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米骚动和长沙饥民暴动

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饥民抢米骚动又席卷了全国。
自1905年以后，全国许多地区灾荒频仍，如1906年春夏间，长江中下游淫雨连绵。湖南各地堤岸溃决，洪水横流，仅衡州、永州、长沙、常德四府死者三四万人，被灾者三四十万人。由于灾荒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变为所谓“饥民”、“游民”,成群结队，流入城镇，以乞讨为生。同时，城镇米价暴涨，贫民求生无路。岌岌不可终日的景象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饥民人数的迅猛增加，是清末政治腐败、经济破产的突出反映。各地饥民，为了从绝路中谋求生存，聚众抢米和吃大户的事件迅速蔓延开来，遍及全国各地。斗争的规模小则数百人，大至数千人或数万人不等，而且次数也愈来愈多。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至1909年每年不过十余起，至1910年骤然增至五十余起。其中尤以灾荒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各省最为激烈。在这些省里，引起“骚动”的直接原因往往是地主粮商囤积居奇或外运粮食。
1906年5月间，杭州城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砸米店风潮。5月22日，数以千计的贫民徘徊于杭州街头，等待购米为炊。米商为抬高物价，拒绝售米。贫民忍无可忍，遂以搜查为名，抢砸米店，全城立即陷入混乱，并波及到萧山县临浦镇等地。后来，官吏被迫出示平价，禁止米商囤积，抢风才平息下来。6月初，安徽米商赴江北采购漕米三十船，在靖江六圩港被抢。南陵县饥民聚众拦抢运粮船，当官吏镇压时，群起捣毁衙署。江西奉新县饥民强行阻止米谷外运，并抢富户及当铺。江苏宝应县富绅囤米居奇，贫民恨之入骨，于7月间聚众捣毁其住宅，又围攻县署，痛殴官吏。8月，震泽县(今吴江县震泽镇)饥民捣毁平粜局，抢米店。在这一年里，扬州、苏州、无锡、金坛等地普遍出现粮荒和“饥民骚动”。
此外，佃农的抗租斗争也时有发生。据报载：苏北丰、沛及砀山等县，佃农“聚众滋闹”,拒不纳租^[1]。长州知县贴出告示，命令佃农按时交租，并威胁说：“如敢聚众造谣，定必访拿严办。”但广大佃农“借口荒歉”,仍然恃众“抗不完租”^[2]。昭文县也发生所谓“愚佃抗租”事件^[3]。松江县佃农联合起来，拟定抗租章程，约定粒米不交，如有违章者，“众必碎其舟，火其庐”^[4]。类似的抗租斗争，在此后数年间全国各地农村屡有发生，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激烈。这表明在广大农村中(特别是地租剥削最重的江浙地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1907年春，江苏、安徽及浙江的灾情更趋严重。苏北淮海一带，因上年秋季颗粒无收，灾民以树叶和草根充饥，甚至发生“食婴之惨闻”^[5]。饥民求生不得，四处流动。3月初，饥民万余人哄抢高邮大地主杨某家所藏粮米，捣毁其宅院。扬州、南通一带饥民结伙吃大户成风。上海及其附近各县饥民成群结队，抢富户，拦截米船。在号称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饥民张贴匿名揭帖说：“年岁饥荒，米价高昂，官富无状，贫苦难当，约期已定，砻坊供粮，若有阻隔，拚命抵偿。”^[6]
此外，在1907年至1909年间，发生抢米风潮的地方还有：浙江余杭、绍兴、萧山、奉化、长兴、仁和、富阳，江苏江阴、阜宁、丹徒、丹阳、镇江，安徽霍山、六安、寿州、繁昌、当涂，以及广东东莞等地。其中有的地方由抢米发展成为暴动。如1909年丹阳灾民数千人冲进县城，捣毁县署，焚烧盐栈和豪绅房屋，后来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
1910年夏秋之际，南北各省又遭水灾，灾区广袤达数百州县，灾情极其严重。东三省水灾遍地，黑龙江省被淹地共三十余万垧，难民达十五万余人。奉天省安东、宽甸、凤凰厅、庄河厅一带灾民流离失所，饥寒煎逼，纷纷铤而走险，四出抢粮。官府弹压无效，只好“任贫民盘查照分，一般粮户只有忍气吞声以听之而已”^[7]。长江中下游各省淫雨连绵，河水陡涨，漫堤决口，致成巨灾。因此灾民数量猛增，抢米抢粮风潮不断扩大。在江苏省，这一年最突出的是苏北一带饥民抢面粉公司的事件。
