了政，所以未置可否。万历便立即做出了查抄的决定，急命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尚书右侍郎丘橓、刑科左给事中杨廷相、锦衣卫都指挥贾应魁等人南下，抄其家。到达之前，先派人告知了荆州知府、江陵知县，他们亲自带人到张府封门，将张家人口，赶到空房子里，令衙役在外看守。张诚等人到时，那些被锁的人，饿死的已有十多口。查抄的结果，却只得黄金一万余两、白银十几万两，算不上什么巨宝。张诚感到不好向万历交待，十分恼怒，便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抓来拷问，要他交待藏匿的全部财产。张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苦，信口说还有30多万两银子，分藏在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家里，结果这三家也受牵连，被查抄。这场查抄闹剧中，张敬修投环自尽，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惊悸，申时行、潘季驯等内阁和六部大臣上疏请求从宽处理，万历才下诏留空宅一所、田10顷，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万历十二年 (1584) 八月，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下诏书，宣布了张居正诬陷宗室，侵占王府土地财产，控制言官，蒙蔽皇上等等罪状。并说本当斫棺戮尸，念其效劳多年，姑且免之，只把其弟都指挥张居易，其子张编修、张嗣修，其孙张顺、张年，发配边地，以示惩戒。至此，在经历了近两年的复杂谋划之后，万历终于彻底拂去了张居正、冯保政治威势在他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也控制了朝中大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

三

万历洋洋自得地亲政了。照理，他应当珍惜自己以都人之子而为帝王的机会，应当记住自己儿时在母后严教下的寒窗苦读，振兴大明，建功立业。然而他那种自小养成的懒散习性、从商人外祖父李伟那里继承来的贪婪秉赋、以及狭隘的市井眼光，又一次束缚了他。他那时心里充满了狂喜，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财富，这么驯顺的臣民，都属于我了！ 作为真正的人主，该有一种与那挂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后，他便着手恢复了被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费，一切对皇上、对政体有制约的戒律，统统废掉，他还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这是万历十一年(1583)，未来大清帝国的奠基者、清太祖努尔哈赤，正虎视耽耽地弄兵塞外，蚕食坐大。万历不仅此时对此浑然不知，就是30年后，当他行将老去时，也不知努尔哈赤其人其强，还在做着舒舒服服的天子迷梦。

醉梦一觉数十年。使这梦变得如此深沉的，不能不算上万历十一年晋居首辅的申时行。虽然在他离京后，终万历之朝的阁臣还有十五、六人，但他却是继张居正之后，对万历最有影响的最后一人。

申时行对万历的最大影响，是教会了他如何偷懒。嘉靖四十一年 (1562) 状元出身的申时行，为人为政十分聪明乖巧，又有侍历三朝的经验，很会揣摸万历的心理。万历亲政之初，言官抗直之声满天下，言事论政、检举弹劾的谏疏、论疏，扰得懒散成性的万历非常头疼，但上有太后督着，躲又躲不过。他就常向申时行抱怨。申时行何尝不想君臣一道省点事？ 就趁机教他，说皇上就不会 “留中”吗？ 这办法祖宗们都用过，一些疏文要都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下，上疏的人还以为您在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闹事，岂不两全其美？万历听后十分高兴，试了几次，果然没出什么乱子，又落得清净。此后奏疏多起来时，君臣二人又将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譬如给事中，以前虽分吏、礼、户、兵、刑、工六科，但论事时却不受六科限制，举国上下，各色事物，都可论及，有了这个规定后，便无法论疏科外的事了，奏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万历所要处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时间多了，更可以纵情酒色。

万历溺于酒色，是大婚以后的事。只是程度惊人。到20岁亲政，他后宫已有美女数以千计，而且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一次，有人传给他掷银叶的赌博游戏，他很快便入了迷。常与太监们一起做乐。他喜欢自己当庄家，在离他十步远的前方，画一内含八个城的方框，每个城内标定赌额，让太监们拿由银作局特制的一钱重的银豆叶去投。投中者有赏，不中的，银豆叶便归他所有。

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万历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无恶果，干脆就常以 “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却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万历听后感到十分可笑，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大理评事叫雒于仁，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万历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万历能明察猛省。万历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恐招致物议，劝说万历还是不要张张扬扬、大动干戈，免得引人猜疑，倒不如私下痛责，令其归家为好。万历这才消了点气，将雒于仁削职为民。从此，万历索性把不理朝政公开化，自万历十八年 (1590) 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万历二十四年 (1596) 十月，乾清、坤宁两宫失火，大学士陈于陛心急如焚地请求面奏，疏递上了，却迟迟见不到万历。第二年六月，京城再次发生火灾，火从归极门，直烧到皇极、中极、建极三殿，文昭、武成二阁和周围房屋，一时瓦砾遍地、满街飞灰。阁臣张位等乞请面见皇上，万历却推道烧也烧了，见朕还有什么用。断然拒绝见面，也拒绝想办法。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发生了 “梃击案”，他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满朝文武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那以后，却是再也不上朝了。

万历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 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是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万历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象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多，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上疏万历，陈述许多功高资深的官员已早该晋升，许多机构也该补员，恳请万历体察国家多事之秋，必须因政设官的苦衷，准予吏部办理补缺。但万历态度冷漠，不予理睬。这时，外官的职缺问题也十分严重，许多地方员缺报补迟迟不准，无奈，抚按便自做主张，选择近便的代为摄理，常常是管粮草的摄军屯，掌兵带将的又兼理盐马，由于情况不明、才力不足，常搞得庇漏百出。御史王以时等人，曾专就此事奏疏万历，也被万历压了下来。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上疏万历，请求能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昨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之望。”对这次奏疏，万历十分反感，他虽然照例不理睬，但也深知问题的确是相当严重。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参与上疏的朱赓任职三年，未见皇帝一面，而且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八年无正官，六科只有数人，十三道也都一人身兼数职，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 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又说“那司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方、吴第二天就急忙上疏万历，说是犯人家属们也别无他求，只求要杀要赦来个痛快的。万历毫不犹豫地将疏留中，哪来那么多痛快的？!

万历就是这样，把个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窥视他的那个努尔哈赤惊讶不已。他甚至抑制不住地想会会这个不费吹灰之力就治理了国家的人，他佩服他拿国事当儿戏的勇气和本领。

四

万历十一年(1583)。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皇宫朱红的大门里，走出了一支由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各色人等组成的不伦不类、然而喜气洋洋的队伍。中间一抬八乘大轿，鎏金雕龙，威仪荡荡，满街的百姓急忙趋避，都道是“皇上来了！”然而这队伍却离了京城，直奔京郊天寿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队伍停住。21岁的万历皇帝，气宇轩昂地从轿中钻了出来，满意地看着他的属臣们，下令免了所过州县的田租。万历谒过祖宗陵墓，即率领众人寻找“吉壤”，开始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这此后，又几经勘察，终于在第二年，选定了大峪山下一块巨大的山石。就在这石上，建造了后来称之为 “定陵” 的墓地。

定陵的建造，前后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那时万历对身后之事想得比以后要复杂，所以，建陵标准很高。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数千里，光运费就相当可观； 所用大砖，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 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从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而来。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动用工匠、民伕多达3万余人，不分酷暑严寒，日夜紧张施工。许多人被象牲畜一样鞭打、役使，不胜繁重劳役折磨而饿死、病死、累死的不计其数。定陵竣工，万历年青、健康的脸上容光焕发，带人亲自巡查了自己的墓地。站在这耗费白银800多万两的豪华、坚固的荒唐建筑上，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它相当于当时约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总和，约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那以后的日子里，万历变得实际多了。他不再过多地关心身后怎样，而注重现实的享受。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在封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更加繁华，市镇迅速兴起，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这就给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万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他惊异于自己的国家怎么会如此富足，仿佛那金银珠玉是取之不尽似的。所以，他鼓励发展商品生产，好让宝库再富一点，同时，他也决不怜惜金银珠玉。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挥霍一空。平时，他也很会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门勒索钱财。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10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一个小商人外孙的全部贪婪，都表现在把金银珠玉当成命根子上。他小的时候也曾对张居正说过，珠宝又不能吃，有什么用处？但长大了之后，却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那么喜爱珠玉，不厌其精，不厌其奇，更不厌其多。有一次，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就花掉白银2400万两。在万历的带动下，宫廷费用日益增大，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织造龙袍的布料多达15万匹。渐渐地，国家财政便有些窘迫。万历记起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敛聚钱财的活动。

