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蒋介石督师“进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同时，加紧策划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2年8月21日，蒋召集何应钦等在庐山商定六省“剿共”的严密计划，拟定消灭赣、粤、闽边区红军的办法：粤军直攻赣粤边红军和苏区，驻赣州、吉安、抚州、南丰各军向宜黄、乐安红军包抄，切断赣粤边红军归路，再以新调到赣各部加入，在赣东将红军整个消灭。由于红军的坚决反击，此项战略目的未能实现。
1932年冬，蒋介石先后击败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后，即抽调部队部署对中央红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2月30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第四次“围剿”江西红军的命令，决定分兵三路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剿”。以驻赣部队大部编为中路军，陈诚为总指挥；闽北、闽西部队编为左路军，蔡廷锴任总指挥；赣南、粤北部队编为右路军，余汉谋任总指挥；并限令各路军于1933年1月6日前到达指定地点，随即实施“围剿”计划，总兵力达50万人，包括29个师四个旅，两个航空队。其作战部署是：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进剿”军主力。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辖萧乾第十一师、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集中于宜黄、棠荫地区，向黄陂、广昌等地攻击前进。第二纵队指挥官吴奇伟，辖李默庵第十师、霍揆彰第十四师、孙连仲第二十七师和吴奇伟兼率的第九十师，主力集中于临川、龙骨渡地区，随后与第三纵队配合，向黎川红军主力攻击前进。第三纵队指挥官赵观涛，辖周浑元第五师、周碞第六师、李延年第九师、樊崧甫第七十九师，先在金溪、浒湾附近地区集中后，与第二纵队联络，然后向黎川攻击前进。还有刘绍先第四十三师为预备队，集中于宜黄、乐安地区后，与第一纵队联络。
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六个师一个旅。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一个旅，周志群暂编第四旅，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的两个团，戴戟第六十一师的一个旅向光泽攻击，并与中路军配合。第五十六师的第一六八旅“清剿”将乐、顺昌附近红军并维护建阳、建瓯、延平间的交通安全。卢兴邦新编第二师负责“清剿”永安、清流、沙县、归化等地红军，并维护永安、沙县间的交通安全。沈光汉第六十师、第七十八师一个团，张贞第四十九师先“清剿”白沙、溪口、梅村、古田、蛟洋、坎市附近红军，然后向连城推进。
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六个师一个旅。李振球第一师，叶肇第二师(两个团),张瑞贵第三师，张枚新第四师，王赞斌第四十四师，陈章独立第二旅，“清剿”南康、寻邬、信丰、安远、上犹等地红军，并适时向北推进。李汉魂独立第三师，维护南雄、大庾、信丰等地交通安全。
另有王懋德第二十八师及第两师两个团，“清剿”赣江两岸吉安、吉水、万安、安福、峡江、新淦、遂川等地红军并维护交通安全。许克祥第二十四师与陶峙岳第八师的一个旅驻南城，第八师另两个旅驻南丰，“清剿”两城间的红军并维护交通安全。李云杰第二十三师为总预备队，机动控制于南城西北的滕桥附近。航空第三、第四两队，以南昌为空军基地，与各路“进剿”军协同作战，并担任侦察、轰炸及通信联络。
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从南京到达南昌，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30日，蒋介石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作《剿匪要实干》的训话，声称此次“剿匪”之成败，关系国家存亡，亦即我民族能否自卫自存之“试金石”,号召所属要“硬干、实干、快干”,“要下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1]。3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拟订“剿共”具体计划。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剿匪”总部参谋长贺国光、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第二纵队指挥官吴奇伟、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韫珩等参加。会上决定江西全省动员“剿共”,并确定了作战方略。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据1932年1月临时中央所作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战略，指挥中央红军在1932年连续进行了多次进攻战役。从2月4日至3月7日，首先攻打国民党军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历时33天，未能攻克，红军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4月，毛泽东率由红一、五军组成的东路军入闽作战，抓住有利时机，取得攻克漳州等十余座城镇的胜利。这一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获取了大批物资给养，帮助恢复和扩大了闽西、闽南根据地。6月，红一方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个团，但未能大量歼灭敌人。8月，在攻占东安、宜黄战役中，歼敌三个旅，俘敌五千多人。红一方面军在1932年进行的上述进攻作战，虽然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并未达到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或是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的“围剿”的目的，反使红军受到相当大的消耗。
在蒋介石大举“围剿”中央苏区的严重军事形势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方针，才能有把握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当时负责指挥前线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项英等几名成员之间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临时中央不顾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不进行战前的认真准备工作，竟指令前线指挥机关，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之前立即出击，攻城打援，迅速击破敌人，求得速胜，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
