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弗雷德里克

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1934年4月14日生，1954年获哈佛学士学位，1959年获耶鲁大学法语博士学位，1959—1967在哈佛大学、1967—1976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法语和比较文学，1976年成为耶鲁大学教授。现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早期表现出对萨特的极大兴趣，著有《萨特：一种风格的源起》（1961）。70年代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批判，著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80年代热衷于文化批评，在1983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解释”为题的国际讲习会和讨论会上担任主持人。他的思想接受卢卡奇和阿尔都塞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与阿多尔诺等多方面的影响，并能对他们进行批判改造，使自身成为本世纪后期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与理论家。在被公认为是他成熟之作的《政治无意识》（1981）一书中，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及“政治无意识”概述。80年代中期他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著有《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等，其他还有《诊断学》（1982）、《后期马克思主义：阿多尔诺或辩证法的持久性》（1990）等著作。这些论著被译成不同文字，为杰姆逊赢得了世界声誉和地位。
杰姆逊以研究、讲授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的阐释为己任，到过欧洲各地讲学，1985年他在中国北京大学讲授《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提出用“新马克思主义”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多次来中国访问交流。早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杰姆逊已经明确马克思主义应该随着时代而被赋予不同的特点。
杰姆逊的研究视野开阔，自称为“文化批评家”。他以敏捷的思维、灵活新鲜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信念融入当代，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激活一度被视为“陈腐教义”之古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自认有资格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多元格局中的优先地位一辩。他与本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大哲学理论问题上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返早在1972年研究俄—法结构主义批评的《语言的牢笼》一书中，杰姆逊就把结构主义的“二项对立”原则作为语言结构同现实的“有机结构”是“同构”的，带有精神特性的语言与形式的东西与现实东西的“同构”性实质上就是现实矛盾的反映。在《元诠释》一文中，他更为直接明确地认为，“一种确定的文学形式的存在总是反映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可能的经验”。80年代以来，他在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状况的分析中，把后现代主义既作为一种风格，也更作为资本主义第三发展阶段的“文化逻辑”。这种逻辑对于历史就是总体性的反映关系。从反映论这个出发点必然导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有关论述再加上剩余价值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综合。因此，他对文化的批评阐释既是立足于经济决定论的，但又强调意识形态各层面在功能上的“半自律（相对独立）性”，并将之归结为阶级的意识，而文明的历史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一切阐释最终都是政治的”。
杰姆逊反复声称自己的批评是一种“辩证法批评”，认为“没有对矛盾的认识（也就是没有辩证法的思想）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并系统地表述了辩证的批判观，正如他在《政治无意识》一书前言第一句话所说：“总是历史化！———这个口号———这个绝对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切辩证法思想的‘超历史’的专断……”。
杰姆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在这里“绝对”可以理解为“辩证法的‘超历史’的专断”。在杰姆逊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不仅是现在与过去的关系，还有过去、现在同将来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结构主义者，主要是阿尔都塞等，以其“共时态”观念把这种历史主义批判为“本原”模式和“目的论”。在“目的论”的问题上，杰姆逊认为应该分清资产阶级“进步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在清除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将被逐渐地消除掉”。所以他目前仍有雄心与信心建立一种新（非旧概念的简单复活）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未来文化”。
历史的终极目的与对权力的看法有关，杰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范畴不是最终目的，“当代社会理论（从韦伯到福柯）对权力范畴的兴趣经常是策略的，而且有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疑难问题进行移位”，这显然是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而言。杰姆逊在论后现代主义中涉及学术理论领域中，权力作为文化给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后果，他说：“对某种日益加强的整体系统或逻辑的看法越是有力……读者就会感到越是无力。因此，通过一种封闭可怕的机器，理论家所赢得的也正是他所失去的，因为他著作的批评能力会由此丧失，而否定和反抗的冲力……处于这种情况也会被认为是徒劳和微不足道的”。理论对权力的依附与借助，理论家赢得某种东西，但这种“赢得”毕竟不是依靠理论自身的力量，所以这也正是他所失去的———理论的“批判能力、否定和反抗的力量”———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否定、反抗“反对人自身的社会现状”———商品拜物教、异化、腐败、特权和官僚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生命与活力之所在。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力量的信心，杰姆逊认为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的衰败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它的“成功”。
杰姆逊思想理论的错误与矛盾之处表现为对卢卡奇早期的错误观点的重复和萨特后期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唯物主义，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企图把辩证法同时运用于解释历史和自然，而这是和斯大林、恩格斯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说法，这本书也就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反杜林论》区分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整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将辩证法看成了自然界‘永恒’的规律”。杰姆逊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关于历史的，和形而上学、存在、自然等没有关系，辩证法只是在历史发展中起作用，在自然界中则不能说有辩证法”。因为不承认自然辩证法，必然导致否认人类同样要受自然规律支配，进而否定社会的总体性规律是不以主体的认识与意志转移的“外部规律”，而走上主体“自律论”，即人的本质不是由人以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而是由“人自身”的理性、欲望、心理的、情感的东西，即杰姆逊所批判的“力比多”规定的，走到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是不能规定”上面去。而这种主观唯心的人本主义正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种种反意识形态、非社会、非历史、非政治批评的根源。这也正是杰姆逊所批判的“在局部上是正确的”种种“多元”理论。
杰姆逊的矛盾也正在于此，对此他并不知觉。因为正是在同一本讲稿中，他却表现出自身的这种矛盾，如他在前面说自然界与社会没有共同的规律，而在论述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的“二项对立”原则时，他写道，有X和Y两组矛盾，从共同的矛盾结构上有其“相似性”，“因为宇宙就是这样的，这成了普遍现象”。这实际上说出了矛盾规律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除了自身有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批判现实异化的使命之外，相应在其阐释学方面对文学艺术的批评与指导作用也应顺应这一功能的要求。当代世界与资本主义早、中期，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文学艺术创作形式的实践与美学、文艺学理论与批评上带来的问题就是现代主义与所谓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未曾接触过的，因而也就必然地挑战性地提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阐释的面前。杰姆逊指出：“阐释在这里被视为一种基本的转喻行为，它是在本文重写中根据一种特定的主导符码构成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意义也主要是就此而言。其叙事“转喻”的意义也正如《政治无意识》一书的副标题所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20世纪在理论批评上的，从语言形式主义诗学开始，到结构主义，符号象征主义之非历史的形式主义运动，是对文学艺术创作在形式上不断的变异性要求的顺应，同样需要更高的解码阐释。
杰姆逊把第三世界的叙事文学称为“政治寓言”。就解码的要求而言，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变异性同样带有政治寓言的特点，只不过第三世界的创作往往是在专制独裁政权下躲藏的寓言，而西方现代主义则是逃避古典的人道主义传统的隐匿。发掘隐义，转换符码，反溯始源，则是唯马克思主义（历史的）阐释，方能在根本上完成的使命与功能。这一使命与功能又是同在新历史条件下对异化的继续批判联系着的。这整个理解—阐释的过程也就是对于现代—后现代主义本文“去神秘化”的解码行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阐释超越现代主义阐释方法作为一种从“最终点”之“绝对视野”的根本优越性之所在。
杰姆逊于80年代中期以来对作为资本主义晚期之“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作了大量马克思主义阐释与研究。
参见“去神秘化”、“现代与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