万历最初想到的 “开源”的点子，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那时却做得一本正经。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许多人迫于无奈，只好纷纷进奉。此外，他还想出一种更令人称奇的办法，平白无故地把太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执迷不悟的，加倍用劲杖打。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御史何出光上疏，揭发太监张鲸掌管东厂期间，做威做福，横行无忌，犯了欺君等死罪，同时，也把张鲸的同党锦衣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一起都告了。万历对欺君罪很敏感，决定重办。张鲸见事不妙，赶紧献上大量财宝，并多方托人说情，最后，万历终于下诏，准许张鲸接受教训，继续供职。而刘守有、邢尚智二人由于没献东西，一个被解职，一个被处死。这件事传出后，引得朝野议论纷纷。任职刚一个月的给事中李沂，上疏万历，大意是说，“皇上治过冯保、宋坤的罪，而张鲸罪过远比他们大得多，为什么偏偏不纠呢？外间传说后上收了张鲸的金宝，所以才不治罪。最初大家都不相信，认为皇上富有四海，还能贪图小利吗？ 后来见到任用张鲸的圣旨，才知是真的。这样做，既有损皇上的声誉，又给国家留下祸患，臣感到很担心。”万历对此十分震怒。他手捏着奏疏说，“李沂这是想为冯保、张居正报仇！”立即下令将其廷杖六十，削职为民，并派司礼监张诚监督执行。万历的这些聚财点子，很多人传说是出自于他生母李太后的身教。李太后在许多方面很有修养，然而孳孳为利的小商习性却怎么也改不掉。万历的弟弟潞王办婚事，但所用珠宝等物却迟迟办不妥，太后于是追问万历。万历说：“还不是因为臣僚们太无耻，把珠宝都搜罗去，献给冯保和张居正，弄得什么都缺。”太后道： “他们的家不是都抄了吗，怎么还没搞到？”万历恨恨地说： “他们狡猾得很，谁知都藏到哪里去了，还能抄得到？!” 听那语气，母子俩经常切磋这方面的问题，有些点子或许就是太后出的也说不定。

象这样以武力和恫吓强行索取钱财的做法，以后也时有发生，但已不再是“开源”的主要手段了。万历发现这样未免有点小家子气，很难发什么大财。于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笔款子修建，抽调大批太监，充当 “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采榷用太监，而不用士大夫，是煞费了万历一番苦心的。太监大多不知法纪，又有些心理变态，可以尽搜刮之能事。为了这个特殊目的，万历还特别授予矿监、税使们节制有司、专折密奏的权力。让他们充当耳目，监督地方，听其诬陷告密，甚至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大肆做恶。对于他们的劾奏，万历十分重视和轻信，朝入夕传，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派人将被劾者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或削籍贬官，或干脆处死折磨死。当时，各地都慑于矿监税使的淫威，好好侍奉，原想早日将“神”送走。谁知万历却突然下令，在各地为他们设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中使衙门”，让他们长住下去。这类衙门，一般设一个中使，可有100名随从；分遣官可有10人，每人又可有100名随从，加起来，俨然一个庞大的机构。到万历二十七年 (1599)，全国共有中使衙门20处。这些衙门别的事情不做，专门奉行万历的旨意，为他敛财。无怪有人惊叹，万历皇帝对钱财的奇贪，前无古人。

那时候，税使到处都是，遍及160多个州县。他们在敛财的方法上，有点受万历传统经验的影响，比较含蓄一点。万历在他16岁那年，曾下诏追加、扩大皇庄田额。到后来，他本人在南直奉 (今江苏、安徽一带) 占地267顷； 在顺天府 (今北京地区) 占地2. 1万多顷；在天寿山皇陵附近，还有占地相当可观的“寿宫皇庄”。他的儿子潞王和福王，两人占地竟多达4万多顷；女儿寿宁公主等人，占地也有7500顷之多。万历占有这些土地，主要是增加赋税收入，赋税名目繁多，但一般说来倒不去生抢硬掠。那遍地都是的税使们，大致也用这种方法，多设关卡，巧立名目，税收的数额自然就大。据说最初，他们倒是有过设想，征税主要在商人、土地所有者中进行。但后来觉得 “税不必商”，干脆连官吏、农工等也都成了纳税的对象，凡是涉及房屋、车船、米、麦、鸡、猪、牛、马等等，没有一样不纳税。这160多个州县，每年光出税银就数以千万计。有人形容那真胜似蝗灾，税使过处，“百用乏绝”、“十室九空”。

但是，若同矿监比起来，税使就显得有点心慈手软，贯彻万历的意图不够得力了。这一点，万历曾有意无意地表露过，出了事，他也格外袒护矿监。矿监们最要命的是凶横。他们名为开矿增加税收，其实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他们根本不搞什么勘探，不是探明哪里有矿，再组织力量开采，而是象指鹿为马那样，不论田园房屋，只要看好了可以敲榨一笔，就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被指中的人家，于是灾祸临头，有金银珠玉献上的还罢，若是没有，矿监便指使卒役们强行拆房毁屋，掘地翻圃，抢掠家产，甚至借机侮辱妇女，胡乱杀人。有的借口找矿，到处挖掘坟墓，搜取金银陪葬品。这种明火执仗掠夺来的财宝，上缴充公的不足十分之一，只是肥了万历和矿监们，所以万历偏袒他们是十分自然的。

那时最凶横的矿监，要数陈增、陈奉、高淮三人，而万历对他们也最为赏识。陈增出使山东，与福山知县韦国贤一语不和，便上疏弹劾，万历当即批准将韦削职逮捕。后来，陈增兼管山东店税，与临清县税使马堂发生矛盾，万历又亲自出面调解，安排马堂继续管临清税收，陈增则主要管东昌府一带，使得陈增更加有恃无恐，做恶山东十多年，直到万历三十三年死去。陈奉万历二十七年出使荆州和兴国州，常率打手，借口巡视，到处殴打官吏，抢劫行人，当地民众十分痛恨。有一次，陈奉从武昌回荆州，半路上被数千群众围打。逃回荆州后，他立即上疏，诬陷黄州、荆州、襄阳等州府官煽动叛乱。万历火冒三丈，马上派人查办。当时兴国州有个无赖叫漆有光，诬陷居民徐鼎等人掘了唐相李林甫之妻的坟墓，得黄金巨万。有人报给万历后，万历贪心大发，命陈奉将这些钱搜刮来。陈奉因此不仅毒打徐鼎等人，还将境内所有大一点的坟墓掘了个遍。巡按御使王立贤、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大学士沈一贯等，都上疏万历，把陈奉称“千岁”、辱民女、以及做恶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等地的情况，参奏一遍。然而万历却说，黄金是我让他去查的，矿监是我让他当的，还会有什么问题？ 压下不理。类似的办法，万历用过不止一次。高淮在辽东任矿监时，与当地官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每有奏疏弹劾，万历都以自己命他那么做把事情压下。万历三十一年 (1603)夏天，边境形势已相当严峻，朝廷内外不得不用大部分精力来应付。正在这时，高淮却挑了一个躁热难耐的日子，率领随从、家丁300多人，高举着飞虎旗，敲鼓鸣金，一路喧嚷地冲到京都广渠门外，声言要面见皇上。这一举动引得朝野大哗。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弹劾高淮，说“擅自离开守地，带兵闯进京师图谋不轨，是几百年没有过的事，一定要严办！”御使给事中见时机来了，也连连上疏弹劾高淮。巡抚赵楫还弹劾高淮平日做恶多端，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高淮这时便有些紧张，只好也上疏为自己辩解，说自己的行动是为了“镇守关务”。兵部立即又上奏，说高淮虚妄。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万历出来袒护高淮，说，“这是朕命令他这样做的，你们不要再闹了！”高淮从此更为嚣张。他选了些亡命之徒，经常出入边塞打猎，一路摇晃着黄票龙旗，冲入朝鲜，索取冠珠貂马，还多次与镇守边关的将士争功，山海关内外深受其害。

“采榷之祸”到后来实在令人忍无可忍。矿监遍布山西、山东、陕西、两浙、四川、云南、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区，全国的主要矿区几乎都受其控制。矿务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监杂税，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盐监，浙江有市舶监，成都有茶盐监，湖口、长沙有船税，荆州有店税等等，税使基本上控制了各行各业和主要通商口岸。他们的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严重地摧残了农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人民纷纷起来反抗，许多明智的官吏也连连上疏，请求停止矿税。万历二十八年(1600)，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疏申诉，说，自从矿税繁兴，许多民众都失了业，人人自危，“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杀人家妻儿父母，掘人坟墓，抢人财物，就是对敌国的仇人，也有所不忍，何况还是同祖同宗？他希望皇上不要因“休戚不关”，而放纵矿监税使们残害鱼肉百姓，否则官逼民反，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年，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礼部侍郎冯琦等人，也都一再上疏劝谏，要万历猛醒。但这些奏疏对万历一点作用也不起，他还是采用 “留中”的办法，任你天摇地动，聚敛钱财的主意不能变。然而，两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却暴露了万历明知采榷之祸，而又不忍舍弃的矛盾心理。

