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儒家哲学名著。西汉董仲舒著。据 《南宋馆阁书目》解释： “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 即以帝王之冕所垂悬的珠玉 (繁露) 来比喻自己对 《春秋》 的演绎。董仲舒是今文经学家，其看家本领是《公羊春秋》,他不但以 《春秋》“大一统” 的观念阐释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现实意义，而且用阴阳五行说对原始儒学进行了改造，创立了适应大一统王朝政治需要的新的儒家哲学体系，《春秋繁露》就是这一哲学体系的代表论著。《春秋繁露》 的基本观念是 “天人合一” 与 “天人感应”。在这位今文经学家看来，“天”是造物主，是人类的 “曾祖父”,“天” 有 “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如春夏秋冬就是 “天” 的喜怒哀乐的表现，而且 “天” 的阴阳变化也有道德意义：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 人与 “天” 相类，不但外在相同，而且内在相通，他说：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 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 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 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 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 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由此，他得出人间的道德秩序与天的阴阳之道相对应的结论，如：“君为阳，臣为阴； 父为阳，子为阴； 夫为阳，妻为阴。”这三对人伦关系，被他概括为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为 “阴兼于阳”,阳是主宰，阴是从属。他说：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就是儒教伦理的根据。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 中还提出了 “君权天予” 说： “王者，天之所予也。”又：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他甚至别出心裁地解释道：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这自然是神化君权。但是，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 说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人君的行为也必须遵循天道。也就是说，人君的权力要受到 “天” 的制约，如果人君有误，“天” 就会出灾异加以 “谴告”;如果人君不思变改，“天” 就会现怪异来加以 “惊骇”; 如果人君还不知畏恐，就会有灾难降临。这就是在汉代流行一时的 “天谴”说或“灾异” 说。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 中所反复论证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固然十分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是最精致、最完善的哲学体系。儒学在汉代能获得普遍的信仰，与董仲舒的改造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