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②。
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③。
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④。
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⑤。
帝得圣相相日度⑥，贼斫不死神扶持⑦。
腰悬相印作都统⑧，阴风惨澹天王旗⑨。
愬武古通作牙爪⑩，仪曹外郎载笔随(11)。
行军司马智且勇(12)，十四万众犹虎貔(13)。
入蔡缚贼献太庙(14)，功无与让恩不訾(15)。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16)。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17)。
古者世称大手笔(18)，此事不系于职司(19)。
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
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20)。
点窜尧典舜典字(21)，涂改清庙生民诗(22)。
文成破体书在纸(23)，清晨再拜铺丹墀。
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
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24)。
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25)。
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26)。
公之斯文若元气(27)，先时已入人肝脾。
汤盘孔鼎有述作(28)，今无其器存其辞。
呜呼圣皇及圣相(29)，相与烜赫流淳熙(30)。
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31)？
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32)。
传之七十有三代(33)，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34)。
李商隐的 《韩碑》，是唐代优秀的七言古诗的殿军，也是唐代叙事诗中别开生面的杰构。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宰相裴度统兵讨平淮西强藩吴元济。诏命曾在裴度军幕担任行军司马的韩愈撰写 《平淮西碑》。后来有人诉碑文归功裴度而未突出李愬之功，宪宗乃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勒石。从此韩、段二碑的优劣，成为文学史上一桩长期争论不休的公案。李商隐这首诗，首叙宪宗平藩决心和淮西镇长期猖獗，为叙裴度统兵出征、讨平淮西高占地步；再叙韩愈奉命撰碑，以明突出裴度首功是出于宪宗旨意，因而后来信谗推碑之举的错误也就了然在目。最后自然归结到对韩碑不朽价值的热情赞颂。诗的表层意思固然是为了颂扬韩碑，其深层用意则在强调君相协力，坚持平藩伐叛方针，以期国家的统一与中兴。这和他将国家治乱归于君相的贤明，特别是中枢是否得人的一贯主张是相合的。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最早也应在开成四年(839)裴度逝世以后。根据诗中对推碑之举的不满，联系武宗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在武宗支持下，力排众议，坚持讨伐泽潞叛镇并取得胜利，及宣宗继位，德裕等有功将相遭到贬谪等情事，这首诗很可能带有某种借端寄慨的性质。
本篇叙议相兼，而以叙事为主。从叙事的角度看，它主要歌咏了两个密切关连的事件。一是裴度统率诸军讨平淮西藩镇，二是韩愈奉命撰写《平淮西碑》及宪宗信谗推碑。诗的开头一段八句，叙平叛战争的缘起；最后一段，是对韩碑的热烈赞颂，可以看作上述两个事件的前奏与后响。从诗题“韩碑”看，对淮西战役及其缘起的叙述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似乎稍嫌繁多；但从主题表达的需要和作者的深层用意看，对淮西之役的前因后果，必须大书特书。没有对前一事件的充分叙述，后面对韩碑的推崇便失去了坚实的依据。这说明，作者在构思和事件叙述的评略安排上是颇具匠心的。
这首诗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笔力风格的雄健。诗一开头，就用健举高古的笔法，大笔渲染宪宗的“神武” 和平叛的决心，显示出一种堂堂正正的气势。“誓将上雪列圣耻”一句，将平叛战争与安史之乱以来藩镇跋扈、国家多难的历史联系起来，更显出它关系到国家的中兴事业，是高占地步之笔。接下来掉笔写淮西镇长期对抗朝廷，有意突出其嚣张气焰，以反衬裴度讨平淮西之功的非同寻常。正如纪昀所评：“笔笔挺拔，步步顿挫，不肯作一流易语。……入手八句，句句争先，非寻常铺叙之法。”
