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秘密出逃

淞沪战役失利之后，国民政府已难以在正面战场立即组织有效反击。首都南京的失陷，更给国人心理以沉重打击。如何阻止日军的进攻势头，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严峻问题。台儿庄战役的获胜，不仅没有改变整个战场局势，反而使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为挽回面子，侵华日军开始组织规模巨大的秋季攻势，目标直指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及其同伙，因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根本看不到日本外强中干的本质，反而被它的表面凶焰所吓倒。在继续大力散布抗战必败论的同时，汪精卫等人开始走上投敌之路。
1938年8月间，就在高宗武秘密访日之后，周佛海向汪精卫进言称：“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汪精卫也叹息道：“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1]这段话虽然加上了“为中国”的字眼，但却如实反映了汪精卫等人迫切对日乞和的心情。当时他们只知道日本内部有谋和意向，但不知道日本具体的要价。为此，他们急忙派梅思平前往香港，协助高宗武与日本联络。
同年10月，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多次密谈，基本摸清了日方的初步要价。汪精卫等人的对日乞和活动，开始逐步进入新阶段。这时，全国抗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国民党正面战场形势严峻，日军分多路向武汉猛攻，武汉失守已成早晚之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浴血奋战，不仅力量迅速壮大，而且在日本占领区内建立起大小十余块根据地和游击区，对日军构成巨大威胁，并为坚持长期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形势下，汪精卫等人终日坐立不安。他们既震惊于大片国土之迅速沦丧，对抗战前途悲观到了极点，同时其暂时压抑的恐共、反共情绪急剧膨胀。于是，他们一面暗中积极与日本相勾结，一面又利用各种场合，大肆散布亡国言论，公开向日本乞和。
10月11日，武汉危在旦夕，汪精卫向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吐露“肺腑之言”:“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2]十天后，广州失陷。汪精卫当天向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时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吾人愿随时和平，不过须有不妨碍中国独立条件耳。”“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在比京九国公约会议时，吾人未尝拒不接受调停。去年德政府出面斡旋时，吾人亦未尝拒绝之。即在最近，国联讨论适用盟约十七条时，吾人曾有准备结束战争之表示。”^[3]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失败主义、悲观主义弥漫，汪精卫明确主张对日议和，与蒋介石的主战立场直接对立。10月24日，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对于和战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据王世杰日记所载：“今日在汪精卫先生处参加谈话会，汪、孔均倾向于和平，孙哲生力称决不可和，言时声色俱厉。余谓政府欲祛一般人对于抗战前途之疑惧，当向参政会提出一个比较切实的继续抗战计画，空洞的主张不足以镇定人心。”^[4]在10月2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会场中各人均有垂头丧气之情形，惟孙科似不在乎”^[5]。在汪精卫集团的核心分子周佛海看来，“除共党外，一般人心理几全部望和……惟日本既不能取消一月十六号声明；而蒋先生又不能、且不可下野，和将从何谈起”^[6]?当时蒋介石在湖南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征询今后方针，“闻孙哲生电复主战，并主接受共产党所提意见，以加紧团结；汪精卫先生主张设法请英德出任调停，陈果夫亦然”^[7]。蒋介石本人则认为，中国到了对日宣战的时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敌宣战之利害，此时海口全被封锁，吾国已无顾忌，若我宣战，美国应实施中立法，乃可断敌军向美购油钢之路，实于我为有利。”^[8]“此后抗战建国必须从新做起，彻底检讨过去之缺点与将来之改革”^[9]。他还致电张群“属参政会讨论宣战案”^[10]、“宣传宣战事”^[11] 。10月31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表示政府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并号召全国同胞抱定“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争取国家与民族的彻底解放^[12]。次日，他还指示陈布雷：“告国民书可即发外电，使敌知我抗战到底之决意也。”^[13]蒋介石的上述立场，使得汪精卫集团彻底失望了。
汪精卫本人急于求和的态度非常明确，汪集团的其他成员紧跟而上，在自己控制的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讨论“和平”的文章，大力鼓吹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战争，战争结束便是和平，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和平”不是不可以谈的。他们大力宣传：“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14]陶希圣声称：“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及时谋战争的结束”^[15]。
