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后传

四十回，题“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著者和评者均系明遗民陈忱。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南浔镇人。明亡不仕，“卖卜自给”,“穷饿以终”。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曾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惊隐诗社，诗风刚健，多感慨时事。所著另有 《雁宕诗集》、《痴世界乐府》、《雁宕杂著》、《续廿一史弹词》等，惜多亡佚。本书有康熙甲辰刊本，蔡元放评本，绍裕堂刊本等。

书接《水浒》百二十回，叙未死的梁山英雄李俊、阮小七等被逼再次聚义，反对贪官污吏、恶霸土豪，抗击入寇的金兵，最后立基海外的故事。
经历了造反以后的宋江一百零八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在古人那里是一个极其严肃复杂，颇费斟酌思量，难于一言回答的敏感问题。金圣叹就很是矛盾，也十分谨慎。他一方面认为，水泊英雄“初非生而为盗”者，只因“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这才 “无端入草”。而且，原其端，实还是 “罪在朕躬”,故其情可宥，天子不能 “既陷之”,又“刑之”,应“大开迁善之门”,出 “盗之后诚能不为盗者”于汤火； 另一方面，他又耽心“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故认为君子“必廑履霜为冰之惧”,不废“百世不改”之法，而“大正其罪”,此则其理。既然杀显得少恩，不近乎情；赦，显得无法，不合乎理。恩情与法理产生了矛盾，于是不得不折衷，其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断尾巴蜻蜓”加一个“惊恶梦”。在金圣叹看来，这既可顾全“法”与“理”,戒乎未为盗者，又不失恩与情——因为毕竟只是在梦中问斩，恩法、情理得到了统一。金圣叹确实煞费苦心，可惜人多不能理解。俞万春则认为宋江等人是大奸大恶，不配“受招安”,只能“擒拿正法”,否则便会坏人心术，便会贻害无穷。于是他抓住金圣叹主张 “大正其罪” 的一面，在《荡寇志》里，顺着金圣叹制造的“惊恶梦”的情节，编述了一个陈希真、陈丽卿父女把梁山英雄斩尽杀绝的故事，在金圣叹那里尚是梦幻的描写，变成了活生生的艺术现实。青莲室主人却不满于梁山英雄结局的悲凉，凄惨，认为那是宋江“懦弱没主见”受招安，“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于是，在《后水浒传》中创造了一个宋江、卢俊义等转生为杨么、王摩辈“复聚异世”的故事，让他们再举义旗，报仇雪恨，最后在敌人的包围中隐入轩辕井里，以避免其招安遇害或在战场上惨遭杀戮的悲剧。
陈忱也是个《水浒》悲剧结局的不满者，他的不满却不同于金圣叹，更不同于俞万春。他酣畅淋漓，热情洋溢地赞颂梁山英雄，认为“梁山泊内一百八人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为了突出这一点，他借昔日张顺部下的一名喽啰许义的口说： “宋大王真是好人，待我们如手足一般。”又借道君皇帝之口说“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功劳。”宿太尉道： “义士们忠义之心，替天行道，真是人中豪杰！”甚至借全家被水泊英雄，斩杀殆尽的扈成的口说： “……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岂知一个个是顶天立地的男子，疏财重义，路见不平，无一点苟且之心，为着朋友死生不顾。”对待梁山英雄，陈忱比之青莲室主人，甚至比之施耐庵、罗贯中似乎还要钟爱几分。他对《水浒》英雄上梁山的原因揭示得比《后水浒》甚至是《水浒》本传还要直截。他说，道君“偏用蔡京为相，引进了一班小人”,“排摈正人，剥削百姓”,“造艮岳，采花石纲”,“修仙奉道，游幸宿娼”,所做的 “无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务”,怎能不使天下汹汹。他又说“蔡京若不受贿赂，梁中书也不寻十万贯金珠进献生辰纲，以致豪杰们道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劫了去上梁山； 高俅不纵侄儿强奸良家妇女，也不致把林武师逼上梁山泊； 不因受了进润，批坏花石纲，杨统制也不上梁山泊……”但是《水浒》本传过去一再遭人唾骂，一再遭禁，《后水浒》被人目为 “邪污之谈”,而 《水浒后传》却能 “使人见之一个个都欢欣鼓舞，快意舒怀”,连认为《水浒》“述宋江等一百八人之事已不可”的蔡元放也啧啧称颂，骂《后水浒传》是 “邪污之谈” 的刘廷玑尚以为其 “不失忠君爱国之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
说奇怪，其实也并不怪。从 《水浒》的角度说，陈忱是个评论家； 就 《水浒后传》而言，他又是个作家。他生当明末清初的乱世，目睹了清军南侵的种种暴行，友好也多是民族气节很强的人，他自己又“究心经史”,是个正统的儒者。变乱的现实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晚年生活，以致于使他“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客观现实刺激着他，《水浒》这部作品也影响着他的自我。受着这双重刺激的他，十分自然地部分改变着对明末清初社会和 《水浒》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北宋末年社会的认识，惊异地发现他们之间的惊人相似。这双重的刺激竟然使得陈忱从《水浒》 中看出，它其实是一部反映民族爱国思想的巨著。《水浒》中征辽的情节与陈忱的亡国之慨，对故明的眷念之情产生了共鸣，以致于掩盖或冲淡了其它思想内容对他的刺激，抑或是他有意不去理会其它的思想内容。他曾用 “愤书”二字来概括《水浒》的思想内核。所愤虽多，在陈忱看来，主要则是愤宋之失国。他说：“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实切于中。”故“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这一部《水浒后传》实际也就是陈忱这明遗民自己的愤书。他在愤明之失国，所有对《水浒》的议论，不过是假他人之酒杯浇胸中块垒而已。因此，《水浒后传》虽说是《水浒》的续书，而思想内容的重心，却发生了巨大的偏移。《水浒》重在反映官逼民反，而《水浒后传》却是把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作为全书的中心。阮小七凭吊梁山泊，杀死张干办； 李俊太湖捕鱼，反抗巴山蛇是《水浒后传》英雄重新举起义旗的两个发端性事件。起事的原因虽然是因奸因霸，与《水浒》的主旨差近，但斗争的整个过程却交织着反抗金兵的内容，而且是在抗金斗争中逐渐形成高潮。民族斗争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反奸反霸的斗争，作者也把它与反对卖国求荣的斗争联系起来。为阮小七所杀的张干办是蔡京的亲信；而毛豸则是杨戡的僚属，杨戡又是杨戬的兄弟； 冯舍人是冯彪的儿子，冯彪又是童贯的心腹； 王宣尉是王黼的大公子； 巴山蛇曾拜在蔡京门下，汪豹也因 ”报在蔡京门下” 才做了御营指挥使： 一个鲜明的与 《水浒》不同的特点是，地方上的奸霸皆与朝廷大臣中的 “六贼” 沆瀣一气，且大多是通敌叛国的国贼： 李良嗣串通童贯献“远交近攻”之计，“通连金国，夹攻辽国”,以致强邻生衅；王豹在金人进攻的紧要关头，献了黄河刘扬渡口，引十万金兵渡河； 郭京投降金人，做了知县。就是这帮爪牙的后台蔡京等六贼，也多与金人相通。《水浒后传》第二十三回“困汴京奸臣远窜”,陈忱有意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勇士王铁杖接受开封府尹的暗令，至驿站刺杀王黼，杨戬，梁师成，只见：

