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法币改革政策的效应

实施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金融史上的重大变革。过去人们多看重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铸币，为实行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而造成的恶果，故对法币改革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更看到它的积极效应。
第一，实行统一发行，采取管理纸币制度，不仅符合世界各国货币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有利于货币统一和国民经济发展。过去，中国货币主体为金属货币，既笨重又不统一，对商品交换极为不利。发行权又不集中，有三十多家金融机构有发行权。法币改革实施后，发行权集中于国家四大银行，把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定为法币，这就是统一全国货币，有利于商品交换，促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国民经济发展。同时，由铸币换成管理纸币，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世界各国货币发展的共同规律，使中国加入世界先进行列^[1]。
第二，废除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改革，效法英美采取货币减值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政策时，规定银币1元兑换法币1元。而实际兑换时却是银币6元兑换法币10元。银行可以用白银60%,票据40%,兑换100%的法币。这样，法币的流动量就比银币增加了。1935年11月2日以前，四行发行的钞票仅为4.57亿元，到1937年6月底就增发到14.07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3.2倍^[2]。
由于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使货币紧缩，市场危机得到了缓解，全国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为之一变，从1935年11月开始呈现出回升的景象：如上海1936年上涨12.6%,到1937年6月底又上升到16%;如果以1937年6月的指数126.1与1935年7月的最低指数90.5相比，则高出39.3%,如果与1931年8月的最高指数130.3%相比，则低3.2。物价的普遍回升又使商品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便刺激农工商各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如：1936年，中国的农业，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的价值达法币56亿元，比自1933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几乎增加45%。1936年工业品总产值为1,227,400万元，比1935年的1,104,100万元增加了11.1%,比1927年的670,100万元增加了83.2%。1936年的农业总产值为1.989千万元，比1935年的1.879千万元增加了5.9%。从1916年至1946年铁路运量的工、矿、农、林、畜牧产品历年货量指数表中，还可以看到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峰^[3]。法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使刚刚露出的头角就被淹没了。
第三，实行白银国有，卖银换汇，稳定法币汇价和金融行市，有利于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实行法币政策后，法币对内采取管理纸币制度，1元法币不能兑换1元银币。对外却采取金汇兑本位制，由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来保证。从11月5日起，由中央银行每日挂牌公布汇价。当时规定的汇价是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其他汇价由镑汇算出，每100元法币等于29.75美元，等于103日元^[4]。此后法币对英镑、美元和日元的汇价，直到1938年3月很少变动。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将全国所有的白银都收归国有，而后又将白银运到纽约和伦敦国际市场去出卖，换回的外汇做法币准备金，由中央银行集中保管的结果。据美籍财政专家恩·杨格统计：“币制改革之际，政府各银行收受其他银行所持有的白银总计约共两亿盎斯，这些都加进政府各银行原已拥有的1亿3千万盎斯之内。此外，1937年中期以前的二十个月内，又从公众方面收集到1亿7千万盎斯。因此在白银国有化方案之下，总共动员了5亿盎斯白银。”^[5]又据张公权估计：到抗战前，全国收缴白银总额约达8亿银元^[6],占全国存银三分之一以上。收缴如此庞大的数额，有助于法币准备金及外汇基金的设立，对法币改革政策的成功起了良好作用。
