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礼诚信，国之大纲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信》)

【鉴赏】　“德礼诚信，国之大纲”是魏徵在贞观十年(636年)所上奏疏中强调的主旨。距唐太宗执政已经有十年，魏徵认为唐太宗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由“闻善惊叹”向“渐恶直言”发展，因此上疏劝诫。十多年来，国力日益强盛，但“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原因何在？魏徵认为主要是由于唐太宗“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很明显，魏徵强调“诚信”是执政的关键。

“诚”，指真实不欺，诚实无妄；“信”，指人对己、己对人的许诺或誓言的遵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与“信”是合一的。“诚”是人的内在德性，“信”是“诚”在人与人交往中的表现，“诚”于中然后才能显“信”于外。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已具备相当成熟和完备的理论体系，既看到了诚信作为个人美德的内在自律力量，也看到了诚信作为社会美德的外在普遍约束性意义。

首先，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孔子认为，信是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孟子集中论述了诚的重要性，认为诚不仅是自然界的规律，而且是做人的根本道德原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荀子发展了孔、孟的诚信理论，将“诚”、“信”合一，认为诚信是对每个人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并将是否诚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根本标准。历史上有个“一诺千金”的故事，说明了诚信对个人的价值所在。秦末的季布，一向说话算数，信誉非常高，流传着相关的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后季布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因为朋友的冒死相救，季布得以免遭祸殃。诚信的君子可以赢得尊重，更可使自己免于危难。

其次，诚信也是交朋结友、进德修业的基石。孔子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把信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原则。《易传》主张诚信是君子进德修业的基本要务，认为“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乾·文言》)。孟子提出人际关系“五伦”说，将“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一起，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五种基本道德规范。荀子认为各行各业都应以诚信为本，并主张诚信不仅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所有人际交往都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

再次，诚信观念对商业活动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儒商们的言行当为其突出的代表。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治国要术。尤其是到了明代，四书五经成为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而自幼受儒学熏陶后又经商的人们，在从事商业活动时，把以往学得的儒家伦理运用到交往贸易中，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儒商阶层。在儒商眼里，诚信首先是一种做人的信念，是君子应有的美德。这种诚信不会因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而改变，也只有诚信才能带来商业上的持久成功。明清十大商帮之一的徽商，不但把诚信观念应用得很好，而且生意上更取得卓著的成就。明代著名徽商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清代徽商朱文炽，在出售的新茶过期后，就一定在交易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因此少收数万银两也在所不惜。道光年间，诚信经商，虽然少了一时之利，但从长远看却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事业也必然蒸蒸日上。清余华瑞《岩镇志草·里祀乡贤纪事》中记载明代商人梅庆余：“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往往信人之诳，而利反三倍，中年积蓄累数千金。”中国商人饱受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熏陶，形成了独特以诚信为商德的商业文化。

最后，诚信还是治国安邦之道。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是治理国家的三大支柱，而“信”为其中的最根本，国家可以“去兵”、“去食”但不能无信，“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国家的政令才会畅通无阻。所谓“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荀子认为诚是能“化万物”、“化万民”的“政事之本”。君主讲诚信，是实现社会诚信的关键和前提，也是称霸天下的重要条件，即“诚信生神”(《荀子·不苟》)、“信立而霸”(《荀子·王霸》)。反之，君王失信于民，则有亡国之虞。如西周时期的周幽王，为博宠妃褒姒一笑，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边关报警的信号。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五年后，犬戎大举攻周，被周幽王烽火戏弄过的诸侯都不来了。结局是周幽王被逼自刎，西周灭亡。

魏徵在对儒家理念深表认同的基础上，更将诚信提高到超越于政治理念的层面上，以诚信为国家政务的大纲所在，又落实到君臣关系中。魏徵认为，君臣和谐关系的实现，首先君之诚信是关键。如孔子所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平心而论，从执政之初的“以诚信御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到贞观十七年(643年)重提孔子“民无信不立”之语，唐太宗对诚信的认识和贯彻在古代君王中是较为难得的。在对待众臣、百姓及边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基本能够以诚信示人，也获得了天下对其的尊重及支持，实现了大治。

话题还可以展开一些。因为诚信观念不仅是儒家的治国主张，也为其他各家学说所认同，具有普适性价值。《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个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商鞅变法，起初没人相信新法能贯彻。为取信于民，商鞅在城门立一竿子，悬赏50金，招人从城南搬到城北。有人遵命行事，真的得到了赏金。于是新法颁行，国人无不悚然遵守，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可见，法家同样懂得为政者取信于民的重要性。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子说：“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外储说上》)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其他各家对诚信的阐述也不鲜见，如道家“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庄子·盗跖》)，墨家“志强智达，言信行果”(《墨子·修身》)。兵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认为，一个优秀将军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孙膑兵法》中也提出了“素信者昌”的道理。托名管子实为稷下学派著作总集的《管子》，非常重视诚信的价值，如《枢言》篇有“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幼官》中有“服忠用信则王”、“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等话。可见，诚信为人、诚信处世、诚信为政，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接受、高度认同的理念及原则。一个观念、学说，一旦具有了普适性的意义，它绝不是灰色的，而总是洋溢着生命的活力。“诚信，国之大纲”，就是这样的观念与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