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原文、赏析和鉴赏

欧阳修

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 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

此文是欧阳修的一篇书文题跋。古代文体中“跋”与“序”虽略有差别，亦属同类。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指出：“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是谓之题跋。”唐以前，序或于书前、或置文后，并无硬行规定。宋时，以“跋”名篇者渐多，且专置于后，序跋似因之得以区分。直至久沿成习，使跋成为序的补充。古文中的“跋”尚有“后序”、“书后”、“题后”等别称。而古人引申“足后为跋”之语义，又辟出“跋尾”一词。《新唐书·谢无量传》称“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以宰相联名跋尾。”可见题跋成文或即由最初的署名跋尾而来。

考历来序跋之文，尤贵在精实，贵在严诘。清末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氏慨叹“惟书序最难工”，所谓“王介甫序经义甚精；曾子固为目录之序，至有条理； 欧阳永叔则长于叙诗文集。”此语得之于对历家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和研探，出自肺腑，堪称的评。然而，跋与序在结撰与写法上终有其所异同之处。或以“其词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而专以简劲为主”(《文体明辨》); 或“宜平时窥涉博览，运以精思”，对序跋书文，“尤必加详阅，果能得其精处，出数语中其要害”(《选评古文辞类纂》)。欧阳修曾作《集古录跋尾》400多篇，行文简短切实。后世有称欧阳永叔为开启以“跋”名篇之风者，此说虽无考，但其“长于叙诗文集”的褒奖，抑或可见证于此篇《记旧本韩文后》。

文题所示“旧本韩文”，当指旧本《昌黎先生文集》。据考订，韩愈文集最早的编订者乃其弟子李汉，史载宋代散文家穆修亦曾亲自刻印韩柳文集在京城出售。在欧阳修力挽文坛风气之初，凡二百年间不传韩柳之古文久矣。因此，作者偶得“旧本韩文”，读后益发坚定了继承韩柳古文传统，革除文坛积弊的信念，而旧本的弥足珍贵更非同一般。由文意推论，这篇题跋约撰于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离偶得“旧本韩文”已近五十年，而距欧阳修“举进士及第”也有三十年了。虽时过境迁，但作者睹物抚忆，仍不免感慨万端，文思亦油然而起。题跋即以此“旧本韩文”为线索，运大家之手笔，更独具匠心。行文从“旧本韩文”的横遭冷落，置之以废旧书簏写起，历数其被发现、珍藏、补缀、校订，直至“韩文遂行于世”，“学者非韩不学”的经历。作者有感于一本书的变化遭际，借以抒发个人坚持古文之志，而力追“韩氏之文之道”乃其“志乎久而已”。全文或叙事、或议论，皆寓理于事，而事理分明。而谋篇布局的叙议得当，简略自然，首尾照应；语辞的平易流畅，情文相生，深入浅出，尤可见一代宗师欧阳修的文章风范。

全篇可读作三段六节。

前三节以追忆的笔触叙述往事。作者用笔纡徐宕漾，简略畅达。将二百年古文之兴废，三十年文坛之风云，统隐寓于感慨涤婉，发人深省的回顾叙记之中。而文坛时文、古文的消长更是欧阳修所亲身经历。其中的风雨坎坷、进退悲善，唯有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人物才能详明。作者偏直笔记实，先写“予少”家贫而“无藏书”。径直点出“藏书”二字，立起全文的题旨所出。既与文题紧扣，又别出心裁，不落书文题跋的俗套。首节文字讲述“旧本韩文”的发现，写欧阳修的初识韩文，语辞平易、简洁，多铺垫渲染，运文又极见其巧于层迭。“汉东僻陋，无学者”为一层；“吾家又贫，无藏书”又为一层；“大姓李氏”子“颇好学”为一迭；“见有弊筐”“发而视之”更为一迭；至“脱落颠倒无次序”乞以归，连作二层三迭，遂将得旧本“《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的时间、地点、背景与文坛时尚交待的很清楚。继而，以“见其言深厚而雄博”、“未能悉究其义”，道出欧阳修初识韩愈之文的印象与感觉。一个“徒”字描刻出作者“犹少”时的肤浅与率真。“浩然无涯”同“深厚雄博”都是指作者初识韩文时的直觉直感，出语信实、诚挚。而“可爱”一词满含以少年的心理看待人事，可见晚年的欧阳永叔作“叙诗文集”仍不失当年的童心。不少评家写鉴赏文字常在无意中将首节一笔带过。其实，除二层三迭之外，尚有三处绝妙的预作伏笔堪加细论。一是“大姓李氏”子“好学”，衬托下文的“杨、刘之作，号为时文”;一是韩集弃于“弊筐”，“脱落颠倒无次序”，照应着“怪时人之不道”;而“深厚雄博”，“浩然无涯”，则印证了韩愈古文“大施于今”，“学者非韩不学”之必然。首节文字虽浅显晓畅，却叙中有议，语含褒贬；而其蕴藉内涵已显明于叙实记事之中。