王黼笑道：“实不瞒二位先生说，我已使小儿王朝恩到金营与元帅粘没喝说了，道不日攻破汴京，掳二帝北去，立异姓之人为中国之主，”捻着白须，笑吟吟的道：“安知我三人不在议立之中？不消几日，便有好音。”杨戬、梁师成听了，喜动颜色，称赞道： “王老先生真有旋转乾坤手段！ 若然事成，我二人当尽辅佐。” 王黼道： “富贵共之，不必多言，恐有泄漏。” 于是开怀畅饮。

直接暴露了六贼卖国求荣的嘴脸。因此我们不妨说《后传》的反奸反霸斗争，实际上都罩上了一种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斗争的色彩。一部 《水浒后传》 凡四十回，从第十九回“纳平州王黼招兵”开始到第三十回“同泛海群雄辟地”,作者接连用了整整十二回篇幅，直接反映金兵奸杀掳掠的暴行，歌颂英雄们奋起抗战的斗争，抒写民族爱国主义的主题。到后来，牡蛎滩救驾，宿太尉海国封王，众英雄临安访旧等等，也无不在体现这个主题。就拿临安访旧来说吧，作者在描绘当日临安“十里红楼，一窝风月”的繁盛景象后，直抒胸臆道： “所以‘山外青山楼外楼’ 这首诗，讥宋高宗忘父兄之大仇，偷安逸乐，不思量重到汴京恢复疆土，故云 ‘直把杭州作汴州’ 也”。又写了个李师师临安卖笑的故事，借题发挥：

