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

心学的集大成者。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与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并称 “陆王”,故 “陆王之学” 也就是心学的同义词。王守仁出生于明代中期一个官宦之家，父亲曾出任南京吏部尚书。王守仁的少年时代，正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他也深受影响，立下了 “读书学圣贤” 的志向。据说，他曾对朱熹佩服得五体投地，遍求朱熹遗书阅读，并按照朱熹 “格物致知，即物穷理” 的教诲，去 “格” 屋外的竹子，在竹林里苦思冥想了三天，竹子的道理没有格出来，他反而大病一场。这一病，使他对程朱理学的圣贤之道产生了迷惑，甚至怀疑自己与圣贤是否有缘，于是转向词章之学，同时也留心武事，学习兵法。中国传统有 “三不朽”的说法，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立德”,其次是 “立功”,再次是“立言”。王守仁学圣贤不成，退而求其次，自然是 “立功” 和“立言”,这就是他学兵法和词章的目的。弘治十二年 (1499),二十七岁的王守仁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士资格，成为兵部的官员。三十四岁时，年少贪玩的武宗即位，宦官刘瑾专权，南京有几位官员连名上书皇帝，弹劾刘瑾，结果遭到逮捕监禁。王守仁出于正义感，上疏相救，结果被梃杖四十，贬谪到贵州荒僻的龙场驿去做驿丞 (驿站站长)。龙场地处深山丛林，毒虫瘴气，比起北京来说，自然是天上地下。但王守仁却并未消沉，远离政治漩涡，倒给了他冷静思考的机会。就在贬谪贵州的五年之间，王守仁完成了从程朱理学到陆九渊心学的思想转变。据他后来回忆说，他在龙场 “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有一天，突然悟出了 “格物致知” 的真谛，原来 “圣人之道，就在我心中，过去求理于外在事物中的做法是错误的”。他由此得出 “心外无物” 的结论。王守仁曾同朋友到山中游览，朋友指着岩中花树问： “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这些花树在深山自开自落，与我的心有何相关？” 王守仁回答说：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同归沉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正德五年 (1510),年届不惑的王守仁结束了贬谪生活，到江西任知县，数年间就被提升为南京鸿胪寺 (掌管朝祭礼仪的官署) 的长官。在此期间，他开始著书立说，招收弟子，与程朱理学彻底分道扬镳。由于程朱理学是钦定的官学，王守仁不便公开宣称朱熹不对，就将朱熹文章中和自己主张相同的某些片段摘录出来，编成了一篇 《朱子晚年定论》。意思是告诉读者，朱熹晚年也修正了自己早年的观点。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无非是为了给自己的异端思想争取到 “合法”地位。正德十一年，他奉朝廷之命，以都察院左佥都史 (正四品)的身份，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平定了当地民间的叛乱，并在各地兴办社学，实施儒家的道德教化。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全国震动，王守仁率军攻克南昌，生擒朱宸濠，被封为伯爵，并出任南京兵部尚书。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其影响也迅速扩大。他继承宋代陆九渊的心学，提出 “致良知” 的思想，宣称这才是 “孔门正法眼藏”,是 “孔孟圣传一点骨血”。这个 “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之” 的 “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而所谓“格物致知”,就是格去物欲而求得 “良知”,这与朱熹 “即物穷理” 而获得知识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他因此被正统儒家目为“病狂丧心之人”,王学也被斥为“伪学”。但王守仁的主张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思想界刮起了“反传统” 的旋风，促成了明代中后期的个性解放浪潮。与陆九渊一样，王守仁也是 “反智论” 者，反对将读书求知作为圣贤之道，甚至说： “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到了以博学为时髦的清代，王学自然受到猛烈抨击，甚至有 “空谈误国” 的恶谥。尽管如此，王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如青年郭沫若的反传统精神就是直接来自王学。王守仁的自强意识，尤其是他以文人学者的身份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传奇经历，更是令后代书生心驰神往。儒林中人，文武双全、出将入相者绝非凤毛麟角，但其影响与魅力能与王守仁相比的，可能只有近代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