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勇烈奇女传

不题撰人。最早跋语写于道光七年，诡称乃“新降马祖(文奎)所演”、“圣帝”(关羽)作序，实际作者很可能即撰跋之淦川周汇宗。全书三十二回，成书、初刊应在道光七年前后。今存光绪四年乐善堂刊本、道生堂刊本，光绪十九年品文堂刊本、积善堂刊本，光绪二十二年文宣书局石印本，宣统二年京都养真仙苑刊本、民国时文元书局石印本等。

书叙木兰代父从军故事。木兰乃湖广黄州府西陵县双龙镇朱氏之女，其祖父若虚生当隋末、唐初，在隋文帝、炀帝时屡举孝廉，但见朝廷昏乱，不肯出仕。因慕异人李靖之名，拜其为师，从学遁甲天书之后辞归。归途结识尉迟恭，荐之于李靖，成为唐朝开国元勋。若虚归家后立志参禅修道。朱木兰自幼聪敏过人，五岁入学，十三经过目不忘，兼好读佛、道典笈，三教宗旨一一贯通，并得其祖遁甲天书真传，又学会隋末名将伍云召所传七十二路伍家枪法，织机之外，勤习弓马，练就一身出色武艺。唐朝统一全国后，唯突厥不肯臣服，唐太宗命老将尉迟恭挂帅北征突厥，尉迟恭下令调老友朱若虚之次子天禄为提调军马总管。恰在这时，天禄卧病不起，其独生女儿木兰年方十四岁，毅然决定女扮男装代父出征。元帅尉迟恭向天子举荐朱木兰，太宗喜木兰少年英雄，又因闻其祖父荐尉迟恭之功，封木兰为武昭将军。木兰出征十二年，功居第一，共立了十二大功，功成不求赏，一心回家侍奉父母，并学其祖父，闭门参禅修行，与世无争。但天子论功行赏，下诏封木兰为武昭侯，领兵部侍郎事。木兰上陈情表，说明当年女扮男装的隐情，婉言辞封。天子见表，改封木兰为武昭公主，赐姓李，并荫封其父母兄弟。木兰父母死后，她因要与幼弟守制三年，再次辞却天子召她进宫为女官之诏。这时，钦天监李淳风通过占星术预测 “乱唐室天下，必武氏之女”,实际是应在武则天身上，但唐太宗却对武则天宠幸非常，不得已令则天出宫为尼，则天与学士张昌宗、许敬宗苟合，许、张二人为保武则天，乃转移视线，向太宗进谗言，诬害征突厥有功之臣伍登和武昭公主木兰。武登全家被杀，木兰闻讯警觉，当太宗听信谗言，命张昌宗强召木兰进京，阴谋中途暗害时，木兰严斥张昌宗谗害忠良之罪，揭穿其阴谋，给太宗写了一份明心见志的表文，然后在张昌宗面前以宝剑剖开自己胸膛，取出赤心，让张昌宗将自己的心献给天子验看，到京时其心已化为舍利子。太宗知木兰屈死，又谥木兰为“贞德公主”,给以厚葬，题其牌坊曰“忠孝勇烈”。后来武则天称帝，赐木兰为 “昭烈后”,并赐金书对联云： “人夸烈女心如石，我爱将军勇过男。”
此书是依据《木兰辞》、唐传奇《虬髯客传》、明传奇《红拂记》和民间有关花木兰代父从军的传说敷衍改写而成的。周汇宗的跋语中说：“世人迷真逐妄，与谈经训典笈辄欠伸，视曰朝暮不能耐，或更无从得书不能通其词句，则教泽有遗憾焉。兹导以传奇俗说，而实以忠孝勇烈”,“其为书，探源天人性命之理，剖示鬼神幽冥之故，贯通三教玄微之旨，旁及术数、修炼家言、外道妖邪之术，总显出一忠孝勇烈之奇人奇事，以引人于道，盖其用意至深远矣。”这段话准确地揭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由此可以看到作者是一个满脑子封建伦理教条和末世封建士大夫性理观念的腐儒，其书可称之为“载道小说”。在清代末期，这种思想倾向，显然是为行将灭亡的古老封建道统唱挽歌，政治倾向是保守落后的。从创作意图上说，作者实在是糟蹋了木兰从军这一蕴含古代下层人民理想和愿望的好题材，不仅未给这一传统故事增色多少，反而佛头着粪，使之沾了一身末世封建意识的污垢和毒汁。
剥掉作者强加的封建思想外壳，故事的民主性内核还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书中对女中英杰人物胜似须眉的描写上，其中最突出的是主人公朱木兰，其次是冯红绢 (红拂姬)。
朱木兰，去掉作者的宿命论和封建化的描写，乃是一个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少年女英雄形象。她异于世俗女子，最突出的表现是代父从军。在十二年艰苦的战争生活中，她屡立大功，威震敌胆，有勇有谋，成为一位具有大将之才的英雄。书中武则天欣赏她“勇过男”,指的是她身上表现出中国古代女性长期被压抑的阳刚之气。这种阳则之气只有在重大社会实践 (战争、政治斗争) 中方能得到表现。但在封建时代，管理和保卫国家是男子的专利，女子无权涉足这些领域。书中的朱木兰是在特殊条件下，冒充男子代父出征，才意外地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结果被封建男子视为“弱女子”的朱木兰却是个压倒须眉的强者，不仅敌国的国王和将帅常常败在她手下，本国出征的老少将军中也属她战 功最多。她的这一事迹大长女子的志气，使千百年来屈从于男权的中国女性扬眉吐气，对女子无权参与国家事务的封建现实是一种挑战。可以说，这一故事向社会提出了妇女的权利和地位问题，很有社会进步意义。可惜作者观念太陈旧落后，反而被淹没在无聊的封建说教之中，把这个敢同男子比智慧、比勇气、比功劳、比胜负的奇女子，歪曲成一味同男子比封建伦理道德，比性理之学，一句话，比谁更保守、更封建、更落后，成为一个封建道德典范人物，丧失了进步的时代气息，充满封建僵尸的霉味。