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掇拾》后记

我本没有将山野掇拾发表的意思；但闻到野花香， 不禁思念故人，于是起了藉驿使聊赠一枝之意，想与故人共赏之。

然而我是失败了。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

但我还有勉强可以自慰的理由。文艺家尽力的到民间去，寻求人类的大生命分配于各人的式样而记述其异同；我在没有遇见文艺家来考察来记述我的生命的式样的时候，不如先约略的写些出来，不管他是否适于文艺家的需要，如病人在医生的诊视以前先写出怎样的头痛咳嗽之类，供医生来时的参考。所以我不是到民间去的，是从民间来的；或者，只要从民间来的多了，也能抵作一个到民间去的了。

讲到民间， 不禁又想起我在民间的乐趣。

当P夫人告我同去采葡萄时(这已是1月后第2次旅行时的事了)，我想，这一定是很有趣的。10余年以前，我在家乡，很爱采桂花或打枣实，但桂花与枣树都是高不可攀的，葡萄棚低而且葡萄味美，可以随采随食，将何等的有趣哩！到了园中，P夫人给我小刀，我左手拉了一大球葡萄，右手拿刀在葡萄柄上用力割，发出尖利“衣”“亚”的声音，然而还没有割断。P夫人发笑， 而且告我：

“割在节上要容易得多哩！”她一割就断了，而且交给我尝味。被她这样一说，我也会割了。然而后来又遇见另外的困难了，我要P夫人来看， 我说：

“这球葡萄一半在铁丝的这边，一半在铁丝的那边，他在开花的时候不妨这样，现在果实长大，把铁丝结在中间了。我怎样取它下来呢？”

“不要紧的。”她说。

她割葡萄的细柄， 分全球为两半， 一半从铁丝的这边取下， 一半从铁丝的那边取下。于是我笑了。又后来，她说：

“孙先生，你老是落后， 照例， 倘若发见树上遗漏不采的葡萄，就要以这葡萄涂在落后者的脸上的。你不要遗漏不采呢！”

“我正为了屡次落后而不高兴呢， 因为你们都采了去，我已没有葡萄可采了。我还是到前面去好。然而我学了这条规则，这是我很高兴的。”

“然而细小的究竟可以留给鸟吃的了。”

我爱画风柳，希望风吹不绝，然而画纸也不绝的受风飘动。我爱画瀑布， 而水珠飞溅到画纸上， 于是不得不渐渐的退远去。然而我觉得快活。

画《愿我再来时，人与青山都不老》一幅时，画板太大太重了，画架不能支持，而且在斜坡上三脚凳也不能平放，于是坐在草地上而画板也着地放着。不久。绿的蚱蜢，黑的蚂蚁，赭褐的六足四翼不曾相见过的生客一大群，有直有横，或东或西如街市上的在我新涂的画上带飞带跳带步行的乱转，真的，我与他们合画了。我于窘迫中自然的使我回想在中国吃东西时与苍蝇分吃的情形。

如此之类，就是我的乐趣；然而在民间者的乐趣，是在他的困苦中找出来的，未曾到民间去的人只知农人之食粗糙，不知他也闻稻花香，也有唱惯农村乐的人拿起锄耙才知歌中缺少一句手臂痛。我希望各人能够尽量的理会他人的苦乐，——或苦中之乐， 或乐中之苦，——免得眼睛生在额上的鄙夷他人，或胁肩谄笑的阿谀他人。

我的掇拾止于此了。这是从3月29日起，就是春假之初，从新翻开了去年的日记，包围在四壁中开始摘录的。但因为同学来约我作山村的春游了，我爱游，只得放下这紧要的工作。固然，满山满谷的果树都盖了花朵，绵羊们衬在绿草上跳舞，而燕子们衬在青天下为他们歌唱。然而这游行使我不能早早补写完这游记。不论好坏，现在总算结束了，但已经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只希望我将有能力遇见别的事物，从新做起！

1923年4月30夜记

(《山野掇拾》，开明书店1925年版)

赏析 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是他的代表作。

文章以与朋友拉家常的方式，叙述了《山野掇拾》发表的缘由： “闻到野花香，不禁思念故人”， “想与故人共赏之。”接着作者点出了本文的主要内容，“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言简意赅，别开生面。一般“后记” (或称“跋”)在于补充说明“序”中未说及或说得不充分的地方。而本文作为“后记”写的都不是这些，而是叙述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那就是“文艺家尽力的到民间去，寻求人类的大生命分配于各人的式样而记述其异同。”这一句是全篇意蕴的凝聚点，下面所有文字皆由此而生发开来。“讲到民间，不禁又想起我在民间的乐趣。”承上启下，引出作者“在民间的乐趣”的生动记述。作者通过向群众学割葡萄场景的生动描述，表现出文艺家应该到民间去拜群众为师，才能获得创作乐趣的思想。作者写本篇《后记》是在1923年，作者在当时条件下已经认识到“文艺家尽力的到民间去”的重要性是十分难得的，体现了20年代进步的文艺思潮。

2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五四后的退潮期，各种文艺思潮纷至沓来。但这个时期文学革命还在继续发展着。1923—1926年间，早期共产党人和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出建立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肖楚女在《艺术与生活》中认为：“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通讯里指出： “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因此，他们要求作家和文艺青年关心社会现实，“到民间去”，接近劳苦大众，培养革命感情。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更强调文学家“到民间去”的重要性。他说：革命文学家若“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1926年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等文中，号召文艺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这些论述都从文学与革命关系的角度强调作家到实际中去的极端重要性。《后记》提出的“文艺家尽力的到民间去”的观点，虽然在出发点上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不尽相同，但其精神上有某些相通之处，二者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文艺家在实践客观效果上是一致的。由此不难看出，作者在1923年就提出这个观点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他显然接受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理论的影响，也接受了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表现了作者在理论上的巨大勇气和远见卓识。

《后记》在用大部分篇幅具体描述他在民间的乐趣后，接着把这种感受加以升华，他说：“未曾到民间去的人只知农人之食粗糙，不知他也闻稻花香，也有唱惯农村乐的人拿起锄耙才知歌中缺少一句手臂痛。我希望各人能够尽量的理会他人的苦乐，——或苦中之乐，或乐中之苦。”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即只有到民间去，才能了解农民的苦乐，才不至于歧视农民。“免得眼睛生在额上的鄙夷他人，或胁肩谄笑的阿谀他人。”表现了作者尊重劳动大众，甘拜劳苦大众为师的宝贵品格。

《后记》语言亲切， 自然流畅，作者采用与读者“林间散步”、“灯下谈心”的方式抒写，给人一种亲切、朴实、真挚的感觉。文章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和谐亲切的氛围里，接着作者生动地记述他在民间的乐趣，又好像作者在与挚友讲前不久发生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津津乐道，使读者分享到作者的快乐。文章语言另一特点是熔记叙、描写、议论于一炉，叙述故事，文笔生动、传神；描写人物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作者是著名的画家，往往用画家的眼光写景，寥寥几笔，就能勾画出一幅令人遐想的优美画面。如文章最后一段，作者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充满生机的春景，使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