相比之下，二、三两节虽仍以叙事为主，但作者似已着力于阐发欧阳修三十年来宏扬古文，铲除文风积弊的态度与行动。其间，作者勇于剖析自己当时的难言曲衷，乃本文的一大特色。既不满于时文的“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亦不得不“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虽有“喟然叹曰”，“因怪时人之不道”，又须自责“亦未暇学”，“独念于予心”而追求“苟得禄”。行文严于律己，语调也多沉重，可见欧阳修的心情并不轻松。同是一个“徒”字，此处反见出自嘲自解之意，而“苟得禄”三字则直如严厉的自斥，果然，作者又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对当时“贪禄仕以养亲”更极尽责，所谓“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言辞几近于无情。

行文的“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是指天圣元年 (1023)应举随州，试左氏《失之诬论》，因赋卷出韵而未能录取一事。据《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记载，其试卷或“略云‘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 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传诵，坐赋逸官韵，黜。”对欧阳修来讲，以时文贪禄求仕，以赋卷出韵而遭黜，这两段“不光彩”的经历，恰证实了作者对文坛陋习与科场时文的深恶痛绝。并最直接地说明了欧阳修能在嘉佑二年知礼部贡举时，力排众议，黜尽以险怪诡异知名者，终于使文风“渐趋于古”。作者于古文的身体力行可见于一斑。而那时“旧本韩文”所给予他的，已不仅是“若可爱”状，而是“当尽力于斯文”的“素志”了。

从叙事完整来看，前三节当自成一段，从“予为儿童时”，“年十有七”，到“后七年，举进士及第”，“至于今”; 由“少家汉东”、游州南李氏家，到随州试举、“官于洛阳”。行文中时间的顺次脉络，仕途的经历处所交待的明白准确，给人以详实可信之感。而“旧本韩文”随藏于作者身边几十年，亦由“发而视之”、“读之”，到“复阅之”、“补缀之”、“校订之”，果真是发其精微，“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索志”。文章明写作者个人的经历，揭示的却是文坛风云和变化，平实达畅的字里行间，展现出欧阳修深刻明晰的思想。由中唐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至晚唐已日趋衰歇。北宋开国百年文坛又承袭五代颓靡之风，兼以西昆体盛行，而杨、刘之时文、“太学体”的险怪奇涩一时充斥文苑。范仲淹曾总结这一时期的特点，所谓“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泊杨大年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师鲁与穆伯长大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尹师鲁集序》) 后世多以欧阳修的这篇题跋文字作为研究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以及考订欧阳修创作道路的重要资料。范仲淹氏的见解，或可证作者对“旧本韩文”珍而藏之，“时时独念于予心”，叹“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的真诚与慨然。作者三十年来志于推崇“韩氏之文之道”，涵义已不仅仅在叙记人事。此处以直笔平谈映衬“旧本韩文”的“深厚雄博”、“浩然无涯”，题旨深邃已是十分明显。

四、五两节是此篇题跋文的畅发议论处。作者阐论“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以孔、孟为例，揭示韩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的原因，正在于“其道当然”。“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氏之文之道”，历经时日的磨砺，自然“久而愈明”。此处选来作引证的孔、孟一例，贴切自然。尤以“惶惶”二字形象生动，凭添趣诣于议论之中。作者由大处落笔，论文重道，文字巧用比勘引证，论证简洁有力。五节又复归于当时当事。由韩文的“沉没弃废”，表明作者学韩并非为“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更不以官位黜陟、进退喜惧为念。三十年学韩柳古文，唯在“志乎久”“志先定”而已。此处议中有论，由小处生发，恰与上文的大处落笔彼此映衬而相得益彰。

末节以照应篇首而自成一段文字。作者指证“旧本韩文”的特点，虽多脱谬，亦“精于今世俗本”。而三十年间补缀、校定不断，可见欧阳修对旧本的“尤惜”。其惜仍在韩氏文道。全文两叹“呜呼”，一指道固有“远近”、“贵忽”，而“其理有当然”;二再称韩氏文道必共尊于万世，共传于天下，应并不在一件旧物，表示了志古文以毕生的信念。其前后衔接自如，内容既为题跋所不可缺，亦使结构整饬统一。

世以欧阳修为北宋文坛领袖，称其于古文有三大贡献，一是排抑时文，倡学韩柳；二是变场屋风习，提携人才；三是勤于实践，多继承创新。欧阳修的古文理论和创作风格更见于传世的篇章，独《记旧本韩文后》别出心裁。貌似平平淡淡，记叙人事，却辨析三十年文坛风雨，寄寓一代宗师之慨。作者匠心独运，在纡徐委备、条达疏畅中，勾勒出一幅北宋新古文运动的勃兴图，无疑为后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