柴进道： “…… (她) 为何在这里？”燕青道： “岂不闻 ‘鹁鸽子旺边飞。” 乐和笑道： “还好，若飞到北边去，怎处？” 燕青道： “……这贱人沐了太上皇恩波，不思量收拾门头，还在这里寻欢卖笑，睬他怎的？”柴进道： “多少巨族世家，受朝廷几多深恩厚泽，一遇变故，便改辕易辙，颂德称功，依然气昂昂为佐命之臣；何况这样烟花贱妇，却要他苦志守节，真是宋头巾！”

是呵，辽邦国破，殉国大臣十余人，徽、钦二帝北狩，大臣中却只有个侍郎李若水死节，多少文武，巨族世家 “鹁鸽子”似的向北边飞去。堂堂 “纡青拖紫，策坚乘肥”,竟连李师师这个“烟花贱妇”也不如，岂不痛哉！ 从作者的这无穷的寄慨之中，我们难道体味不出这位遗民的离黍之情？表面上，作者写的是金人的入寇暴行，字里行间又无处不透露着这位遗民对清兵残暴的愤怒的控诉。
说到这里，我们大约该明白 《水浒后传》之所以赢得各阶层读者赞许的原因了！ 中华民族有着一种强大的传统文化信念——他们热爱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正是爱国这一点，统一着人们对《水浒后传》 一书的整体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是市民的书，它反映市民的情趣，“为市井细民写心”(参拙著《水浒新议》),而《水浒后传》则是一部正统儒者的书，它反映了一个真正的正统儒士的理想意愿，体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炽热情感，一种对国土沦丧的悲愤情绪。
《水浒》的作者，对农村的生活无疑是隔膜的，他没有能真正反映农村中农民和地主、渔民和渔霸的矛盾和斗争，揭露的多是一些泼皮暴发户如西门庆、牛二、张保、毛太公等对弱者、善良人的欺凌。要说真正反映当时农村中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斗争，揭露渔霸对渔民盘剥的卑劣手段和令人发指的罪行，《后传》倒是要较“前传”深刻多多。《后传》第九回 “巴山蛇截湖徵重税”,第十回“黑吏赔钱受辱，豪绅敛贿倾家”,写巴山蛇丁自燮勾结常州太守吕志球，颁发告示将大半个太湖划作丁家的放生湖，渔民入湖打鱼，须领丁家的字号水牌，若打得鱼，丁家要分一半。最后连不过界的小渔船打得鱼也要与丁家平分。一个三万六千顷的笠泽湖，竟变作了丁家的养鱼池。这不是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写照么？征方腊后，不愿回朝受赏，诈中风疾的李俊及童家兄弟，恰隐居于太湖，靠打鱼起息为生，如何能咽下这口闷气，思量为民除害，却反遭官府监禁，这才闹出了乐和设计惩治巴山蛇和吕志球。正是在反官府渔霸的斗争描写中，陈忱歌颂了英雄们嫉恶如仇的高贵品格和斗争精神，“前传”中却没有这种场面的描写。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次斗争的目标和结局作了这样的描述：

乐和(对丁自燮)道：“你做官贪的赃与平日诈人的财物共有几多？尽数说出来，若隐藏一些儿，就剁做十几段！” 丁自燮道： “不多，约有十余万两，有簿籍登记，不敢隐匿。” 乐和道： “我们不要分毫。今年歉收，百姓完纳不起国课，把这项银子入了官，代阖郡作了秋粮。”叫搬出来摆在厅上。乐和道：“吕太守，你唤书吏写下百来张告示，各处张挂，说了自燮代纳秋粮之故。”就叫书吏纳纸领状，吕太守用印签押。“这是一件了。”又问道：“你仓中有多少米谷？”丁自燮道：“有三千多斛。”乐和道：“可唤附近居民并备佃户来，你毕竟一向刻剥他们，分散与他。这是二件了。第三件： 太湖不许霸占假做放生湖，大小渔船抽过的税都要加倍还他。你今要改进自新，若再不悛，早要早取，晚要晚取，决放不过了！”丁自燮又磕头致谢。乐和道： “吕太守，你回去也要改过做好官，爱惜百姓，上报朝廷，若蹈前辙，亦不轻恕！你两个送我们回船” ……