万历三十年 (1602) 二月。皇太子大婚典礼刚结束不久，万历于劳顿之后，忽然感到满身不舒服，随即病状越来越重。荒淫无度的万历感到自己有可能一病不起，慌忙召各府、部、院大臣到仁德门。一会儿，又单独召大学士沈一贯到启祥宫西暖阁。当时，皇后和贵妃因病不在场，只有皇太后侧立一旁，太子和诸王一概跪着。万历面容憔悴，气短手抖，却衣冠整齐地席地而坐。沈一贯一见这阵势，知是托孤，便号啕大哭。万历安排了托孤之事后，又说，“矿税的事，是朕因为宫殿建筑迟迟未了，采取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都停了它，所派下去的内监都令其回京。关押的罪犯都放掉，因上疏而削职的官员也都官复原职，给事中、御使缺官的，一律补齐。”说完，就疲乏地躺下了。这个好消息来得太快、太出人意外了，当夜，阁臣和九卿都留宿朝房，早早地就在人们中间传了开来。鼓敲三更时，中使捧万历手谕来到大臣们中间，果然象沈一贯说的那样，于是皆大欢喜。

但是几个小时后，人们就发现，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天刚蒙蒙亮，就又有中使气喘吁吁地赶来，说是奉命要收回遗诏。沈一贯和其他大臣们都很诧异，细一打听，才知是天傍亮时，皇上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万历头脑清爽了之后，记起刚刚颁过的遗诏，后悔不迭。原来是感到必死无疑，才信口胡言，想死后捞个好名声，现在又死不成了，再停了矿税，断了财路，那不是用刀剜肉吗？于是就不顾金口玉牙说过的话，一遍一遍地派中使前往内阁索取遗诏。当时，司礼太监王义正在万历身边，就劝谏道，“皇上说过的话岂可反悔！”劝他不要那么做。结果惹得万历大怒，口里嚷嚷着，一定要用刀砍了王义。那一边，中使一拨接一拨，急如星火地来了二十多拨，传达皇上的口谕，说是矿税万不能停，别的你们看着办吧！ 中使们还威胁说，惹火了要与你沈一贯拼命。沈一贯被逼无奈，只好交出遗诏。后来，王义见到沈一贯，第一句话就是埋怨说：“你要是再坚持一下，那矿税就撤了，你怕什么呢！”沈一贯也万万没有料到，就因他这一下没有顶住，采榷之祸终万历一朝都没能废去，而且一直为害到万历身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五

万历将死未死的闹剧过后，朝野出了许多传言。有说是立储上迟迟不决遭得报应，有说是看朱常洛终于被册封为太子并且大婚气急攻心，总之，人们相信，这事与旷日15年的立储有关。万历听到传言，暗自苦笑，他不能不承认这些说法有些道理。

万历六年(1578)二月，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是段充满新奇感觉的幸福日子。在融融的春日里，万历行冠礼，加元服，举行大婚。恰在此时，辽东巡抚张学颜的捷报到了。泰宁卫头领速把亥纠集土蛮进犯辽东平原，大营扎在劈山，辽东总兵李成梁得知，随即率部长驱二百里，冲进劈山大营，歼敌430人，这就是有名的“劈山大捷”。慈圣太后得悉后，对万历说：“天地祖宗保佑，现在正是你大婚之际，有此大捷，是国家的大幸。”万历心中十分高兴，他相信大婚带给他的，会是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欢乐。

但他很快便失望了。他的皇后姓王，原籍是浙江余姚，自幼生长在北京。这位皇后虽然出身于平民家庭，却知书识礼，贤淑端庄，很得万历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喜爱。然而万历是一生风流的明世宗的孙子，他需要的并不是贤妻良母。在过了最初的狂热之后，他开始厌恶这位过于安份的女子，而王皇后是先由慈圣太后看中又 “安排”给他的这一事实，也让他从心里感到别扭，他有意冷淡年轻的皇后。婚后，王皇后没有生育，直至终年。所以，虽说位居中宫，王皇后其实是很被歧视的，只因慈圣太后的大力庇护，才没有被抛弃。并且，虽然病病怏怏，却总算顽强地活着，直到万历去世前的四个月，才撒手归天，尔后，被谥为孝端皇后。与皇后同日册封的，还有个刘昭妃，万历曾一度移情于她，但她却是个几乎与王皇后一模一样的 “笨”女子，连不会生育都一样。那浑身青春的血液哗哗奔涌的年青的万历，被气得无可奈何，因而脾气变得很坏，行为乖张，动辄大怒。这种情况直到万历十年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这一年八月，万历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当时，在慈圣太后的操持下，举行庆典，宫廷内外，一片欢腾。为庆贺皇长子的出生，还特意颁诏全国，减免刑罚，并且，让外交官通报有邦交关系的外国使臣。然而只有万历心中苦楚，因为他与王恭妃并没有什么感情。

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服侍慈圣太后。有一次，万历到慈宁宫向生母请安，两人邂逅，万历就临幸了她，并且无意中怀上了孩子。此后，万历便把与王恭妃发生关系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万历十五年 (1587)，当“争国本”争得不可开交时，曾出现过一种谣传，说王恭妃在和万历相遇时，就是个青春已逝的年长女子，被临幸只是万历的一时冲动，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无论这种说法对与不对，万历根本不重视这个宫女和这件事却是事实。但是，能够左右万历的慈圣太后，却在暗中对此极为关注。在古代中国的宫廷中，对皇帝曾临幸过什么人是十分重视的，凡遇到此类事，无论对方是什么人，自皇后、妃嫔到宫女，一概要把时间、地点、见证人等详细记载入“起居注”中，以备日后被幸者有了身孕时，可以查对。万历临幸王恭妃后，只严厉告诫左右随从不要向外透露，以为外人是不会知道的。谁知，慈圣太后在起居注中给记了个清清楚楚。当这个还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逐渐显出身孕时，她就把万历叫来，要他承认此事。最初万历失口否认，太后无奈，只好命人从敬事房取出起居注来，把上面的记载指给他看。万历惊诧万分地看着那个详细的记载，只好承认确曾有过此事，但对即将得子反映冷淡。太后于是劝道：“这是件好事。我老了，还未有孙子。这次如果能生个皇子，是社稷的福份。你不要在乎她的名分，以为她是个宫女，不够体面，其实母以子贵，你可以加封她嘛！”万历无奈，只好照太后的旨意，先将那个宫女封为才人，万历十年四月，又封为恭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会太稳的。但是最初几年，却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按惯例，嫡子，即皇后所生的皇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但如果皇后没有生养，则“无嫡立长”，由长子来继承皇位。朱常洛恰好处于“无嫡”的情况下，所以，从慈圣太后到诸臣，都认定他必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这其后，虽然又有一个皇次子，不过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万历十四年 (1586)，包括万历在内，没有人对朱常洛的名份、地位提出什么异议。

问题出在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常洵的生母，是最受万历宠爱的郑氏。郑氏原为淑嫔，容貌艳丽在万历所有的嫔妃之上，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志气、有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万历十一年(1583)晋为贵妃。郑氏给了万历无微不至的关怀，还鼓励万历亲政，被万历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苦闷的心境获得极大慰藉。所以常洵一出生，万历马上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位分上要高出恭妃两级。郑贵妃的晋封，因此引得舆论大哗。按照礼法，母以子贵，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只能略低于皇后，而应该居于其他嫔妃之上。但她生育五年没有得封，郑贵妃刚生皇子，就后来居上，上疏的人们便哄然而起，纷纷为王恭妃鸣不平，要为国家争个彰明的礼法，为她争个恰切的名分。正在这时，忽然就有一种传说在宫廷内外不胫而走，说是有一天，万历和郑贵妃一同到大高元殿，谒神盟誓，约定一定要立朱常洵为皇太子，万历还写了这个誓言，装入玉盒中，交给郑贵妃，这就是所谓的“玉盒密约”。这个传说在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人们纷纷猜测，认为皇上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其实是为 “废长立爱”做铺垫。根据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取决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则是次要的。万历这一册封，使郑贵妃的地位与皇后相去不远，却比王恭妃高出许多，按照 “子以母贵”的说法，将来被立为太子也就有了依据。这么一猜测，朝臣们立刻感到，现实的危险远不止封谁不封谁，而在于那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极有可能不顾祖宗礼法，立皇三子为太子！ 事关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要坚决顶住！ 于是，就有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

最先挑起此事的，是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万历十四年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不久，姜应麟就上疏万历，力陈晋封不当，并要求正王恭妃名分，册立常洛为太子，他说：“凡事要合乎礼法，还要谨慎而行。贵妃生了第三子地位就能仅次于皇后，恭妃为您养育了元嗣，为何反居其下呢？这样伦理不顺，人心不安，难传万世。请皇上明察舆论民心，收回成命。如有难处，则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再封郑妃，则既顺了礼法，又顺了民心；再答应阁臣的奏请，册立皇长子为太子，以定天子之本，则臣民高兴，社稷久长啊！”万历看过疏文后，甚为震怒。他也不再“留中”，亲自降旨，痛斥姜应麟，说，“贵妃因为平素敬奉勤劳，才获得这一特殊的晋封，与生子有何关系？立储自有长幼之别，姜应麟怀疑朕不公道，可将其降到边远之地做杂职！”御旨一出，姜应麟便被贬到大同境内，做了一个地位低微的典史。这个惩罚不可谓不重。然而被贬了官的姜应麟，在离开京城时，竟然十分满意。原来，万历在御旨中，只注意姜应麟对晋封一事的不满，而忽略了其请立皇长子为太子的真实用意，竟说出“立储自有长幼”的话，斥责姜应麟怀疑皇上不公道，这在事实上，已就立长不立幼的立储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难怪姜应麟高兴，他冒死上谏，不就是要这么一句话吗？御旨传开，守正的朝臣们也都十分高兴，于是，请立皇长子为东宫太子的疏文连连不断地涌来。起初万历还不在意，但后来，越来越多的疏本都提到他“立储自有长幼”这句话，要求立即实施。万历细一琢磨，才大呼失策。但话已出口，收是收不回来了，只有硬起头皮顶住。