第二段开头四句，遥接开篇，先用古文笔法，郑重其事地推出宰相裴度，显示“上雪列圣耻” 的关键在于“得圣相”。然后随即直入本题，叙到统兵出征，简洁直捷，毫不拖泥带水。叙出征，不作琐细描绘叙述，只用“阴风惨澹天王旗”一句稍作点染，便将当日森严肃穆气氛传出，空际传神，笔意超妙。接下“愬武” 四句，从麾下猛将谋士一直叙到勇猛的士兵，以突出裴度的统帅地位和强大实力，其中 “行军司马”韩愈单提，为下文奉命撰碑伏笔。写到这里，已充分显示出大军压境，蔡州必破之势，所以下面写战争，只用“入蔡破贼” 四字一笔带过，腾出“献太庙”三字将“上雪列圣耻” 之意缴滑，顺势带出裴度的巨大功绩。整个这一段，无论写皇帝、部将、幕僚、士兵，或写出征、作战、献捷、功赏，笔笔不离裴度这个中心，故末句“功无与量”的结论便极有分量。
第三段开头 “帝曰”二句，束上起下，从平蔡过渡到撰碑，是全篇主峰。何焯说：“提明晋公功第一，以明其辞之非私也。”这是深得作者用意的。奉命撰碑的过程，特用详笔铺叙渲染。不但写宪宗的明确指示，韩愈的当仁不让，毅然承担撰碑任务，且连韩愈的稽首拜舞、宪宗的颔首称许等细节也一并写出，令人如见当日彤庭隆重热烈气氛。以极恣肆的笔墨写极隆重的场面，别具奇趣。受命之后，又再用详笔铺叙撰碑、进碑、树碑的情景。“点窜”二句，用奇警的语言道出韩碑高古典重的风格。“句奇语重”四字，言简意赅，揭示韩碑用意之深刻，唯其如此，故“喻者少”，无形中把下令推碑的宪宗也包括到这一行列中去了。紧接着，又写推碑和自己对这件事的感慨。写推碑，直言“谗之天子”，不稍假借；抒感慨，盛赞“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见韩碑深入人心，即令磨去碑文，也不能磨灭它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影响。气盛言壮，仿佛连皇帝的权威也不在话下。整个这一段，可以借用“濡染大笔何淋漓” 这句诗来形容它的风格。波澜顿挫，酣畅淋漓，是全篇最用力也最精采之处。纪昀说： “‘公之斯文’四句，稽拄全篇。凡大篇有精神固结之处，方不散缓。”这几句精采的抒情性议论，正是前面一大段酣畅淋漓的铺叙的结穴，又为最后一段更宏肆雄健的大议论作了导引。
末段开头以强烈的感叹起笔，将“圣皇及圣相” 的不世功业与 “公之斯文”紧密联系起来，突出强调韩碑是记述统一大业的大手笔。大气磅礴，兴会淋漓，特具笼罩一切的气势。诚如葛立方 《韵语阳秋》所说：“裴度平淮西，绝世之功也；韩愈《平淮西碑》，绝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当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发度之功。”最后以“传之七十有三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来强调韩碑的深远历史意义，更将它流传千古的不朽价值说足说尽，诗也就在这最高潮中收束。这一段就上段末尾的赞辞推波助澜，进一步现出恣肆的境界。正如纪昀所评：“有此起，合有此结，章法乃称。”
沈德潜 《唐诗别裁》评这首诗说：“晚唐人古诗秾鲜柔媚，近诗余矣。即义山七古亦以辞胜。此篇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翙，在尔时如景星庆云，偶而一现。”指出了 《韩碑》 在晚唐七言古诗中迥拔流俗的地位，可以代表多数诗评家的看法。但他们似乎都未注意到作者用七古成功地进行叙事的艺术经验。唐代长篇叙事诗，一般用受近体影响较显著的七言歌行这种形式 (如白居易的 《长恨歌》、《琵琶行》 就是显例)。不入律的七古一般不大用来叙事。因为前者辞采鲜丽，韵律婉转，叙事易见才能风调。后者则比较朴质雄健，用来叙事，容易缺乏文采情致。李商隐的 《韩碑》，所歌咏的对象是气势磅礴的伐叛战争和“句奇语重” 的韩碑，自不宜采用风格偏于婉丽的七言歌行，而特意采用了不入律的七古。作者既发扬了不入律的七古笔力雄健、气象峥嵘的长处，又汲取了韩诗以文为诗，多用 “赋”法的经验，而避免了韩诗过分追求奇崛险怪的弊病，形成一种既具健举峭拔气势，又能步骤井然地叙事的体制。这是他的一种创造。全篇多用拗调、拗句，多用散文句法和虚字，象“誓将”句用六个仄声字，“帝得”句、“入蔡”句、“愈拜”句连用七个仄声字，“封狼” 句连用七个平声字，都是有意造成一种生硬奇峭的风格。但由于不象韩诗那样多用古字僻字，多写险怪的事物，全诗仍能于雄健峭拔中见清新，正如屈复所评：“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它虽然刻意模仿韩诗散文化的风格，但全篇仍充溢着浓烈的诗的激情。谭元春说：“文章语作诗，毕竟要看来是诗，不是文章”(《唐诗归》)，这倒是对 《韩碑》 以文为诗而仍具诗的质素的确切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