然而，大敌当前，投降主义不得人心。为揭露投降派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于10月15日发表评论，严正指出：“时至今日，如犹有人欲谋妥协或投降者”,“实系破坏吾人抵抗外侮之决心，无疑为一汉奸，为虎作伥”,“势将为国人所弃”^[16]。其后，又连续发表题为《粉碎一切汉奸伪组织》、《对基本国策不容含糊》等社论，对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言论痛加驳斥。国统区非汪伪集团控制的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评，斥责汪派“和平”言论。同时，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表函电，严辞驳斥这些汉奸言论。函电严正指出：“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等于自杀。”同时明确表示：“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17]10月28日，旅外侨民参政员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案，获得多数参政员响应，并被正式表决通过。上述这一切，反映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鲜明立场。
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政会议长，对全国人民反对投降的强烈呼声根本不予理睬，照样我行我素。然而，他所宣扬的“和平”理论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强烈抗日气氛的包围下，自己处境非常孤立。他深知，要实现对日谋和，必须离开重庆，从外部发动“和平运动”。“重光堂”会谈的结果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1月27日，梅思平将同日方达成的“密约”带到重庆。汪精卫立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讨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与会者对“密约”的内容表示可以接受，但对是否离开重庆心存疑虑，意见不一。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寻找“新的”出路。这一意见最后得到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赞同^[18]。
事实上，汪精卫等人与蒋介石集团的权力冲突，亦是他们打算逃离重庆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汪精卫为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曾经进行过多次尖锐的斗争。抗战爆发以来，汪虽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但仍位居蒋介石之下，且手中没有实权，对此他深感不满。193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19]。对于汪精卫所处的地位，陈璧君十分不满，她曾露骨地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20]周佛海也是个权力谜，由于在抗战爆发后失宠，他对蒋介石也心怀不满。
多种原因导致蒋、汪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在和战问题上的争论尤为尖锐。汪精卫在出逃前，曾与蒋介石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汪精卫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如不能战，则不如和。”但蒋介石明确回答：“抗战易，和平难。”汪精卫对此予以反驳说：“谋国者不应从难易定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21]由此可见，蒋、汪两人难于继续合作下去了。汪精卫集团的出逃势在必行。
然而，真正面临抉择之时，汪精卫又显得心神不宁，难下决心。周佛海等埋怨他“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22]。这其实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必然表现。11月29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就响应日本“和平”倡议的具体细节问题做最后磋商，同时也为即将赴沪答复日方的梅思平饯行。当宴会后汪精卫送梅思平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23]
12月1日，梅思平乘飞机抵达香港，即向日方答复称：1.汪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2.“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3.汪预定于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4.“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24]。收到中方答复后，日方也通知汪精卫等人，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
根据“重光堂”会谈中双方达成的协议，汪精卫必须按时逃离重庆，以配合日方行动。为此，他们开始选择出走路线。最便捷的方式是由重庆坐飞机直达香港。然而，以汪精卫的身份，不可能无故乘飞机前往香港。只要汪精卫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就会引起人们注意，所以，这条线路风险极大。另一条线路则是经昆明转赴越南河内，线路虽比较稳妥，但事先须取得龙云许可。
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一个地方实力派，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对国民党中央保持着半独立状态。抗战爆发后，龙云拥护抗战，并派兵参战，但不满蒋保护嫡系、积极向云南渗透的做法，双方矛盾有所加深。汪精卫等人见此，对龙云尽力拉拢。陈璧君曾亲自去云南找龙云长谈，以笼络其感情。当双方了解达到一定程度后，龙云曾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25]凭借这一有利条件，汪精卫决定假道昆明出境。
究竟如何走法，他们需要精心安排，所有活动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多人结伴而行，必然引起外界注意，从而导致泄密。于是，他们决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于12月5日堂而皇之地前往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汪精卫预定于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讲而离开重庆。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则于同一天飞赴昆明，与汪精卫等人会合。