首战得利，守正的大臣、言官们真是兴奋极了。立储之疏数以千百计地向万历抛去，令他招架不迭，激得他只好极力镇压。继姜应麟之后，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也都获罪遭贬。慈圣太后这才感到，儿子恐怕是真有“废长立爱”的决心。一次，万历去请安时，太后就问为什么不从众臣请，立皇长子为太子？万历推诿不过，只好说：“他是宫女的儿子。”意思是名分不相称。谁知太后听了勃然大怒，申斥说：“你不也是宫女的儿子吗！”吓得万历惶恐万分，伏地不敢起。这事过后，万历更加清楚了皇长子在母亲心中的地位，不敢轻易提起“废长立爱”的话头。但是，屡屡见到胜利曙光的言官们却并不放过他，疏本仍雪片般的飞来，指斥宫廷，攻击执政，呼吁要尽早立太子、定国本，令万历头疼万分，连个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并且，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和哥哥郑国泰，也被卷了进去，有人说他们怀祸藏奸，企图将常洵推到皇太子的位子上去。这使万历觉得，必须想个办法将这股立储狂潮缓和一下。当初，朱常洵出生后的第二个月，首辅申时行就提出，应及早立皇太子。他曾经回答说：“长子还小，不妨再等两、三年。”那时不过是学了申时行 “留中” 的办法，遇事就懒，随口拖一下。现在想起来，也只有拖着再说了。于是，他便把申时行叫来，让他传谕众臣，说是朕主意已定，立储一事，须待万历二十年再议行，今后谁也不要再这样鼓鼓噪噪、妨碍正务！ 但是大臣、言官们多数不相信他的话，仍旧继续上疏。而且，有人的还翻出他的身世，说他六岁就被立为皇太子，如今皇长子常洛已年逾六岁，为什么还要借口年幼往后拖？诸臣的不依不饶，真正激怒了万历。他再次把申时行找来，要他出去传谕诏书，诏书说：“朕不喜欢如此鼓噪，也讨厌有人离间我们父子，所以，最近有章奏一概留中。如果廷臣们能保证明年不再渎扰，就于后年行册立，否则，等皇长子十五岁再说！”诏书一下，真把诸臣镇住了。他们知道“后年”是万历二十年 (1592)，那时皇长子该是11岁，已属不早。便暂时偃旗息鼓，不再上疏。谁知，预定的期限将到时，工部主事张有德不放心，便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订出来。这样一来，万历便有了借口，他故意大怒，说他已有言在先，如果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渎扰了，只有延期一年，免得天下人笑朕言而无信。

立储的期限，就这么一拖再拖，拖得皇四子朱常浩也降生了。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们更加紧了活动。他们千方百计突出皇长子，称其为“元子”、“元嗣”，想将其在事实上与其他皇子区别开来。万历二十年，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联合六科诸臣一起上疏，请行预教，教皇长子常洛为君之道。疏中说：“元子年已十一，今年一开春，就该举行预教之典。”疏到万历手中，气得他两眼发黑。太子还没立呢，预得什么教！ 于是，借口疏中有错字，说李献可等人违旨侮君，着即贬官夺俸。此后，连为李献可等人求情的大学士王家屏、给事中孟养浩等十多人，都遭贬斥。经过这件事，万历觉得如其这么被动地拖着，倒不如干脆找一个众人无奈的办法。万历二十一年 (1593) 正月，他亲笔写诏书给接替申时行为首辅的王锡爵，说他“想待谪子”。万历的意思是，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则不必为立储费心，假如数年后还不见皇后生育，那时再议也不迟，至于皇长子，还很年幼，可与其两弟常洵、常浩一起，先封为王。王锡爵立即遵诏拟旨，于是有了 “三王并封”一说，其意也还在于拖着不立储。谕旨颁下后，举朝哗然，守正的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且连王锡爵也不放过，指责他参与了策划，将他包围在朝房里争论不休。王锡爵自知名声大损，于是上疏自劾，请求辞官。这一下，可真把万历弄了个焦头烂额，站在他与郑贵妃一边的廷臣们也束手无策。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万历不得不追回 “待谪”和 “三王并封”的谕旨。万历二十二年 (1594)，为皇长子举行了预教之典。至此，万历已料到事情不会有什么令他满意的结果。

真正使他在这件事上彻底绝望的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一年，首辅沈一贯按照廷臣的意见，再次提出立储之事。这时，皇长子已年满二十，皇三子常洵年至16，都未冠婚。不仅万历被持续十五年的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确实不能再拖了。于是，万历只好同意诸臣的请求，于十月望日，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册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诏命颁布之日，他命人取出与郑贵妃立约的玉盒。玉盒密封如初，打开后，却见里面所放的誓书，已被虫子蛀得宛如纸屑。万历惊叹道： “这真是天意啊！”

六

旷日15年的建储之争，就这样在守正诸臣一片欢呼声中结束了。然而，常洛虽被立为太子，却只能居于慈庆宫，非奉召不得入见； 王恭妃继续遭冷遇，并未因子而贵起来；万历皇帝在立过遗诏之后，也终于没能死去。斗争漩涡中心的几个人，隐隐地都有些怅然若失。在这时，他们若是明白了，包括万历皇帝在内的这几个人，其实都不过是明末统治阶级、官僚集团党派斗争的砝码，建储之争恰好是为党派斗争提供了机会和舞台的话，又会做何感想呢？他们也许不会料到，正是过多的礼法色彩和感情色彩，才冲淡了不同派别的官僚集团为了谋取权力和地位，利用这一政治事件互相倾轧的真实内幕，使其变得扑朔迷离。

万历朝的党争，在建储之争中逐步公开化、尖锐化。那时，官僚集团内部至少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人数多、声势大的维护礼法、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守正群臣； 另一股，是站在万历与郑贵妃一边，主张“废长立爱”的反对派； 第三股是如申时行那样，既不倒向哪一边，而又经常摇摆不定的握有权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势力中，有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顾宪成在朝期间，先是力主册立皇长子，万历二十二年(1594)，又极力推举因拥立皇长子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家屏出任阁臣，连连忤逆万历旨意，因此被贬回原籍无锡。无锡城东，有座后来闻名天下的“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当时已经荒芜。顾宪成归家后，倡议出资修复，此后，便同胞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意气相投的人，在此讲学。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逐渐吸引了许多官场失意、不满现状、看不惯世道、与当权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鼎盛时，书院都容纳不下。他们不仅讲学，而且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讽议时政，评论人物，深得社会上一些持相同政见的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连朝中的许多官僚士大夫，也因为赞同他们的主张，而参加他们的党派活动。久而久之，东林书院成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中心，顾宪成一班人也成为和当权者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而被称为“东林党”。与东林党公开作对的是万历二十二年入阁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平素为人圆滑，政治手段老辣，尤其善于逢迎万历旨意，拼命维护朝廷。他联合了出任京官的浙江籍人氏，互相呼应，攻击东林党人，被称为“浙党”。“浙党”与“东林党”，是万历年间两个最大的党派。此外，还有依附于“浙党”的 “楚党”、“齐党”，以及“昆 (江苏昆山) 党”、“宣(安徽宣城)党”等等以同乡关系结成的党帮。这些党派互相倾轧、互相争夺。其中，以“浙党”为首的、由许多党派结成的 “邪党”，依附朝廷，攻击东林党，使这场斗争的双方成了当时最大的两股政治势力。这两股势力的矛盾和斗争，随着政治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势如水火。

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十一月，发生了在当时十分有名的 “妖书”之狱。一本《续忧危竑议》 的小册子，又一次把廷臣们卷入了空前纷乱的党争漩涡。