1932年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前方还成立了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他们不同意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下达的这一“左”的军事方针。9月25日前线指挥机关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这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正确战备计划。它首先分析了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攻击意图和部署。为了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围剿”,《训令》对红军的战略任务作了规定：“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以至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2]。《训令》还决定以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作为未来和敌军决战的战场，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同时明确指出了中央苏区军事行动的方向和当时形势下的主要战略意图，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但是，这个《训令》却遭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坚决反对。从9月29日到10月1日，苏区中央局连续三次给前方指挥机关发出电报，指责这一《训令》“完全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会上展开激烈的争论。有的参加者认为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多数人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主要矛头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他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会后，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调毛泽东回政府主持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正当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紧要关头，这种处置使前线指挥机关处于困难和不利局面。然而，毛泽东虽被排挤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仍关心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进行，领导着中央政府做了大量配合工作。在红军中，周恩来、朱德等仍坚持正确的战略主张和作战原则，为取得胜利而团结奋斗。
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国民党当局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会后，朱德、周恩来随军从广昌出发，赴前线指挥作战。他们果断地决定：乘敌方部署未定的时候，迅速击破其一方，并打通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10月18日、19日、22日，红军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11月间又克光泽、资溪和金溪。这一重大胜利扩大了苏区地域数百里，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同时，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连续向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说明：敌人“正将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的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人大举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号召全体红军战士“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消灭敌人，来争取比【第】三次战争还伟大的胜利”^[3]。
1932年10月1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命令》,在敌人“正倾全力来布置对中央区的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下，提出进行紧急动员的十四项任务，其中包括政治动员、军事准备、群众参战和后方工作、战时的经济工作，等等。《命令》要求在“战争的形势日益紧迫”的情况下，要以全力来动员全苏区工农群众，要以最大的速度，来充分准备一切战争工作。中央苏区和红军要“以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经济和一切牺牲去准备战争，去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4]。《命令》发布后，苏区内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在政治上运用苏维埃各种组织、城乡代表会议和选民大会，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让广大工农群众充分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在军事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加紧扩大红军，壮大革命军事力量。
当时，红一方面军统率着一、三、五共三个军团，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等四个军，以及两个独立师，约七万人。由于双方兵力悬殊，红军的决策是：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的时候，主动地打到外线去，打乱敌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朱德、周恩来发布训令指出：“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5]。
1月初，陈诚指挥的赣粤闽边区“剿匪”中路军以抚州为中心，采用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苏区黎川、建宁、泰宁地区包围和截击。红军在誓师后，迅速向北隐蔽前进。1月5日，红军在黄狮渡袭击歼灭了敌第五师的第十三旅，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继而又占领金溪城。
