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行楷扇面

朱耷《丞相邦之重》五言书作，传世有二，一为行书纸本立轴，仅署款而无年月，钤盖“八大山人”、“荷园”等印； 另一为行楷金笺扇面，款题“辛己(巳)(1701)秋中日，漫录为际老年翁六秩荣寿。八大山人。”钤盖“可得神仙”一印。两者笔墨意趣相近，俱得晋唐人风致。但从气韵来看，则扇面似更胜一筹。在扇面上，朱耷运用秃颖，以篆书的圆润等线施之行楷，不仅藏头护尾，又兼有楷法的抑扬顿挫和疾涩缓紧。其结字险绝多于平正。字形或宽博驰旷，或严谨丙敛，或移位奇斜，或丰上而蹇下，有时竟如欲倾巨石，观之令人屏息。如“簪”、“冒”等字； 此外，对重复出现的“何”、“不”等字，作者在笔墨上或结体上，亦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雷同。然而，朱耷使其书“气象高旷而不入疏狂” (朱耷临古人书册语),乃是他探求书法的“奇正”相生关系之后的心得体会。细心推敲此作，即知扇面书体实以篆书为表，楷书其里，行草笔意则为其血脉所在。故其书能洗净“局束”、“蹇怯” (康有为评董其昌书语),显得不“顿”、不“挫”、不“衄”,以悬肘提按运送，直如“劲弩筋节”,既具有书的静态，又有行草书的灵动。再就其章法而言，与“颇怪伟”的行草相比，虽无惊人之处，但“积劫方成菩萨”,其晚年所作，已不再求助于外表，而是在领悟后脱去形迹，进入虚空的禅境。而且，圆熟流畅的篆意与凝重平稳的楷法，经朱耷的融会贯通，已浑然一体，使人感觉到悠然中寓有醇味，庄重幽妙处又充满着禅机。究其原委，皆是朱耷学殖深厚又博采众长所致。

朱耷在《临河序》(1693)跋后曾说： “晋人之书远，宋人之书率，唐人之书润，是作兼之。”这幅扇面为其晚年作品，与《临河序》书体同类，似更得空灵含蓄之意。黄宾虹认为朱耷“书法第一，画第二”,是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