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范仲淹文《岳阳楼记》

散文·范仲淹文《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噫！ 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据四部丛刊本《范文正公集》)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好友滕宗谅(字子京)的请求而作的。

范仲淹与滕宗谅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同年进士，入仕后二人曾共同参与修复泰州海堰工程，又曾在润州共论天下事，还曾同时在西北前线领兵抗击西夏的侵略，交谊十分深厚。仁宗庆历初，滕宗谅因被人诬陷在泾州滥用公款而屡遭贬谪，于庆历四年(1044)贬知岳州(古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阳市)。这期间，范仲淹亦因在朝廷主持推行新政受到权贵们的攻击，被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职，于庆历五年降知邓州(治所在今湖南省邓县)。滕宗谅到岳州后很有一番作为，如兴建学校，修缮城池，在洞庭湖西筑偃虹堤以利舟楫商旅往来等。当庆历六年(1046)岳州城面向洞庭湖的西城门楼——岳阳楼修复工程告竣之际，滕宗谅写信给范仲淹，并附《洞庭晚秋图》一幅，派人到邓州请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作记。于是，这篇近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散文杰作便从范仲淹的笔底脱稿问世了。

文章共分五段，其艺术结构的主要特点是由事及景，由景入情，由情明理。首句至“属予作文以记之”为第一段，叙述作记的原委，着重说明滕宗谅在被贬谪的情况下治理岳州所作出的成绩，也表现了作者对老友政绩的赞许之意。“予观夫巴陵胜状”至“得无异乎”为第二段。此段前半概括描写登岳阳楼者可见到的洞庭湖之浩大气势及其千变万化的景象，中间以“前人之述备矣”句暗接上段的“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而忽然截断，随即笔锋一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岳州地当南北水陆交通要道，从古以来凡经过这里的“迁客骚人”都要登岳阳楼一览洞庭湖风光，但洞庭湖四时朝夕阴晴景物不同，登楼者触景所生之情难道会没有不同吗？有此一问，便自然引起下文。第三段自“若夫霪雨霏霏”至“感极而悲者矣”，写“迁客骚人”因景物萧然而引起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之悲。第四段自“至若春和景明”至“其喜洋洋者矣”，写出“迁客骚人”，由景物明媚而产生的“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之喜。一悲一喜，情境迥异，对比强烈。接着，作者的笔触便进入文章的最后段落，亦即全文的核心。“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这里，作者先以此二句惊叹语将上述或悲或喜之情一笔放倒，揭示“古仁人”的览物之情与上述两类“迁客骚人”都大异其趣。然后再用“何者”一问领起，论述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一番道理，重点指出古仁人的忧乐观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而也就点明了全文的主旨。清康熙间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选入范仲淹这篇《岳阳楼记》，并作评语云：“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止将登楼者览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这一评语可谓言简意赅，是深得作者艺术构思之用心的。

在范仲淹的少年时代，他的继父朱文翰去洞庭湖西边的澧洲安乡县(今湖南省安乡县)任县令，他曾随继父和母亲游历岳阳及洞庭湖，岳阳及洞庭湖的湖光山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他得以挥洒自如地写出这篇《岳阳楼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岳阳楼记》不以写景为主，但作者仍用十分简洁凝炼的骈文把洞庭湖四时朝夕阴晴千变万化之景象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如闻如见。而由于作者是“止将登楼者观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这些描绘的艺术效果都达到了情景相生、情与境会的高度；写悲，则万物全具悲感；写喜，则万物皆有喜色。很明显，真切生动地表现两类“迁客骚人”或悲或喜的“览物之情”作为文章背景的衬托，从而赋予下文“忧乐一段正论”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这正是作者艺术构思的关键所在。

据《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载，当滕宗谅被人诬告时，范仲淹一再上疏朝廷，为之辩白，因而滕宗谅才得免牢狱之苦。又据南宋范公偁(范仲淹玄孙)的《过庭录》及周晖的《清波杂志》等书记载，滕宗谅被贬至岳州后，愤郁颇见于辞色，曾对赞扬岳阳楼落成的人说：“只待凭栏大恸数场！”由此可见范仲淹在这篇《岳阳楼记》中借“古仁人之心”所提出的先忧后乐论，并非凭虚而发的泛泛之言。这段议论文字所以成为全文的有机核心，就在于它对一般“迁客骚人”或悲或喜之情进行否定的同时，饱含着作者对重修岳阳楼的老友进行劝勉慰藉的恳切真挚的至情。

然而，从范仲淹一生的立身行事我们可以知道，此一先忧后乐论也是他内心深处的忧国忧民之情的自然流露。在写作《岳阳楼记》时，范仲淹为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之国势而主持推行的“庆历新政”虽已宣告失败，但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之心却是始终如一的。当然，他生活的时代，国与君不能分割，所谓“进亦忧，退亦忧”，即是他为国、为民、为天下之忧。欧阳修在概述范仲淹一生之立身行事时曾这样写道：“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方，曰： 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欧阳修也是范仲淹的好友，他因积极参加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也曾被人加以构陷，并与范仲淹同时被贬官。他对范仲淹知之甚深，故他所写的这一段话无疑是范仲淹先忧后乐论的完整内涵的最好注脚。

《岳阳楼记》于庆历六年刻石，不久，滕宗谅调知苏州，次年即在苏州病逝。范仲淹为作祭文，其中说自己与滕宗谅的交谊能够做到“忠孝相勖，悔吝相惩”，后又为作墓志，赞美滕宗谅一生的功业。这些均可与《岳阳楼记》之主旨互相印证。

我们反复诵读这篇《岳阳楼记》，随着作者记事、写景、言情、说理的严密层次，随着文章一波三折、变幻起伏的优美韵律，随着文章所展现的作者高洁之志及其对老友的深情厚谊，我们的心灵不能不为之倾倒，为之振动。作者在文中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且加以身体力行，期与老友共勉共励，这种言行如一、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私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钦敬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