“妖书”一案，实起于太子册立之前。万历十八年 (1590)，当时任按察使的刑部左侍郎吕坤出巡山西，其间，他写过一本《闺范图说》 的书，以绘图解说的方式，记载了历代一些贤德女人的故事。这本书后来流传到社会上。万历二十四年(1596)，内监陈矩奉万历之命在外收购图书，《闺范图说》便被他收了进来。万历见这本书讲的是妇德，没有认真看，就把他赐给了郑贵妃。郑贵妃交给他哥哥郑国泰，由他再增补12人，并将郑贵妃也补入。郑贵妃亲自为该书作序，序中有 “太子的位子空了很久了，我曾冒罪请求立元子。好在今天元子已出阁讲学了，可以借此消除众人的疑虑 “这样一些话。一切停当，郑贵妃就将书稿交给她伯父郑承恩刻印成书，传出宫外。这本来不算件什么了不起的事，至多有点自我标榜或者还能琢磨出点影射意味罢了。但那时党争成风，廷臣之间动辄互相攻讦。礼科给事中戴士衡于是抓住此事上疏，说它党仇人吕坤，借郑承恩的渠道向郑贵妃献书，是有意结好宫掖，居心不良。全椒县知县樊玉衡这时也上疏，弹劾郑贵妃，并进而引伸说“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等等。郑贵妃这才感到不妙，连忙跑到万历面前哭闹，请求给她做主。万历当时就十分恼怒，暗忖找机会惩罚“二衡”。万历二十六年(1596年)秋，机会来了。秋风凉时，忽然有人为《闺范图说》作了个跋，名为《忧危竑议》，使朝野热闹起来。这篇跋文是问答体，托名朱东吉为问答，主要是攻击吕坤。说吕坤撰《闺范图说》，把汉明德马皇后列在篇首，马皇后何许人？她还不是由宫女渐次晋封为皇后的吗？这分明是暗指郑贵妃也可象马皇后那样进位中宫。接着，又把矛头指向郑贵妃，说郑氏所以要刻这本书，并把自己列入其中，正因为深知了吕坤的谀意，是为她“夺谪”、把自己的儿子常洵立为太子制造舆论。跋文最后又说明，所以取名 《忧危竑议》，是因为吕坤以前曾上过一疏，名为《忧危》。疏中无事不谈，独独不谈建储，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因而要借此揭露之。这篇跋文一出，刚刚有所缓和的立储一事又成了上疏和党争的焦点，各派政治力量围绕此事，纷纷表陈自己的观点，鼎鼎沸沸，闹得万历怒不可遏。他当即命人查明朱东吉是什么人。郑国泰说，东吉，即东朝，一定是忌恨郑贵妃的人干的，不是戴士衡，就是樊玉衡。万历于是命令锦衣卫，连夜将“二衡”捉拿审讯。天明，即传旨，将戴士衡贬到廉州 (今广西含浦)，樊玉衡贬雷州(今广东海康)。朝臣们虽然议论纷纷，但此事总算被压下了。党争的各方慑于万历淫威，又觉得事情的确再无什么文章可做，也只好暂且鸣金。

烽烟再起是万历三十一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连日里朔风怒号，彤云密布，却又迟迟不见雪花飘落，让人感到干巴贼冷。这天，阁臣朱赓踱出户外，在门口，发现一本小册子，名《续忧危竑议》。这小册子也是问答体，是托名“郑福成”与来客问答的方式写成的。意思与二十六年的那篇 《忧危竑议》不相同。大致是说，皇上册立朱常洛是出于不得已，以后必当更改。皇上用朱赓入内阁，也是有很深寓意的，因为 “赓”与 “更” 同音，其中就包含了更换太子的意思。文中还透露了郑贵妃与辅臣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杨、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锦衣都督王之祯以及少卿张养志等有勾连，欲废常洛而另立。整篇文章用词闪烁诡妄，“郑福成”的托名，也蕴含着郑氏的“福王”当成的意思，所以有 “妖书” 之称。

“妖书” 由朱赓送万历看过，万历怒斥为 “胡闹”。当即命太监陈矩及锦衣卫迅速查明主犯，抓拿严办。于是兴起了一股颇有声势的搜捕风，党争仇隙、个人恩怨，都借此得以发泄。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人，与其同僚周嘉庆不和，便说妖书是周嘉庆搞的，将其捉了起来。特务机构东厂，抓了个无赖式的人物皦生光，报告说此人流里流气，惯于欺诈坑骗，是个“妖人”，嫌疑最大，应该定罪。巡城御史康丕扬却上疏说，妖书不一定是皦生光所为，恐怕真正的主犯是东宫讲官郭正域和他哥哥国子监丞郭正位。被万历斥责为包庇反贼，差点除了名。随后，康丕扬又将和尚达观、医生沈令誉抓了起来，想将功折罪。这么滥捕一气，时间不长就株连了许多人，搞得朝内告密信四起，京城人人自危。万历也被弄得糊糊涂涂，不明就里。

这时，“浙党”魁首、内阁首辅沈一贯插了进来。沈一贯曾因党派斗争，与万历二十九年冬入阁的次辅沈鲤闹得甚为不和。沈鲤在万历还是太子时做过他的讲官，很受器重，入阁也是万历的主意。沈一贯怕他取自己而代之，所以十分忌恨。那时，沈鲤曾在文渊阁大门旁竖一木牌，上写十条为官戒律，每天上朝至此，便要站立默诵。于是就有谣言说，沈阁老牌上写得是怪字，默诵是施法诅咒。沈一贯不知怎么就断定咒得是自己。“妖书”案发，沈一贯便上书万历，说是我手下的人干的。把沈鲤及其门生、东宫讲官郭正域抛了出去。郭正域最初被选为庶吉士时，沈一贯曾是他的教师。因为对沈一贯的为人不满，郭正域后来从编修任到礼部侍郎，没有一次向沈一贯行弟子礼，沈一贯于是深为恼恨。偏巧沈鲤与郭正域又关系极好。沈一贯就下决心要将这师徒二人一勺烩了。当时，郭正域由于牵连进这一年六月发生的楚王府宗人相讦事件，已被沈一贯逼得辞官回家，正走在路上。沈一贯忽然发现，巡城御史所抓的医生沈令誉曾是郭正域的门客，厂卫捕到的嫌疑犯毛尚文竟在郭正域那里当过差，正可以罗织罪名将其严惩，那样，也就把沈鲤一起扳倒了。于是，指使给事钱梦庚上疏，说，“妖书出现，不前不后，正在梦王上疏的时候，令人怀疑这中间必有瓜葛。郭正域是沈鲤的门生，而沈令誉是正域的食客，胡化又是正域的同乡同年，他们结成死党，反对朝廷。还望皇上能挖根治本，严惩正域，贬谪沈鲤。”万历见疏，当即下诏，命郭正域回原籍听候审查。沈一贯指使手下的人，一定要扣住诏书，先治了郭正域和沈鲤的重罪。于是发兵追捕乘船南去的郭正域。这时，郭的船只已到了杨村，追兵将其围住，连同家役数十人，一起押回京城拷问。同时，沈一贯又令人每天都到沈鲤家中搜查。这样耽搁了些时候，也未查出究竟。沈一贯就指派人去劝郭正域自杀，郭正域却说：“我是朝廷大臣，有罪也应明正陈尸法场，如何能不明不白地自杀死去？!”使“浙党”的一伙人毫无办法。后来，皇太子朱常洛出面干预此事，几次问道： “为什么想杀我的好讲官？”沈一贯这时感到，要陷郭正域、沈鲤于死地恐怕很难了，才示意不要再深究他们。但其他人仍未脱干系。和尚达观受刑而死； 医生沈令誉也被拷打的死去活来； 胡化、毛尚文都受尽了折磨； 周嘉庆被下诏狱，查无凭证后，又革职贬回原籍。最惨的要算皦生光。陈矩等人感到捉不住主犯无法向万历交差，就把“妖人”皦生光当真凶报了上去，并将其凌迟处死。

“妖书”之狱，令万历也感到悚然。那一年十二月，此事闹得正厉害时，万历将皇太子朱常洛召到启祥宫，对他说：“我对你的慈爱教训，你应该明白；你的纯善孝友，我也知道。近来，有人捏造妖书，离间我们父子，还想动摇天下，我已经下令辑捕法办了。你应该安心读书，不要担惊受怕。”一面说着，就流下泪来。皇太子见状，也流了泪。在立储上耍尽了手段的万历，此时已经感到，他的昏庸、姑息，使党派斗争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混乱程度，那些党派们早已羽翼丰满，许多时候，他其实是身不由己地受他们操纵的。但是，就切身的利害关系而言，万历又未尝不希望有这样一种局面。那时的东林党人，在他的眼中有点象昔日的张居正，总说政治腐败了，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并且开始危及大明天下的阶级矛盾。万历觉得这有点小题大作。而且，他还从他们身上看出了 “反骨”，他们弹劾大臣、抨击太监，甚至连皇上也不放过。万历真心希望“浙党”等等能钳制他们一下。因此，党争激烈，他正好做壁上观。

那时的党争，在“京察”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激烈。“京察”是明朝考核京官的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和品行，分别给予升降、罢官等奖惩，凡因此被罢官的，终身不再启用。所以，各党都充分利用京察作为排挤打击对立党派的手段。万历三十三年(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借机将浙党官员钱梦庚、钟兆斗等贬谪。沈一贯得知十分恼怒，一面将京察的奏疏扣住不发，一面上疏万历，弹劾温、杨及其同党。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齐、楚、浙党主持南京的京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在北京，京察由秦党官员孙丕扬主持，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也贬谪了浙、齐、楚、宣、昆诸党的一些官员。对于这一切，万历几乎都不大过问，有关的奏疏，也大半 “留中”，甚至听凭有关机构自行处置。否则，即使他再恨东林党人，也不大可能出现象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主察，为报复万历三十九年的京察，几乎将东林党人驱逐殆尽那样的大冤狱。