由于灾荒和投机商人的操纵，苏北各地粮价暴涨。小麦每石光绪初年售钱两千数百文，而今涨至八千余文。加以传言面粉公司将粮食“尽行运往外洋”^[8],各地饥民遂蠭起围抢面粉公司。首先，海州、安东、沭阳等地饥民四万余人流入海州城内，将海丰面粉公司包围，“求食滋闹”。厂勇开枪打死饥民九人，伤二十余人。饥民怒不可遏，截夺该公司运麻袋车，放火焚毁，并将赣丰饼油公司豆船八艘，“爬抢净尽”^[9],全城秩序大乱。海州知州一面急忙请求调拨马步营队弹压；一面广设粥厂，分批资遣饥民出境。与此同时，清江浦附近饥民万余人流入城内，向大丰面粉厂索麦，遭厂方拒绝后，遂冲入工厂抢夺，并将厂房机器捣毁。江北提督王士珍一面派兵驱逐饥民，保护工厂；一面命令该厂将存麦制成粗面，尽数平粜，事始平息。接着，宿迁城内贫民和附近饥民万余人聚集永丰面粉厂门前，要求借麦，厂方不允，饥民遂纵火焚毁厂房机器，抢取存麦。护厂巡兵见饥民来势汹汹，均不敢放枪弹压。地方官亲往现场劝谕，“饬令该厂司事将存麦交县平粜，群情始服”^[10]。
与江苏比邻的安徽更是“饥民遍野”。皖北一带往往数十里炊烟断绝，饿死者不计其数，而官绅竟不闻不问。因此，和州、当涂、铜陵、南陵等地抢米、吃大户成风。在皖北还发生大规模的饥民暴动，饥民首领李大志于1910年9月在蒙城起事，开始“仅百余人，逾二日，聚众数千”^[11]。同时，涡阳、怀远、凤阳及宿州等地饥民纷纷响应。他们分路抢粮，劫富济贫。安徽巡抚急忙咨调河南常备军防堵。各地饥民英勇抗击清军。至10月，李大志不幸被团练捕杀，饥民星散。
长江下游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中游两湖地区。在这里出现了更为激烈的群众斗争场面。
1909年，湖北省洪水泛滥，灾区广达三十余县，灾民近三百万。各地灾民流入城镇，踯躅街头，以乞讨为生，靠赈济过活。仅流落汉口的饥民就有二十万，“均栖息于沿途墙屋之下，遇风雪日，多遭冻毙”^[12]。清政府害怕饥民与革命党人结合，急忙在各属设立粥厂，进行赈济。但所施放的赈米，又多被贪官污吏“浮冒侵蚀”。因此，饥民抢米夺食事件层出不穷。如：枣阳饥民群起“抢劫富户”,三四千人聚集县署门前要求赈济。天门、潜江一带饥民约三千人流入沔阳新堤镇，向商店“勒索米粮，恶讨盘费”^[13]。湖广总督瑞澂派新军分驻各州县弹压，仍然不能制止抢风。有些参加革命党的新军士兵，便趁机联络饥民，播下了革命火种。如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于1911年春被派赴沔阳州，该标所属士兵即往潜江一带，“日与饥民联络，鼓吹革命”^[14]。1910年初至1911年春，先后发生饥民抢米索食的地方有：汉阳、石首、京山、潜江、天门、武穴、广济、光化、随州等州县。
湖南省的灾情虽然不如湖北严重，但受灾面积也有二十多县。长沙、宝庆、衡阳等地闹旱灾，常德、岳州、澧州一带遭水灾。全省饥民十余万人，冻饿疾疫而死者，指不胜数。官吏借赈济之名，加紧搜括，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如安乡县令赵延泰以救济为名，将五千石平粜粮全部按高利贷放出，每石收息二斗。湖南巡抚岑春蓂利用职权，支持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挪用公款，搜购各乡米谷，勾结帝国主义洋行运往外地，以牟暴利。藩司庄赓良和岑春蓂有权力之争，遂利用本地绅商的不满情绪，迫使岑春蓂下令禁止米谷出境。但洋行、米商又哄抬米价，平时每石米一二千文，至1910年4月涨至八九千文。不必说饥民无力购买，一般城镇居民都有断炊之虞。因此常德、宝庆、岳州、湘潭、安化、宁乡、益阳、祁县、武陵、澧州、安福、郴州、湘阴、巴陵、芷江、武冈、新化、永顺、桑植、晃州等数十州县都不时发生吃大户或抢米事件。有些地方饥民与会党结合，聚众起事，“竖旗倡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4月间长沙发生的抢米暴动。
