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新制的形成

伴随着这一政治、文化的历史进程，秦汉以来长期沿用的官印制度，在隋唐时期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形成了一种新的印制和新的印风，并且成为此后封建社会中官印的定式。
首先，由于隋唐两代都是由西北民族的门阀地主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官制因袭于北朝，因此，隋唐时期所创立的新的官印印制和印风，也是以北方文化传统为根基的。隋代开国皇帝杨坚原是北方后周皇帝的重臣，他沿用后周开创的八玺制是件很自然的事。《文献通考》载：“隋神玺，宝而不用；受命玺，封禅则用之。余六玺行用，并依旧制。”而唐代开国皇帝李渊，原本又是隋代的重臣，则源自北方的这一玺制传统在唐代的延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虽然至武则天改 “玺”为 “宝”,到宋代以后又不断增加宝玺的数量，并间用金质印材制玺，但隋唐所确立的宝玺制度基本上沿用不改。
其次，这一时期的新印制新印风，又是南北方文化交融的产物。隋沿用后周的八玺制，在其雄据北方之际，一般的官印当然也会遵循后周的印制。而在北朝自北魏至后周的官印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为后来隋唐官印所确立的叠文的萌芽，即以印文线条的曲折来充实不断扩大的印面，例如北魏的 “怀州刺史印”、北齐的 “城纪子章”,等等，这是南朝所不具有的印风。另一方面，当隋统一南北方之后，似乎又对南方文化特别感兴趣。制造于开皇十六年的隋代官印“观阳县印”(后世印章的边款铭文发端于此),即是继承南方出现的新印风的一个重要证据： 南齐官印在总体上沿用汉制，但也出现了 “永兴郡印”那样的大型阳文印，而隋唐官印无论是其大型阳文印式还是其印文书风，都是与这方“永兴郡印”一脉相承的，则又是北朝所不具有的印风。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官印理解为以南朝印式、书风改进北朝印制、书体的产物，而宋代以后逐渐普及确立的九叠篆大型阳文官印，则是对隋唐官印的委婉曲折的印文线条加以规范化、制度化的结果。
第三，造成南北方官印印风交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由于隋唐之际生长于北方的帝王们对南方文化的爱慕，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随着纸张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印章的钤印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由原先的钤抑于封泥转变为此时的蘸色钤抑于纸帛，以阳文印蘸色钤印与以阴文印钤抑封泥，其钤印效果相类似。所以，隋唐官印采用阳文印式而仿效南方印风，实质是从印章的使用效果出发的。

隋唐官印

第四，佩印之风的延续，与钤印方式有关：钤抑于封泥，印面便不可能太大，这样的小型官印也就有可能作为佩印。而一旦钤印于纸帛，为使其醒目，有必要扩大印面，这样的大型官印便不再适合作佩印了，这又导致了隋唐以下官印制度中一些新因素的出现：不再佩印，以印材质地的不同区分官印等级便失去了意义，因此，唐宋以后统一用铜质印材作官印，转而以印面大小来区分官印等级，进而以篆文叠数分辨时代、区分等级。邓散木《篆刻学》说： “唐官印皆以铜为之，其文承六朝之后，更作屈曲折叠之状，愈趋纤巧，印亦愈大，印文用九叠篆(又名上方大篆，传为程邈所作),自后以迄明清，无不承之。”近人沙孟海曰： “九叠文不尽九叠，如勾当公事印用七叠(愚案： 明历日印亦七叠，取日月五星七政义也);承受差委吏印仅六叠；都统之印、万户之印，乃有十叠；又如行军都统之印等，则叠如不等。名曰九叠者，以九为数之终，言其多也。叠数多寡之故，大抵因印文多寡而为增损，或因时代不同，而所铸各殊，或如三代尚数，各有定仪，明九叠篆印，取乾元用九之义，八叠之印，取唐台仪八印之义是也。”尽管金、元以后又恢复以印材质地、乃至印章的重量区分等级的因素，但印面大小的等级标准一直被沿用下来。
此外，唐宋时期还出现了“记”、“朱记”这一类的官印，大小不等，正方形、矩形不一，印文字体有小篆、叠篆、隶体、真书，这是官印发展史上出现的新印式。而宋代北方的金人，则将“记”列为官印的末等，由此可知元押的近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