七

万历终于逐渐地老了。在搞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将无法避免历史的指责。但是，虽然他知道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消极无为的君主，却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固有的性格，仍然怀着一丝慰藉和希望。直到万历四十二年 (1614) 那个春寒料峭的二月过后，他才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和衰老，令人心寒而又猝不及防地向自己袭来。

二月的一天，慈圣皇太后李氏去世。这个严明睿智的母亲，虽然没能将万历塑造成一个好君主，却给了他以极大的心理寄托和慰藉。现在这种寄托和慰藉将永远地去了，万历十分悲痛。他亲自安排了皇太后的治丧细节，命礼部制定了丧仪。宣布全国居丧27天，臣民全部服丧，帽子上缠白布； 全体京官一律披麻戴孝，不许穿朝靴，不许戴纱帽的两翅，而代之以草鞋和两条下垂肩的白布； 三日之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妻妾分批整队前往慈宁宫，举行礼仪式的号哭，每哭十五次，那真是一个悲凄的场面。连大小寺院，也都鸣钟三万响，昼夜不息。然而，万历却出人意外地没有参加这隆重的丧仪。他那时正患着一种类似疮疖的湿毒，敷药也未见轻，行走不便，就传谕不再赴典礼。但这实在只是一种借口，他觉得自此以后，自己更是一个孤独的君王了，在过去的生活里，他付出的精力太多，如今已不再有那么大的周旋应付的热情。加上久不临朝，更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那繁文缛节。他只想在悲伤过度的昏倦里，与冥冥中的母亲倾诉自己的孤独与凄楚。

但是，臣僚们和郑贵妃却不让他如此孤寂下去。在尊谥慈圣皇太后为孝定皇后之后，福王之国的事又被守正的大臣、言官们激烈地提起。而郑贵妃也来哭闹，要求再拖一年成行。这个话，慈圣太后在世时，郑贵妃已提过，那时的理由是留福王为太后祝70大寿。太后听后很不满，说： “照你这么说，我的潞王孙儿是不是也要回来祝寿啊？”顶得郑贵妃哑口无言。如今太后已故，郑贵妃当然不再惧怕。于是，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就推到了万历面前。

早在万历二十九年太子册立以后，许多廷臣就上疏提出，让已册封为福王的皇三子朱常洵，尽快到他被封定的藩地洛阳去，谓之 “之国”。因为福王是个与太子争立的人，耽搁久了恐生事端。但这时万历仍未放弃“意在常洵”的主张，便将奉疏悉数“留中”，托辞要为其冠婚，将福王留下。在郑贵妃的死缠硬磨下，福王婚礼搞得十分铺排，婚费是按惯例所应该花费的十多倍。冠婚过后，请速派福王之国的奏疏又起，不长时间就有成百上千封。万历开始还十分恼怒，后来干脆置之不理，一概“留中”，内阁大臣问起来，便说邸第还未准备好。于是抓紧建筑。不久，洛阳邸第即花费28万两银子建成，万历却仍不提之国的事。那时，万历深居简出，群臣章奏概不过问，连皇太子也许久不能见他一面，惟独福王可以直接从小门进去，一天能见好几面。若有事要报，早上说了，傍晚必有回音。由于万历一意拖着，福王当然更不愿之国，就这么不顾名分地住下了。每天，福王常洵都闭门玩乐，饮酒、玩鸟，狎戏歌妓，经常通霄达旦。而郑贵妃心中气犹不平，也一味怂恿儿子胡闹。时隔不久，宫廷内外就有许多议论，说郑氏母子这是一种示威，仍想挤走太子取而代之。还有一种传说绘声绘色，说是在宫中发现了一个木刻的人像，颇似朱常洛，而每过七天，郑贵妃都要在这像上扎上一根针。那时有的人很相信这种其实近似谣言的话，担心万一郑贵妃真通巫术，皇太子常洛也许会因此而病入膏肓。

这样就又过了十年。万历四十一年 (1613) 春，阁臣叶向高等人旧事重提，请福王尽快之国，并得到了病中慈圣太后的支持。万历没有理由再拖，只好答应以明春为期，但同时却提出，一定要给福王庄田4万顷，否则不干。他想以此难住诸臣，至少也敲它一下竹杠。叶向高于是上疏说：亲王照例都享有禄米万石，要田养赡其实是格外的添加。现在各直省的田地，大都才有4万顷，少的不过一、二万，如果福王一定要凑足4万顷的话，那之国就没有日期了。为了凑足田地钱财，河南、山东的巡按正在尽力搜刮，中州、齐、楚等地，稍有点田产的人都十分惶恐，怕搞到自己头上，这时如果奸徒们以此为名挟仇报怨，那天下就难太平了。这番话，对万历有些触动。他知道自己派出的矿监、税使眼下正在各地横征暴敛，积怨很深，而且自万历三十九年起，广东、广西、南北两畿、湖广、开封、归德、汝宁等地连续阴雨，大水不止，涝灾严重，民生艰难。如果再坚持要田4万顷而使矛盾激化，显然于自己、于福王都不利。于是，便下谕旨说，福王已上奉请求不要庄田了，但朕的意思还是要给，那就减半给2万顷吧。至此，福王之国的事情才算最后定了下来。

二月的又一天，福王之国。这位曾经口口声声要留下为祖母祝寿的外孙，祖母尸骨未寒，就满怀怨气地准备上路了。多少年来，由于祖母力主册立皇长子，他一直隐隐地有一股敌意。现在孝期未满就要上路，他觉得这多少也算是一种报复。行前，万历将历年来矿监、税使们所进贡的珍宝佳玩，都给了这个他最钟爱的儿子。但福王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当初万历答应给2万顷田地时，考虑到洛阳所处的中州肥沃土地不多，下诏令山东、湖广各给一些。福王的意思是，想要当年张居正清丈土地时籍没的地方田产，同时，要江都到太平之间沿江的荻州地段里的杂税，以及四川的盐井榷茶费。万历立即答应。福王于是派自己的伴读、承奉等贴心用官外出勘查丈量所分封的土地，这些中使先后到河南、河北、齐、楚等地，大肆骚扰，与万历派出的矿监、税使没什么两样。之国途中，一个担任押运行李的人叫刘孝，在福王的默许下，从虞城到洛阳，一路敲诈索要财物，逞凶使蛮，甚至为此杀人，当地巡按听说了，也不敢多问。到了洛阳后，福王又想出了绝妙的主意： 参与经商。过去，洛阳中州一带所吃的食盐都来自河东，福王却派出中使到淮、扬州调盐，在洛阳市内遍设盐店，兼营批发，并规定，除了王府店铺或从王府店铺中批发的，一律不得自行买卖食盐。阁臣叶向高、方从哲等人因此上疏万历，说以藩国之尊而与商贾为伍，有失体统，况且中使差官到处乱跑，也骚扰地方。请求让福王停止丈田、开市两事。万历细览了疏文，脸色很难看，当即 “留中”。

叶向高、方从哲等人，不会体察到万历此时悲凉、怨愤的心情。万历一生到此，有妃嫔数十，宫女上千，然而他唯一真正眷恋，愿意形影不离、生死同心的，却只有那个容貌清丽，理解他为何堕落、理解他身为天子却实为各种礼法满朝大臣束缚下的紫禁城里皇皇囚徒的郑贵妃。爱屋及乌，他钟爱常洵。常洵身上维系着他对未来的希望。他是一个在文官的调理和挟制下长大的、堕落的皇帝，常洵至少应该比他强一些，但眼看常洵也堕落了；他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革职查办或升迁拔擢朝廷官员，但却不能将常洵册为太子。常洵到藩国去了，他的希望也破灭了，他早已心灰意冷了，他还会再理会你那不看火候的奏疏吗？

万历失望了，但是有一个人及其同伙没有失望。他们曾异想天开地盼着王皇后早死，好正位中宫，让常洵成为谪子，无奈王皇后虽然终年有病，却迟迟不肯死去。他们于是又想采取非常手段，然而令人畏惧的慈圣太后也还在。如今，这个心灰意冷的二月过去了，顾忌没有了。于是第二年，就发生了震动朝野、波及后世的“明末三案”的头一案——梃击案。

八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五月初四夜，天未黑尽。一个汉子手持枣木棍棒，轻手轻脚潜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一棒将守卫宫门的内侍李鉴击倒，随即闯到前殿檐下，向皇太子寝室逼去。这时，内侍韩本用等人被李鉴的喊声惊动赶来，七手八脚将那汉子扭住，并将他交给驻守东华门的守卫指挥朱雄等人，由他们暂时看押。这正是端午节前夜，宫内有不少人忙着准备第二天的节日用品没有入睡，发生梃击的消息一会儿就传了开去，连皇太子也惊动了。人们议论纷纷。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一个曲曲折折、差不多把整个宫廷都卷了进去的大案； 更不会料到，这案子以后又反复被人利用，而几乎与明代帝室共存亡。