《水浒》中梁山泊上的好汉似未想到过做这样的直接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细一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对处理这类事，两传中英雄的手段也不同：“那丁自燮是第二个黄文炳”,可是黄文炳一家老幼四十几口皆被杀，而丁自燮却留得了性命；黄文炳的家财被英雄们悉数装载运上了梁山； 丁自燮的家财，英雄们都“替贫民纳了秋粮，分给佃户，赔还鱼税。”这不同的处理，十分明显地反映了作者思想的不同，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士，不能不讲仁，“滥杀” 则非仁。“前传” 中李逵举起板斧排头砍去的做法，陈忱显然是不赞成的，人肉馒头的描写在 《后传》中也决不会出现。《后传》中这样详写乐和处分丁自燮、吕志球，也分明曲折地体现着儒家的那种轻徭薄赋思想。当然，一纸空文，两句轻诺，所值几何？很难相信丁、吕这样的贪奸狠毒小人，在利刃离开脖子后会去履行自己的诺言，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陈忱未免太书生气。前传作者对这批人本质的认识，无疑要比陈忱深刻。实际上，乐和自己对此也已表示怀疑，怕丁自燮、吕志球报复，安身不得，这才收拾家资，渡海占了金鳌岛。占了金鳌之后，李俊在安民、赏米、抚老之余，立刻令乐和颁下律令：“杀人者偿命，奸盗杖七十，钱粮行什一之法”,颇有点象刘邦进了咸阳的情形。钱粮行什一之法，正是儒家的传统主张。小说最后一回写李俊做了国王，正式受了宋王朝的 “册封”,分封百官后，又订出若干巩固政权的措施，“建立宣圣文庙，开设学校、春秋二祭……选臣民俊秀子弟入监读书”便是一条。还制定“礼仪衣冠制度”,按儒家经典“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夫妇和而后家道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训示，正夫妇之伦，选定国母，与众将士完婚； 同时外结高丽为兄弟之邦，以御强倭，内兴礼乐，君臣一气，以期建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君臣同鱼水之欢，男女有及时之乐”那样的似“周家八百年太平之基”。这也是一个正统儒者理想中的文明礼乐世界。作为市民之书的“前传”,当然不会有这种思想，它希望的只是山寨之中无论帝子神孙、屠儿猎户，皆兄弟相似，千里面能朝夕相见那样的平等交通的社会。这也是《后传》在思想上异于“前传”的一个地方。
陈忱在盛赞《水浒传》的同时，对于自己的这部《后传》,也曾颇为得意地说它 “有高于‘前传’处”,“并有胜‘前传’处”,这倒也并非过誉之辞。《后传》确有不少章节写得精采动人； 几个主要人物则不仅保持了 “前传” 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且又有长足的发展，较之“前传”更为丰满，形象也更为深刻。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曾举出本书的四件大事： 一是“救驾立功，开基创业”; 二是“流贬诛戮”“六贼”;三是“草野孤臣重围冒险”,“献黄柑青子”; 四是故使奸吏劣绅“倾倒宦囊，倍偿民利”。胡适在《水浒续集两种序》中，对于前三件事有过这样的评述：“《后传》描写北宋灭亡时的情形，处处都是借题发泄著者的亡国隐痛”;牡蛎滩救驾“这一段故事，全是虚造的，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来表现他内心的希望”;黄柑青子之献“一大段文章，真当得 ‘哀艳’ 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 “中牟县除奸” 一段文章写得 “庄严沉痛”,“在第二流小说里是绝无仅有的。”这评价确十分得当。而第四件事中的重点章节“巴山蛇截湖征重税”,“墨吏赔钱受辱，豪绅敛贿倾家”,反映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也是古小说中罕见的。梁山泊中未死的英雄如 “辐辏联合”,一一归于海国，“前传” 中未了的好汉如王进、扈成、栾廷玉也与水泊英雄联合起来，寻了个好归宿，这样的艺术构思，正弥补了 “前传”的某些不足： 扈三娘一家被杀，而自己却归了梁山，做了矮脚虎王英的妻子，成了梁山的一员坚定的女将，这种转变，不能不说是相当突兀。金圣叹的“女生向外”说显然是弥补不了这个漏洞的。大约正是看到了这种不足，《后传》写扈成在梁山英雄的帮助下，夺回了辛苦贸易得来的财物，亲身体会到梁山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子”,从而改变对梁山英雄为“亡命反寇”的看法，上了登云山，且劝说栾廷玉入了伙，性格的发展便自然得多。作者似乎也在暗示，扈三娘之所以不记家仇，成了梁山一员坚定的女将，大约正是认识了梁山英雄本质的结果。
还要作点分析的是燕青、乐和这两个人物，这确是《后传》中有血有肉、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不仅保持了各自在《水浒》 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