1910年4月上旬，长沙米价一日数涨，“各粮店皆悬‘早晚市价不同’”的牌子，惹起人心惶惶，社会更加动荡。4月12日，长沙南城鳌山庙附近贫民聚集在本地巡警分局门前，要求开粜场，减价售米救命。岑春蓂闻讯，认为是“痞徒闹事”,立即派消防所长龚培林带巡勇前往缉拿。次日，把木匠刘永福逮捕，押往内城巡警厅。这件事激起群众的极大义愤。于是，泥木匠工人立刻联络铁路工人与饥民千余人奔赴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释放刘木匠和降低米价。群众越聚越多，有农民、手工业者及被裁营勇等数千人，“势甚汹汹”。长沙协统杨明远、善化县令郭中广、长沙县令余屏垣及巡警道赖承裕等相继赶至，威胁群众说：“如不解散，即照乱民严惩！”并指令差役殴打，企图将群众驱散。群众遂与之搏斗，秩序大乱。各官吏见势不妙，急忙逃走。群众乘势追赶进城。当时长沙城里两湖饥民甚多，均以乞讨为生。群众进城后，便与饥民和城市贫民汇合，为数在一万以上，声势迅速扩大。他们聚集巡抚衙门周围，要求释放被捕诸人和减价粜米。面对这一意外的情况，岑春蓂十分惊恐，遂采取欺骗手段，先出牌示五日内开仓平粜，价六十文一升。群众不答应。于是又改牌示明日平粜，五十文一升，当即被群众将牌示砸毁。群众见要求得不到满足，乃“拥入头门，并打辕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岑春蓂见欺骗无效，便公然调派常备军镇压，打死数十人，伤者甚多。
军队镇压的枪声，立即变为群众暴动的信号。当晚，愤怒的群众揭竿而起，捣毁城厢碓房、米店一百余家，“警兵站岗之木棚，打毁净尽，并分别派人至各街道鸣锣，勒令各铺户每家悬灯门首，以便往来，次日不准开市……”^[15]。14日，全城果然罢市。起事群众又放火焚烧巡抚衙门。岑春蓂被迫逃往臬司衙门躲避。同时，群众到处搜查囤积米谷，将教堂、洋行、学堂以及洋货商店等都捣毁或付之一炬。一些大官僚和富绅的住宅也被抢一空。各国传教士、洋商都逃上轮船，或避住武汉。
岑春蓂见风潮扩大，束手无策，被迫自请免职。布政使庄赓良署理巡抚后，立即派出巡防队四出巡逻，对所谓“放火拆屋者”,“格杀勿论”。同时，湖广总督瑞澂调遣湖北巡防营两营于十七日来长沙，镇压群众；另外又续调新军第八镇二十九标及炮队两队，在次日赶来相助。长江水师营也调来军舰二十余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炮示威。英、美、法、日、德各国纷纷从汉口、上海调来军舰十余艘，协助镇压。在中外反动军队的武力攻击之下，起事群众被杀害或被拘捕者不下数百人。缺乏组织领导的群众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长沙饥民暴动由要求减价平粜米谷开始，逐步扩大深化，最后发展到烧抚署、洋行、教堂等等，它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与坚决反抗的决心。这次暴动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使其不得不对人民作出一些让步。4月26日，清政府被迫发上谕说：沿江各省米价腾贵，人心浮动，命张人骏、瑞澂等采办米粮，设局平粜。同时，将“肇衅酿患”的地方官吏作了惩处：岑春蓂、庄赓良革职，有关道府县官吏及劣绅也都分别给予处分，或降级调用，或革去功名。继任署理湖南巡抚杨文鼎接印后，一面奉令“严拿倡乱之徒，尽法惩治”^[16];一面为了缓和群众的反抗情绪，成立善后总局，赶办平粜，凑集银约百万两，从外地采购粮食数十万石，会同长沙总商会设平粜坊八处，平价发售，定价每升四十文，仅准贫民按日携带执照购买。平价米谷，终于在人民英勇斗争流血牺牲下得到了。
这次暴动规模比较大，影响比较广。当饥民焚烧抚署时，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二营统带陈强、三排排长陈作新奉命到省城担任警戒，二陈均为同盟会会员。陈作新曾要求陈强乘机起义，但陈强对当时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担心起事不成功，累及身家，不但不表赞成，反借故将陈作新革职。当时，焦达峰等也准备趁机发动起义，并约湖北革命党人同时发动。因群众暴动迅速被镇压下去，未能实现。各地立宪派官绅控制的报刊，也屡次以长沙事件警告清政府，要求尽快实现立宪政治。同时长沙饥民的斗争也影响到国外。如伦敦社会党机关报社论，对长沙人民深表同情，曾说：“黑铁已伤中国黄汉之心，赤血将洒神州白日之下。”^[17]说明人们已注意到长沙的饥民暴动，预示着中国将有更大的风暴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