第二天，皇太子常洛便将此事奏明万历。万历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了不起的案子，只是命法司先审问一下看看。负责审理的是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他很快就将大致情况做了回奏，说：“犯人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看他的做法象是有疯病，但他的相貌表情却很黠猾，最好再严加审讯。”这时，宫廷内外关于皇上薄待太子、郑贵妃和郑国泰要谋害太子的传闻已经很多了，张差这一被抓，人们自然将二者联系起来，于是满朝哗然，使得万历不得不重视起来，便将案子转到刑部。刑部复审的是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桢和劳永嘉三人，他们久闻有关谋害太子的传言，也深知越来越显赫的郑贵妃一家上上下下有许多党羽，因此都觉得此案要慎重审理，搞得不好，连自己也要搭进去。于是就想顺着刘廷元的说法，将其定成个意外案件。而张差也恰好这样供称。大意是说，他是个卖柴草的，但有两个叫李自强、李万庆的人，却放火烧了他的柴草。他气得发昏，想来向朝廷申诉，走到东华门，遇到两个男子，给他一根枣木棍，说“拿根棍子可当冤状。”他一时疯迷，就误入东宫，打伤守卫。等等。胡士相等人即以罪犯言语混乱，按刘廷元所奏的意思再次上奏，并认为按宫殿前放箭放弹投石伤人律，此人当斩，请速决断。奏文拟好，还未递上时，却引起了刑部主事王之寀的怀疑。

王之寀做过知县，有断案经验。他利用给犯人送饭的机会，将张差排在最后一个，细细盘问。张差最初拒不承认有什么别的内情，后来几经周折，才具实相告。说他的小名叫张五儿，他到北京，是其乡里马三舅和李外父唆使，让他随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 (民间对内监的称呼)来的，并让他一切听那老公的吩咐，事成之后给他几亩地。到北京后，进了不知是哪条街道的一个大院子。一个老公拿饭给他吃，然后让他去闯东宫，说：“你先冲一遭，遇人就打死”。然后给了他一根枣木棍，并把他带进后宰门，他就真的干了起来。王之寀觉得这番供词虽有许多不明之处，却总算可以看出其中确有阴谋。于是，他将张差的供词整理好，请刑部尚书张问达代为入奏，并特别提到：“张差不癫不狂，而且很有心计和胆量，其中必有奥妙，请准许将其缚到文华殿前朝审，或者交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万历见到奏疏，猜想这事恐怕真如外间传说的那样，多少与郑贵妃有些瓜葛，因而就想先拖拖再说。廷臣们见奏疏迟迟没有回音，便纷纷上书，请求速断。郎中陆大受言辞最为激烈，多次提到“奸戚”，矛头直指郑承宪、郑国泰等人，惹得万历十分反感，索性将所有诸如此类的疏文一概“留中”，来了个不闻不问。那时有个御史叫过庭训，曾上疏说： “祸生肘腋，应该尽快翦除。”疏文被留中后，随即写信给蓟州，了解张差详情。不久，蓟州知州戚延龄就回了信，证实张差确系疯癫，并详细介绍其得病经过，说是由于郑贵妃要在蓟州造佛寺，派内侍在这里建窑烧砖，许多当地人都靠卖柴获利。张差也把家里的田卖了，抢着做柴薪生意。窑场附近的人恨他抢生意，将其柴草一烧而光。张差田没了柴烧了，不胜愤恨，所以才气迷心窍想持棍棒告御状。这个回文，显然对被怀疑为幕后操纵者的郑贵妃一伙十分有利。王之寀提出疑问之初，阁臣方从哲、吴道南等就斥责他荒谬，这时，更有了证据。于是就以疯癫定案，并拟尽快将张差斩决。

五月二十一日，张问达在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再三要求下，令十三司再次会审。参与会审的胡士林、邹绍光、赵会桢、劳永嘉、陆梦龙、吴养源、王之寀等十八、九个人中，只有陆梦龙和王之寀反对以疯癫定案。然而。张差最后的供词却大大地出人意料。他交待了以前没有说出的人名地名：“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的老公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不知街道的大院是刘成在朝阳门外的住宅。”并说：“他们已养了我三年，又给了我金壶银壶各一个，令我打上宫门。说打了皇太子，就吃穿不愁了。”张差还供出他有五个同伙，其姐夫孔道也是其中的一个。至此，案情的基本眉目已经清楚了。刑部于是行文到蓟州，捉拿马三道、李守才、孔道等人来京候审。又疏请要求法司提庞保、刘成对质。这庞保、刘成是郑贵妃的内侍，经张差供出，愈加证实了人们关于郑贵妃一家主谋此案的猜测，举朝上下，议论蜂起，无不震惊。给事中何士晋更直攻郑国泰，上疏提出 “三王并封”、《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以及戴士衡等人的冤案都与郑国泰有关的疑问，并怀疑其为梃击案主使。请求皇上明告郑贵妃郑国泰，并将庞保、刘成下狱严加审问。万历看过奏疏，恼怒异常，本想重罪。但见事情已闹大，怕因此而更换授人以柄，就密令吏部借口何士晋是东林党，将其贬为浙江佥事。

然而，虽贬了何士晋朝野仍是疏议不绝，万历再也不能无动于衷。案子牵扯到郑贵妃，她已几次跑来哭诉求情，但事出有因，他也无能为力，只好找郑贵妃来商议。看着自己宠爱的人失魂落魄的样子，万历心乱如麻，两人不觉相对泣下。最后，他对贵妃说道： “事已至此，朕不便直接出面替你说话。你可速去找皇太子，让他为你解脱吧！”郑贵妃无奈，只好赶到慈庆宫。一见太子，便屈膝跪下，边哭边诉。慌得太子也连忙回拜，连声劝慰。太子生性怯弱。此时十分惊恐，也早就想此案能快点了结。于是，借机命伴读的内监王安代他起草了一道命旨，同时启奏父皇，要诸臣不要纠缠不休，并请法司速速结案，勿再株连。

数日后，迫于内外压力，已经25年不临朝的万历皇帝，破例御临慈宁宫，召首辅方从哲、阁臣吴道南以及文武大臣见面。此外，又特意把皇太子、三个皇孙也都召来。他命太子站在他的御座右边，三个皇孙排成一排，立在左边阶下。这般威仪，这个阵式，令许多第一次得瞻天颜的人和对临朝礼仪荒疏25年的大臣们，感到惊讶万分。群臣叩拜后，万历便拉着太子的手，向众人说： “这个孩子很孝顺，朕也是很爱他的。”他顿了顿，严厉地环顾着众臣又道：“听说有人怀疑朕别有他意，如果真是那样，不是早就更换太子了吗？现在有人居心叵测，动不动就造谣离间我们父子。今天你们都见到了，太子在朕身旁，福王已远去千里，没有宣召，他也不能插翅飞回，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吗？”一番话，说得群臣面面相觑，原以为是商量什么军国大事，却原来是斥责大家。这时，万历又命太监将三个皇孙引到石级上，说：“朕的三个孙儿都已大了，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太子有功于朕和社稷，朕还会有别的想法？”最后，他又望着皇太子说： “你有什么话，不要闷在心里，都对众臣们说说。”太子常洛于是慌忙接话。他先说张差不过是个疯子，尽快处死即可，不必小题大作查起来没个完。接着责备诸臣说：“你们也不是没有看到，我们父子多么亲爱，而有人还说东道西。你们这样做就是无君之臣，也把我陷为不孝之子了！”这些话，很合万历心意，他再三申谕群臣： “太子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吗？”众臣便都急忙叩头，连连表示听明白了，拜辞而出。

这个奇特的朝见之后，大臣们知道张差该尽速斩掉了，于是拟奏行刑。万历最初同意将张差、庞保、刘成一起处死，中途却又变卦，命先斩张差，其途二犯押到文华门再审。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绑赴刑场，处以极刑。

处决张差的第二天，庞保、刘成便被押往文华门受审。二人得知张差已死，也得知郑贵妃正在设法救他们，因而拒不认罪，并供称二人分别叫做郑进、刘登云，企图逃避惩罚。这时，太子也传谕让“以仇诬从轻拟罪”。但廷臣们却不肯罢休，张问达等人接连上疏，请求按皇上临朝时的决断，从速处死二犯，并仍旧声言要追查元凶。万历虽很恼火，却也真怕再拖延下去，拔了萝卜带出泥，反倒不妙，便下令可以秘密处死。于是在张差死了十多天以后，庞保、刘成就被司礼监在内廷里拷打而死。梃击案所牵扯的马三道、李守才、孔道等人，因罪行稍轻，而被流放边地； 唆使张差的李自强、李万仓则被处以笞责。这起案子就这样很快处理完了。万历、郑贵妃终于松了口气。又过了不久，参与审理这起案子的官员相继厄运临头。何士晋调外，王之寀削籍，陆大受罢官。只有陆梦龙，由于张问达鼎力相助，多次上疏请求，才得以继续留任。