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军三个师经浒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朱德、周恩来乘敌尚未会合之际，下令攻击浒湾，经过一天激战，击溃敌人援兵，于1月9日占领浒湾。黄狮渡、浒湾战役的胜利，为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红军出师告捷之时，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确定的错误军事方针，屡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力出击，先发制人，并特别强调要攻占敌军重兵把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胁并夺取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1月24日，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前方负责人，要求以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还以命令的口吻强调：“我们要你们站在一条路线”,执行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对此前方负责人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和中央局陈述前方意见，明确提出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的不利条件有五点：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并提出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2月6日，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采取“固守城防”的新策略。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2月初，红军主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2月3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6]次日，中央局回电认为：“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7]。
在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于2月9日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地带，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国民党军第八师约5个团驻守该城及周围地区，另有1个团驻防里塔圩和新丰街。11日，红二十二军占领里塔圩，新丰街的国民党守军归路也被红军截断，退回南城。12日黄昏后，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发起攻击，与敌激战一夜，红军“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超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及两团长均阵亡”^[8]。战至次日，红军未能突破敌人主要阵地。
国民党“进剿”军中路总指挥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尔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2月13日调整了部署，“令其各纵队向赣南挺进，尤其第一纵队速在宜黄地区集中，解救南丰之外围”^[9]。其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则根据陈诚的部署，于14日向所属各部队下达攻击命令：命第一师开至宜黄、棠荫；“着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率该师经蛟湖向黄陂附近集中，第五十九师经霍源向河口附近集中，以备编入本纵队序列参加作战”^[10]。这时，“进剿”军第二纵队也向南丰开进。该纵队第九十师抵东馆，四十三师向宜黄开拔，14日到达公陂，二十七师已集中永丰、新淦。而南丰守军在东、北门外和城墙上增筑了坚固的工事，阻击红军。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先消灭增援敌军。“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11]。13日夜，除留少量部队担任佯攻任务迷惑敌人外，红军主力撤离南丰，并由十一军装扮为红军主力，由新丰街渡河向黎川开动，以吸引敌第二、三纵队向黎川方向移动。主力则迅速秘密地转移到敌援军前进方向的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和吴村一带。
陈诚错误地把开往黎川的十一军当成红军主力部队，立即制定了在黎川、建宁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令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攻红军正面；第二纵队由南城东向，对红军进行侧击；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击广昌，堵截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红军后方。
周恩来、朱德看到国民党军已为红军的部署所迷惑，其第二、三纵队东向黎川，位于西面的第一纵队比较孤立、突出，并且临近红军主力集结地带，据此认定罗卓英所率第一纵队“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个纵队”,决心“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12]。为此，周恩来在22日深夜向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发出《抚河等地敌情及我战略部署》的电文说：“抚河之敌以第二纵队集中南城相机进攻里塔圩，以三纵队策应企图吸我于中路决战，然后以宜乐之第一纵队配合南丰出击之敌迂回我后，我军今日已开始向西南运动，但仍佯攻南丰与游击新丰、里塔，迷惑敌人引动宜乐之敌，如宜乐敌人出动即往迎击，否则准备集中东韶、洛口掩蔽目标，待机出击。”同时，命令红军一、三、五军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继续秘密向西移动。周恩来、朱德鉴于敌人兵力密集，在南丰地区与敌决战对红军不利，于23日命令红军全部撤离南丰，连夜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红军撤围南丰“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13]的部署，虽与中央局命令有出入，但却使自己由被动变主动，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正确而果断的决定，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14]。