细究朱木兰成功的原因，除了偶然的机遇而外，还有一点就是她自小得到了同男子一样受全面教育的机会。她的家庭是一个几代无人入仕的书香门第，并且家境日益败落，木兰又是独生女子，从小就当男孩培养，除了纺机织布以外，学习的内容包括三教经典和治国、用兵、习武等全套的培养军政人才的科目，而且得有名师传授，这在封建时代的世俗女子中，是少有的例外。当时的传统观念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即使女子识字，也只许看《列女传》、《女四书》等灌输封建女德的书，根本没有同男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此给人的启示是： 只要给予同样的教育条件和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女子同样可以干出不亚于男子的事业，做出不亚于男子的贡献，如果沿这种思想开掘，定会提出妇女解放的重大革命性口号。可惜同样认识不到这一点。另外，在十二年出征过程中，书中所写的木兰同普通封建将帅还有一点巨大的不同，就是她在民族战争中，能够平等地对待兄弟民族的人民群众，善于处理好民族关系，并发动部下官兵广泛做群众工作，使自己的部队同驻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结成鱼水关系，得到信任和拥护。这主要是她能处处为兄弟民族百姓着想，为他们谋利益。这和她出身平民知识分子家庭有关。她所指挥的五狼镇几次战役的胜利，主要致胜原因是军民结合。这一点同一般封建时代边境战争就不同了，带有民族平等、军队保护各族人民、依靠各族人民的进步倾向，这是木兰这位将军最可贵的品质之一，这是作者的创造，成就不应抹煞。
冯红绢形象，本于唐传奇《虬髯客传》 中的红拂姬，并参照张凤翼的传奇《红拂记》,改写而成。她被写成一个有女侠性格的奇女子，善识贤愚，具有审时度势的惊人见解。她身陷隋末权臣越王杨素府中，为歌姬之一，入府五年，未尝以颜笑假人。当李靖以贫士身份见越王时，红拂却认准李靖为当今英雄，盗得越王符令，夜奔李靖，对李靖说：“长安不久将属他人，岂不闻 ‘危邦不入’?不知先生来此何故，却又与死尸对饮，不亦羞乎？”主张和李靖同投太原唐公，此行为李靖一生事业打下基础，她敢于冲破相府淫威，私奔所爱的人，已非普通女子所能做到，这种把世俗礼法、权势踩在脚下的行为，确实惊世骇俗，足称女中豪杰，是勇敢把握自我命运的女性。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能以自己的才能为所爱的人选择安身立命和道路，助其成就千古功业，确实不愧为女中丈夫。在路上，她帮助丈夫李靖结识了异人冯冀。到太原后，李靖谒见唐公后，又分别见唐公诸公子，红绢总是隐于帘内窥视来人，帮丈夫识别真正有希望成就大业的英才，以便择人而事。看了长公子建成，她对丈夫说：“无能为也，气滞神驰，非善终之辈。”看了次公子元吉，她说： “未语先闭目，其中多诈； 开口欲人从，其志不谦；与人言而目多内顾，其意必奸。宜远而不宜近之人也。”看了三公子世民，她对丈夫说：“此真命主也！ 他日鞭笞藩镇诸侯者，其惟斯人乎！”从而帮李靖选定了开创事业的靠山。由此看来，红绢对丈夫绝不只是个世俗的妻子，而是丈夫事业上有力的高参和助手，通过扶佐丈夫而参与重大的政治斗争，把自己的才能化为丈夫事业的动力和支柱，这样来打破女子无权参加社会实践的传统，同朱木兰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却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同样因作者认识上的问题，红绢的形象未能充分展开描写，只做一个配角一带而过，虽然其内在意义犹存，但既无新的创造，又不足以抵消全书浓厚的封建伦理说教和封建迷信的乌云浊雾。但这毕竟是暗夜中的一线流星之光，虽不足以照亮世界，却也在无边黑暗里显得更为光明和可贵。
《忠孝勇烈奇女传》艺术上比较粗糙，前半部写木兰家世及木兰从军的社会环境，因有所本，尚较具体；后半部战争描写便明显落入俗套，很少可读性，全书最后以悲剧结束了木兰的一生，这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残酷和罪恶，就连号称明主的唐太宗也不免出于狭隘的权势利益，一再听信谗言屈杀功臣，其他昏君更不必说了。全书以时间为序来组织情节，主人公又出场较迟，关于木兰祖父朱若虚的故事铺叙较多，结构显得松散。本来是一个现实性故事，作者偏用鬼、神来主宰人物命运，胡编妖狐复仇等荒唐情节，妖法、灵符等夹杂其间，破坏了艺术上的统一和思想上的严肃性。前半部杨县令举孝廉的遭遇，细节真实性较强，大概是作者根据生活经验创造的，只可惜在主要人物刻画上，这类情节太少了。
总之，这是三流之作，所可贵的是肯定女性有同男性一样参加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才能，并充分肯定其作用，对封建末世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的腐败有间接的反映。因此，它是一部内容复杂但有特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