九

梃击一案，耗尽了万历为国之君的最后一点兴趣。内宫外廷，包括他痴心宠爱的郑贵妃，仿佛人人都在相互倾轧。更不要说国事、军事、民生之事，那离奇古怪的困难和要求，哪一天不似蝗灾蚁患，汹汹而来？ 真正令他相顾不暇，心力交瘁。他更加郁郁寡欢，对一切似乎都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连郑贵妃用尽办法，也难博他一乐。他也好象更加相信天命，关心天气星相异信怪兆。万历四十三年三、四月份，梃击案发生前，曾有日食； 又有一流星陨落在清丰境内； 天津发生地震； 石首县境内下豆雨，大小不一的红豆、黑豆落了一地。宫内有人猜测天兆所指，万历也暗暗关心。他那装不进大事的心胸，终日被这么些琐屑的悲欢萦绕着，刚刚五十出头的人，却自觉已经垂垂老矣。这是他眼光不出宫廷的悲剧！

万历朝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水、旱、蝗之灾连年不断，百姓穷困，财政紧张，民怨沸腾，尤其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地压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如干柴烈火，反抗斗争遍及全国。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四月，山东临清最先爆发了反对横征暴敛的斗争，矛头指向税使马堂。马堂是天津的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不仅苛征重敛，而且公开抢劫财物，搞得远近没有集市，激起众怒。数千人齐聚税署说理，马堂却下令镇压。愤怒的人群冲进衙门，焚毁税署，杀伤马堂爪牙多人，并将其本人赶跑。第二年，税使陈奉到湖广征税，敲诈恐吓，破门抢劫，无恶不做，尤其在武昌地区，竟然公开强奸民女，导致民变。数万群众将陈奉衙署团团围住，吓得陈奉躲到楚王府，愤怒的民众火烧官署，将为虎作伥的爪牙陈文登等16人，投进滔滔长江。万历二十九年 (1601)，江南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着名丝织业城市苏州的数以千计手工业丝织工人，被税使孙隆压榨勒索得纷纷失业，加上当地又发生水灾，生计十分困难。六月初三日，织工葛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头暴动，高喊：“宁可拼死，不杀恶棍，不逐孙隆，誓不罢休！”市民们闻风响应，很快聚集了2000多人。然后分成6队，每队一人带领，以摇芭蕉扇为号，一路浩浩荡荡向税署冲击，中途参加的群众不计其数。暴动的民众群情激愤，他们包围了孙隆衙署后，用乱石打死他的参随黄建节，将抓住的其他五、六个爪牙，捆绑手足，投进河里，并将恶棍汤莘的家放火烧毁。孙隆吓得丧魂落魄，改易便服，爬墙逃脱。万历三十年 (1602) 后，城乡人民和前线军兵的反抗斗争日益增多。那时候，江西上饶、景德镇，云南腾越，福建漳州等地民众暴动的奏表，每次都急如星火地送到万历手里，而几乎每次，又都被他留中。他知道兵部自会依律派兵镇压，他也比别人更清楚，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其实是他自己。那恶名远播的 “采榷”，那不理朝政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自蹈死地，将大明王朝推入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更为直接的威胁，却来自万历最初一无所知、直到万历四十四年 (1616) 始觉骇然的北部边陲。这一年，早就窥视大明江山的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大部分女真族部落之后，于赫图阿拉称汗，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历史上称为后金。他本人被贝勒、大臣们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从此，脱离过去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公开与其为敌。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 四月，努尔哈赤以杀祖杀父之仇等“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

这一年的春天与以往没什么两样，御花园里照旧桃红柳绿。庸懒倦怠的万历，昏昏然不觉大祸将至，对边将和兵部、吏部的告急不予理睬。四月二十一日，抚顺被努尔哈赤攻克，守城将士战死上万人，街头巷尾，尸体横陈，其状惨不忍睹。告急的羽书，一天数十次地传来，万历这才着了慌，下令逮捕巡抚兼总兵官李维翰。并下决心要与努尔哈赤决一死战。第二年二月，万历命兵部调集了近9万人的兵力，连同1. 3万多朝鲜兵，约计10余万人，号称47万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指挥，企图将后金一举歼灭。那时，万历由于惊惧，十分沉不住气，恨不能立刻发兵。然而户部却疏告兵饷缺300万两银子，请求从大内存银中调拨。当时的大内银库，每年增加金花银120万两，所以内币十分充足。辽东战事初起时，曾从登州和南京调过兵，也缺兵饷，就是从大内银库拨过白银10万两。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在奏疏中说：“那时从内库拨的10万两中，有5. 9万两，外表都呈土黑色，是长期不用的缘故。现在战事紧张，应多调些补充军需，化无用为有用，保证战争的胜利。”但是，万历向来都是视内库为己库的，自己掏钱用来给国家去打仗，这在一个小商人看来实在是太划不来了，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类似的疏请。以万历那果决的态度，若是非让他出300万的话，他或许下令不再进行这场大规模反击。无奈，户部只好自己去东拼西凑。而真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请求拨款百呼不应，但建议加派却朝奏夕可。万历四十六年 (1618) 八月，户部尚书李汝华疏请增加赋税，九月，万历就下令追加天下田赋，每亩加征银3. 5厘。第二年十二月，以大军反击，急需军饷为由，又决定每亩再增征3. 5厘。到了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竟决定再次追加，每亩增征银2厘。这样，三年三增，因此成为岁额，累计每亩净增已达9厘，年田赋增征总额为520万余两。许多农民因此被夺去土地，流离失所，忍饥受寒，怨声载道，终于导致后院起火，山东、河南等地农民暴动接连不断。消息传到后金，努尔哈赤感慨万千，深感自己起兵反明是英明勇毅之举。大明气数已尽，明朝不亡，断无天理！

万历四十七年 (1619) 二月底，明军兵分四路合围辽东努尔哈赤主力。第一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指挥，由抚顺向东直逼苏子河谷； 第二路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指挥，由清河出鸦鹘关向东； 第三路以开原总兵马林为指挥，由开原出三岔口自北向南； 第四路以辽阳总兵刘綎为指挥，出宽奠口由南向北。经略杨镐坐镇沈阳为总指挥。气势汹汹，扑向赫图阿拉。三月初，杜松率第一路开抵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在这里，被努尔哈赤指挥的十万后金亲兵抄断后路，围攻大营。明军怆惶失措，匆忙应战，结果被准备充分而又骁勇善战的后金兵杀得尸横遍野，萨尔浒山岗一时血流成渠。只一天，第一路军就全军覆没。紧接着，第三路、第四路军也迅速被歼。几天下来，明军损兵4. 6万余人，折将300余员，被迫撤出辽东。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战役后，后金与明王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后金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年，后金兵又攻取开原、铁岭等地。十万铁蹄踏过辽东大地，直逼大明王朝的莽莽边墙。

万历被深深地震动了。萨尔浒的失利，将亡国的威胁明白无误地推到了万历面前，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顿和凄凉。不久，就染上病症。在一年多病情时好时坏的反复折磨中，万历想到了死，也想到了他这委曲荒唐、骄奢淫逸的一生。历史曾经无数次地给过他机会。他有过勤敏好学的少年英气； 也有过重用张居正实行改革，使国力空前强盛的君主荣耀。万历二十年 (1592) 起，他力排众议，反对妥协、议和，多次派重兵赴朝鲜，与朝鲜军民一道，抗击倭冠； 万军十九年 (1591)和二十七年 (1599)，他亲自调兵平定了西北哱拜父子、西南杨应龙等两股分裂势力所发动的叛乱，维护了社会的安宁，更是他平生少有的骄傲。但是，这一切都如电光石火，只闪过一丝亮色，便被他那无可救药的昏庸遮掩了。他将无法摆脱良心与历史的谴责。

万历四十八年 (1620) 七月，万历的病情突然加重，半个多月不思饮食。他深知将一病不起，便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和各部尚书等人到弘德殿，托付他们克勤职守，辅佐常洛。二十一日，万历以58岁未老之身，一命归天。此后不久，被召诸臣出示万历遗诏，大意是说，“因为有病，朕多年来只顾静养，很少赴郊庙早朝，奏疏多为留中，官员缺了不补，加上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搞得民生艰难、内外交困，日思夜想，不胜追悔，刚想改革，却一病不起，只好有赖后人了。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并对急需办理的事情做了交待，说：“内阁和各部府大臣，尽快推补；两次考选的进士等，都授职录用； 因上疏和矿税遭贬的官员，酌情复职； 一切榷税和新增加的织造、烧造，全部停止； 各衙门监管未决的犯人，迅速审决； 军饷短缺的，多调拔内币； 阵亡将士也尽快给予抚恤。”然而，这一切无论是死后钓誉，还是真心感悟，都为时太晚了。明王朝已经衰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万历身后第7年(熹宗天启七年，1627)，陕西灾民暴动，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万历身后24年(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大明王朝彻底崩溃。历史的惩罚无可逃避。在中华历史这个滚滚的乐章上，实际上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先点下了朱明王朝那个长长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