红军决心首先予以消灭的国民党军中路第一纵队的三个师，正是陈诚所部第十八军的三个基干师。其第十一师为陈起家、发迹之师；第五十二师原是1932年春从韩德勤手中编并，委任第十一师副师长李明为该师师长；第五十九师原是1932年秋从川军张英手中编并，委任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陈时骥为该师师长。后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虽受命被编入第五军序列，由军长罗卓英节制，实际上仍为陈诚控制，属陈之嫡系部队。
红军退到根据地中的东韶、小布、洛口地区后，进行休整，待机破敌。此时陈诚仍没有窥破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意图，命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向黎川、广昌推进，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歼中央红军。第一纵队担负着迂回到黎川背后抄袭红军后路的任务，其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由吉安一带集中乐安。罗卓英率第十一师由临川向宜黄推进，企图为解南丰之围，将主力集中于宜黄以南地区，与向南进的第二纵队，合力围歼红军在南丰、广昌地区。24日，罗卓英下达攻击命令。2月25日，正值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开拔之际，担任第一纵队预备队的第四十三师，于乐安城东20里处获得一份红军乐(安)南军分区司令部致乐(安)北军分区司令部的文件，内称：“我工农红军正围攻南丰，旦夕可下，惟乐安之两师白军，若向河口、黄陂前进，则我红军不特无法攻下南丰，本身亦感至大危险。万望派人监视此两师敌人，果其南来，即迅速报告，予当率乐大两团竭力抵抗之。”^[15]实际此乃红军设下的圈套，故意只提“两团”兵力，以便麻痹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该二师长坚信上项情报，认为确无红军主力。26日在李明指挥下，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兵分两路，从乐安出动，计划到黄陂会合后再直趋广昌。其行进路线是：第五十二师经太平圩、登仙桥、大小龙坪、蛟湖到黄陂；第五十九师经东坑岭、西源、霍源到黄陂。两路之间隔着一座海拔800至900米高的摩罗嶂大山，彼此不易联系。
红军主力早已在2月23日、24日由南丰附近隐蔽转移到东陂、河口之线集中完毕，分作左、右两翼：右翼为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沿东陂一线进至黄陂，西向迎敌；左翼为第一、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沿金竹、王都、竹坪之线，隐蔽接敌^[16]。红一方面军总部还在25日就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说：敌五十二、五十九师将于26日由乐安出动，27日到达黄陂地区，要求红军提前进入阵地埋伏，准备围歼进入伏击圈的敌人。26日，发布《第一方面军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月26日向东黄陂前进”之动态，“我方面军拟于27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命林彪、聂荣臻指挥一军团、三军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五都苦竹圩三线取平行道路向北前进侧击敌人，其主力应控制左翼兜击其侧背”;命董振堂、朱瑞指挥五军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东陂进至黄陂向西兜击敌人并掩护我右侧向东北两方面侦察警戒”,命“第十二军为预备队”。
国民党“进剿”军第五十二师为这次行军的右纵队。该师冒着濛濛细雨，在崎岖山道中以一路纵队行进一天。2月27日黎明时，其第一五五旅超越第一五四旅，就前卫位置，并为缩短行军长径，相互掩护侧背，将三个团分为两个纵队前进。中午，该师在蛟湖遭预伏的红军主力左翼猛烈围攻，并被拦腰切为前卫第一五五旅第一五四旅和师部、后卫第三○九团等数段，进行围歼。战斗进行到28日上午，第五十二师已被红军基本歼灭，师长李明负重伤被俘，不久死亡。“全师人员损失下级干部三分之二，士兵六千余名”^[17]。
第五十九师于26日拂晓与第五十二师同时从乐安出发，为这次行军的左纵队。因淫雨连绵，道路泥泞，行进艰难，进程缓慢，当晚宿营在大罗排、杨家、罗山街附近地区。27日晨全师继续开拔。下午3时，该师到达西源西端隘路口，两侧山峰陡立，形势十分险要。这时埋伏于霍源附近摩罗峰东麓的红军主力右翼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居高临下，用步机枪猛烈射击，将第五十九师大量杀伤，并将其分割包围。28日，红军左翼第一、第三军团在解决了第五十二师主力之后，又抽出一部赶到右翼佛岭坳。右翼各支红军便在清晨向第五十九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旅长杨德良被击毙，第一七七旅旅长方靖受伤。师长陈时骥率小部残兵窜逃于附近山中，尚寄希望于李明师，特写信派员送往大龙坪，要求李明迅速援助。此信送到大龙坪时即被红军缴获。29日晨，陈时骥率余部拟退回乐安，因迷失方向，遂搜雇一农民为向导；不料该农民将其引至登仙桥附近，为红军就歼，陈本人被俘^[18]。据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在围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主力后，“最后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人的第五十九师师长。我们知道，五十九师师长叫陈时骥，是个麻子。于是发动部队继续搜查。后来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回来架天线的同志告诉我，我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是个当官的。我问脸上有没有麻子，说是有，就这样把他从俘虏中清查出来了”^[19]。
陈诚在临川获悉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被红军截击后，立即命令在宜黄的第十一师前往增援。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急率第十一师由宜黄经杏坊而至河口，方知第五十九师主力已被歼；旋指挥第十一师赶到西源接应。
红军本打算在黄陂大捷后继续消灭敌第十一师，只是地理条件、电讯联络不及时等原因，错过时机。这时，敌人第二、第三两纵队正从南城、南丰地区兼程西援，准备夹击红军。为争取主动，红军从3月2日起，陆续撤离战场，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待机继续歼敌。