方案确定之后，先派陈璧君的远房侄子、原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春圃去打前站。陈即以送汪精卫的孩子去香港读书为名，把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两名孩子护送到昆明，然后让他们转飞河内再至香港，自己则继续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络，专候汪精卫何时来昆明的电报，以预定由昆明去河内的火车包厢，把全部出逃人员及时运往河内。
汪精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出逃，只能携带少量书籍文件，知道内幕的人也极为有限，即使是陈璧君的胞妹、汪精卫的侄子都没有通知。为此，陈璧君不断问汪精卫：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网罗中，能不牺牲吗”?汪精卫回答：“蒋是奸雄，我们行后，蒋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被严防，不会被害，我们现在尚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26]
陈公博是预定出逃人员中唯一不太知情的人。他虽是原改组派骨干，汪精卫的密友，但自1938年春天起，他就出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常驻成都。汪精卫与日本间的一系列密谋，他事先并不知晓。直到11月底，汪精卫电令他立即来重庆一趟时，汪精卫才告诉他“对日和平已有头绪”,自己马上要离开重庆，希望能够跟自己一起出走。汪的主要理由是：“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27]对此，陈公博感到很突然，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他当时表示了反对意见。
这一态度触怒了陈璧君，她挖苦说：“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你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陈璧君深知，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关系非同一般，汪精卫走后，陈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所以她采用激将法从反面推动他。这一招果然击中陈公博要害，在走与留的问题上，他思想斗争激烈，“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28]。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出走为上，以后根据局势发展再考虑自己的行止。
按照预定计划，周佛海于12月5日飞抵昆明。接着，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飞往昆明。正当汪精卫准备逃离时，情况突变。蒋介石忽于12月8日从桂林返回重庆，这打乱了汪精卫的安排。他不仅暂时无法脱身，而且还担心行动计划是否暴露，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掩人耳目，他接见《新蜀报》记者，发表改革政治、整顿财政等言论。12日，又出席蒋介石主持的纪念周演讲会。此时已到昆明的周佛海也受到一场惊吓。12月9日，蒋介石令陈布雷电召他立即返回重庆。对此，周紧张万分，事后他对人说：“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29]他深知，如果返回重庆就不可能再逃出来了，于是借口视察工作未完而继续留在昆明。为麻痹蒋介石，他于12日出席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集会，并发表了题为《抗战前后的形势》的讲演^[30]。同时，又派人携带自己的亲笔信飞赴重庆，打探汪精卫的处境。在昆明为汪精卫开道的陈春圃，同样坐立不安。因得不到汪精卫的行程通知，只得取消已经订好的火车包厢，焦急地盼望重庆方面的消息。
12月13日，他终于收到汪精卫发来的密电，译出的电文是：“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陈春圃不知所云，周佛海向他解释：在重庆时已经约定，“兰妹”是汪精卫的代号，“秀妹”是日本方面的代号，“出阁佳期”是日本发表声明的隐语^[31]。于是原密电立即转发香港高宗武，要他迅速与日方联系。
日方对汪精卫延期出走也疑窦丛生，当时在日本政府和军队内部，有许多人对汪精卫的意图表示不信任。他们认为“汪和蒋是在唱双簧”,“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汪未如期出走，这些人更以为自己的怀疑已经得到证实。对此，就连首相近卫文麿也感到进退两难。根据“重光堂”会谈时的约定，汪精卫一到河内，日方就由首相发表声明。近卫11月份刚发表过一个声明，再发声明，未免太多，因此他决定于12月11日前往大阪发表演说。接到汪延期出走的通知后，近卫只得以患病为由，将讲演时间推迟到14日，以后还无确切消息，近卫只得取消讲演，回到东京去了^[32]。他心里怀疑：“此事或者已被骗亦未可知。”^[33]
此刻仍迟留在重庆的汪精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认真研究蒋介石的活动安排，寻觅出走机会。蒋介石预定于18日发表训话，汪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这种活动自己可以不参加。他以去各地作抗战讲演为名，派人找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彭学沛购买机票。18日上午，汪精卫携夫人陈璧君、亲信曾仲鸣等人悄悄登上飞往昆明的航班。
当天下午1时许，飞机抵达昆明机场，龙云携省政府各厅局官员列队迎接，在场还有军乐队演奏欢迎曲。汪精卫见状，十分生气地质问陈春圃为何不按照指示办事？原来，汪做贼心虚，假托“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只许龙云一人来迎接^[34]。但龙云为示郑重，特地布置了一个隆重的欢迎场面，使汪精卫哭笑不得。到达下榻处后，他假称身体劳累，谢绝一切活动，只同龙云一人交谈，简略透露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得到龙云赞同后，他才松了口气。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一行十余人，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为蒙骗重庆当局，他在飞机离开昆明前，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称：“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35]当蒋介石读到这份“请假”电报的时候，汪精卫已踏上叛国投敌的不归之路。不过，汪精卫启程前往河内后不久，龙云即致电蒋介石称：汪副总裁“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36]因此，蒋介石得以很快掌握汪精卫的异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