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缢

·蒲松龄·

邑人某，佻𠉂无赖。偶游村外，见少妇乘马来，谓同游者曰：“我能令其一笑。”众不信，约赌作筵。某遽奔去，出马前，连声哗曰：“我要死。”因于墙头抽粱秸一本，横尺许，解带挂其上，引颈作缢状。妇果过而哂之，众亦粲然。妇去既远，优不动，众益笑之。近视，则舌出目瞑，而气真绝矣。粱干自经，不亦奇哉？是可以为儇薄者戒。

〔选自《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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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缢》仅一百五十字，读来饶有趣味。这除了劝人戒“儇薄”的主旨外，在艺术上，以喜衬悲，在轻松中寓严肃，是其主要特点。
悲与喜是生活和艺术中的一对矛盾，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一般情况下，作品往往以悲写悲，或以喜写喜。但因生活中悲与喜互相转化，而且形态上也往往有相反的表现，所以，在文艺创作中，喜悲交衬便又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技巧。
《戏缢》的“缢”原是“戏”,即开玩笑，后来却成了“真缢”。也就是说，以喜剧开始，以悲剧告终。不过，这篇小说的“喜剧”是轻松而带鄙弃的。“悲剧”是轻松而带劝戒的。因为，小说的主角是个“佻𠉂无赖”的人。故其作者对他采用了揶谕、嘲弄的态度。
无赖总爱在妇女面前出洋相，搏取别人的一笑，他们并不管妇女的那一笑是友善的，还是鄙薄的，似乎只要是一笑，便能慰藉那无聊的心灵。这个“邑人某”便是这类人物。他与众人偶游郊外，见少妇乘马来，便想逗她一笑。众人不信，约赌酒宴。他怎样逗人笑呢？假装上吊。他急急忙忙跑到妇人马前，大叫大嚷：“我要死。”以便引起妇人的注意。随后从墙头抽一段高粱杆，解带挂在上面，钻进脖子，装出上吊的样子。在人们的意念中，高梁杆又小又脆，是不能悬挂人的，故此，妇人一笑，众人见无赖果然引得妇人笑了，也大笑起来。妇人骑马走远了。“邑人某”还不动，众人更笑了。因为妇人已去，看不见他的洋相，他还不停止，其形状是可笑的。谁知他是真的死了呢！闹着玩，果然玩掉了生命，这是悲剧的。
“戏缢”变成真缢，结局是悲剧的，但其演变的过程却充满了喜剧的因素，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恶作剧的目的，仅仅是博过路的素不相识的女人的一笑；无赖博妇人一笑的方式是滑稽的、无聊的；装出疯魔姿态，声言“要死”,却找高粱杆这种经不住人的体重的物体作上吊的横梁。这与“要死”形成鲜明的反差，实则是并非真要死；整个闹剧的过程是充满了不同内容的笑：妇人是“哂之”,即鄙薄的笑；众人的“粲然”,是轻松的笑；最后看见妇人去远了，邑人某还痴呆呆的挂在那儿，众“益笑之”是略带讽刺、嘲弄的笑。这些不同的笑，创造了一种喜剧的效果。
这种带着闹剧成分的喜剧色彩与结尾的悲剧后果形成强烈的对比，有力地衬托了悲剧的结局，使作品轻松中含着深沉，滑稽里蕴着严肃。以喜衬悲，加重了悲剧的分量。因此，这篇小说读后让人警悟，令人回味，在这么短的文章中，如此熟练地运用悲喜交衬的手法，实在令人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