这次黄陂战斗，红军共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五十九师，俘虏官佐一百多人，其中有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旅长三名，士兵五千余人，总计五千二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五千六百余支，机关枪一百多挺，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蒋介石闻讯后，于3月4日致电陈诚：“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20]3月23日蒋又电告何应钦、黄绍竑：“此次剿赤挫失，短时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可否请商两广与闽先负剿赤任务，陈部仍在赣中堵剿，以期早日肃清，俾得一致对外也。”^[21]
黄陂战斗以后，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军仍然摸不清红军去向。3月中旬，陈诚改变进攻计划，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为：以第三纵队第六师在抚州守备，第七十九师在宜黄地区为预备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及第三纵队第五、第九师为后纵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寻求歼灭红军于广昌地区。16日，国民党军前纵队到达新丰市、侯坊、草台冈一线，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地区。
红军仍坚持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原则。先以红十一军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和吸引进攻广昌之敌前纵队，主力部队仍以待机姿态，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
陈诚误认为红十一军是红军的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之第五师配属前纵队指挥。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根据陈的命令，即部署第十一师为先头部队，于3月20日经东陂向草台冈南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在第十师之后跟进，第九师为后卫。这样，后纵队只剩十一师、九师、五十九师等残部，愈显孤立和突出。20日，前纵队进到广昌西北的甘竹、洽村一线，而后纵队尚在东陂、徐庄、草台冈地区。这个地区地势险恶，道路崎岖，部队在山中行进，只能一线拉开，前后相距百十里。
红一方面军总部抓住时机，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敌第十一师于草台冈、徐庄地区，尔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犯之敌。朱德、周恩来联名向参战的红军各部队发布命令：“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22]
3月11日凌晨，位于草台冈附近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于大雾中遭红军左、右两路军的猛烈进攻。第十一师乃骄兵悍将，曾顽强挣扎，使围攻黄柏岭的红军遭到较大损失。聂荣臻回忆说：“敌人十一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因系仰攻，我军伤亡较大”^[23]。红军战士英勇战斗，反复冲锋，白刃肉搏十余次，血战持续到下午1时，终于消灭了敌十一师大部，师长萧乾及两个旅长受重伤，团长三名死亡，缴枪、俘虏各在六千以上。
当国民党军第十一师遭红军围歼时，第九师一个团和五十九师残部在罗卓英督令下，曾积极进行援救。21日晚7时许，朱德、周恩来电令：“各兵团应不惜一切疲劳乘夜消灭东陂敌人，以便打敌增援部队，诸兵团统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24]红军遵令乘夜追击，又消灭敌第十一师一部及东陂之第九师一小部，第五十九师余部亦被消灭殆尽。第十一师被歼以后，陈诚所率的中路军各部队纷纷后撤，转为守势。在中路军向中央苏区“进剿”期间，蒋介石曾令其左路军和右路军积极策应中路军作战。但是，这两路军队同蒋介石之间矛盾很深，各自为保存实力，不愿积极配合，加上苏区军民广泛开展袭敌扰敌活动，他们之间也难以达到预期的协同作战的目的。这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便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红军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仅黄陂、东陂两役共损失第五十二、五十九、十一共三个师，被红军俘虏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余支，还有其他多种军用物资，包括不少最新式的武器装备。蒋介石对三个师嫡系部队被歼懊丧不已。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沉痛地写道：“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25]陈诚接读手谕后，惶恐地在书后附言：“诚虽不敏，独生为羞！”^[26]向来飞扬跋扈的罗卓英在致负伤住院的萧乾信中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并称“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27]。
1933年4月1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密电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报告“剿共”失败情形，请速调部队赴援。电称：“江西剿匪前有第五、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师之损失，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师之挫败，计师长死伤四员，旅长六员，团长十六员，步枪损失当以万计。”他认为江西情况严重，红军“赤化民众，如火燎原。赣南大股攻城略地，更无可奈何”,他准备亲自赴京面陈详情，还悲叹：“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乞蒋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派大员到赣“督剿”。4月4日，蒋介石以江西告急，由南京乘专机赴江西，5日到达南昌，6日偕熊式辉、贺国光到临川视察。7日，蒋召见中路军各将领作“剿共”布置，在训话中声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
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惩处在宜黄、东陂一带“围剿”失利长官：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萧乾“骄矜疏忽”,记大过一次。4月11日，蒋介石决定派刘峙任抚河、信河“剿匪”督办，取代陈诚指挥临川一带的“剿共”,并从刘峙、张钫等部中抽调三师一旅入赣。这表明：蒋介石、国民党虽在“围剿”红军和苏区的战争中屡遭失败，仍不肯改弦更张，而仍以“围剿”为“唯一要务”并顽固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