在 “前传” 中，燕青已经是一个写得相当出色，也颇为重要的人物。他忠于主： 身遭贾氏之诬而不见信于主人，却无丝毫的怨尤，在卢俊义遭难时，依然舍身相救。他敏于事： 京师中通过李师师打通道君皇帝的关节，终于促成了招安。他识时务、慎于行：征方腊后，独能看出尚未出现的悲剧结局，“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飘然身退。这是个有性格的人，却不是个有美好性格的人，要言之，不过是个忠实机敏的奴仆。在《后传》中燕青依然有忠、敏、慎三大性格特点，形象却高大得多了。这个燕青一闻宋公明和卢俊义被奸臣所害，即到卢州卢俊义坟前哭奠，又到楚州宋江墓上祭祀； 当他得知卢二安人母女被开封府官员押往金营追比，要勒掯八百两银子，纳不起便要被卖作奴婢、娼妓时，即倾家中所有，凑足银两，赶往驼牟冈赎取。差吏又要勒取三百两常例，他又托戴宗连夜赶往饮马川山寨去取，终于赎出了卢二安人母女。还是这个燕青，假扮金国通事，同杨林在“刀枪密密，戈戟重重” 的金营之中朝见道君皇帝，献上黄柑青子，寓苦尽甘来之旨，复国驱虏之愿，使得“满朝文武官僚，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之徒相形见绌，惹得道君也有“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之中”、“普天仅见一忠臣”之叹，“朕失于简用”之悔。依然是救主，依然是面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情况不同，燕青这个形象的思想境界也大异。这个燕青身上没有了奴气，只有国破家亡的深深苦痛，眉宇间有的是一股置己身于不顾的英气。这个燕青也更见机敏了，他一眼就看出金人许放二帝回朝，不过是个骗局；他利用金人的一个“木夹”,扮作挞懒的承局，巧妙地从刘豫的屠刀下救出了关胜，又冒着生命危险，再次深入虎穴，救出了关胜的家小；还是他，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上升之时，主张饮马川合寨人马，投奔抗金名将宗泽，以佐中兴。中牟县遇见蔡京、童贯、高俅等，又是他策划了一个“盛宴”,惩处了奸佞，让普天下之人申了口闷气；到后来暹逻辅佐李俊立基，牡蛎滩力主救驾等等，几乎每一件重要事业都是这个燕青做谋主。其机敏权变，其重要性，都已不是“前传” 中那个燕青所能比拟。
乐和的形象性格，也有很大的发展提高，在“前传”中，我们只看到他的聪敏伶俐，而在《后传》中，他却进而成为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他巧算计，用蒙汗酒放倒了汪五狗和两个养娘，从奸滑狠毒的郭京、王宣慰设置的樊笼中救出了花荣的夫人，妹子和公子； 他导演了与渔霸巴山蛇和贪官吕志球的一场斗争，并引导了斗争走向胜利； 他佐李俊占了金鳌岛，又深入暹逻国都，促成了花公子与玉芝公主的婚事，使得这支漂流异乡的队伍在海外站稳了脚跟。这个乐和几成了 “前传”中 “智多星”吴用式的人物了。
燕青、乐和，还有阮小七、樊瑞、李应、杜兴等人物形象，决不象某些续书中的人物那样，只是前书人物的翻版； 整个《后传》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也决不只是“前传”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重复，而是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再现。为什么《水浒后传》能有其它续书所难于达到的成就，能有其它续书所难以企及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水浒后传序》透露了个中的奥秘：

嗟呼，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假此残局而著成之也。

因为这不是无聊的游戏之作，这是一个历经坎坷，有感于世的人，用心血和泪水写出来的文字。就是立国海外的结局，也非纯然乌托帮的虚拟，远而言之，是唐人传奇《虬髯公传》的启迪，近而言之，则是对借台湾开展反清复明斗争的郑成功政权的影射，寓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蕴。
当然，从整体来说，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的成就，与《水浒传》相比，应该说《后传》还是逊色得多，其原因何在？ 作者自己的话也很能说明问题：

《后传》 有难于 “前传” 处： “前传” 镂空画影，增减自如，《后传》按谱填辞，高下不得；“前传”写第一流人，分外出色，《后传》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
按谱填辞，让生活和作者自己的感情服从前书的框框套套，不是顺着生活的轨迹，自己的感情去抒写，高高低低，皆须按着前书的情节人物去临摹，囿于前书所写的内容来决定增删，当然很难写好。这是续书多不如前传的一个重要原因。看一看《水浒后传》写得相当精彩的斗巴山蛇，献黄柑青子，中牟县除奸等等章节，无不是脱却了“前传”的框套束缚，直接描绘作者自己熟悉的生活，摹写自己真实内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