收缴如此庞大数额的白银，封藏国内，如遇国际银价下落，将会大贬值；又恐中日战争爆发，外运不及，不如早运国外出售，换回外汇，充作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的基金，以稳定汇价，建立法币的国际信誉。而且国人对管理纸币(法币)的信任程度不佳，而法币可随时按稳定汇率换取外汇，也可安定国内法币价值，稳定民心。世界银价均受美国购银政策影响，故国民政府寻求美国协助。在1935年11月2日法币政策公布前一天，美财长摩根索同意购银，13日签订协议，美方以每盎司美元6.625角向我购买白银5千万盎司，限定所得款数悉作稳定新币值用。1936年初，财政部又请求美国收购白银1亿盎司，美国建议派代表团磋商。中国于3月13日派陈光甫、顾翊群、郭秉文等赴美洽商，至5月14日达成协议^[7]。美向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每盎司售价为美元4.5角，另以5千万盎司为担保，贷给中国2千万美元。并约定中国保持币制独立，不与世界任何货币集团联系，及中国至少保持25%的白银为发行法币之准备^[8]。财长孔祥熙随后宣布：法币现金准备，可用外汇充之，唯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的25%^[9]。从此，中国法币既同英镑有联系，又以美元集团为后盾；还有充裕的外汇作准备。这样既能稳定法币对外汇价，又能扩大法币对内准备金的范围，法币发行量亦随之扩大，金融市场因而活跃。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在美存银尚有6200万两，卢沟桥事变后，将所有存银售予美国，所得价款又买回美国黄金3000万两，存储联邦准备银行，作为发行准备^[10]。
由上可见，实行白银国有，卖银买汇，稳定法币对外汇价和安定国内金融行市，既可解除金融恐慌，又可用法币买汇支付中国所欠各国的外债，以避免用白银偿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而且法币与英镑、美元、日元有固定比价，也有利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如法币改革之后的头几个月内，出口超过了进口。“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因而到“1937年上半年，进口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40%”^[11]。同时，中、中、交三行外汇准备金充足，又可为农工商各业提供大量贷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第四，缓解金融危机和解决财政困难，为准备战时财政，促进全国实质统一创造条件。法币政策实行以后，放弃银本位，银价与币值完全脱离关系，法币对内不再与定量白银有等价关系，对外汇价也可以作人为的控制。如法币改革前，每一银元所含白银的价值为英镑24便士，而法币实施时，却规定法币每1元只能购买英汇14.5便士，等于贬值40%。这就可以冲销世界各国因放弃金本位而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向中国低价倾销汇兑的不利影响。同时，中国放弃银本位，实行白银国有，杜绝外流，使法币与白银脱钩，终止世界银价涨落对中国币制发生不利影响，使中国币值稳定，金融行市正常运行，这就缓解了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得到解决。法币改革后，由国家四行独享货币发行权，原为地方及商业银行分占的发行利润，全归政府所有。而且法币发行准备金由白银十足准备，改为收回6元银币，发行10元法币，降低40%。这样，国家收回8亿元银币，就可发行12亿元的法币，政府无形中增加了4亿元的收入。同时，实行白银国有，集中准备，国家总共收回8亿盎司白银，将这些白银分批运往纽约，换回美元和黄金，稳定金融行市，政府财富顿形增加。资金因集中而雄厚，金融因调剂而活泼，国家的金融危机和政府的财政困难立时得到缓解或解决。到1936年秋天，国家的旧外债基本还清，中英、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法币对外汇率稳定，无形中提高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法币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被取消，白银被收缴为国有，在财政上不得不依附中央，受中央节制，各省之间因货币、市场的统一，商品交换经济交流更加密切；随着法币流通范围的扩大，人民对法币信用的依赖程度提高，对政府威信的认识有所加深。这就使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同全国人民的关系密切起来，无形中加强了全国经济、政治、思想的实质上统一。这就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创造了条件。　
第五，实行法币改革，对坚持抗战起了保证作用。法币改革后，改银本位制为管理纸币制度，钞票发行富有弹性，可以根据国家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有计划的增加发行。一旦国家面临生死关头，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来解决战争急需。抗战前期，法币价值尚称稳定，后期增发量大，出现通货膨胀。战时，世界各国普遍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德国马克贬值更厉害。全民族抗战八年之久，军用浩繁，国民政府能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法币政策功不可没。
此外，实行白银国有，战前即将白银运往国外，所得外汇存在海外。战争期间，得以外汇购买外国物资和军火运回国内，充实抗战力量。法币改革后，铸发新辅币，将大量的含铜量较多的铜元收回国有，铜为军需金属，用来制造军火，对抗战大为有利。
同时，法币政策实施后，资金集中，调度较易，对筹备战时财政、支援军事作战，特具功效。日本人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12]银行家陈光甫亦云：“抗战之成功在于法币，若无法币，必更艰难。”^[13]冯玉祥在1935年11月4日日记中记载说：“本日政府已宣布法币办法。我以为此事关系抗敌之计甚大，此事若成，将来诸事都好办了，要大家起来拥护此善政。”^[14]蒋介石认为：在抗战前，因“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实赖于此”^[15]。总而言之，币制改革，不仅挽救经济危机，有利民生产业，而且对国家存亡与抗战成败，均具重要意义。中国币制，由混乱分歧到统一健全，由传统过渡时期的毫无制度，到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确实是货币史上重大事件，正如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吉田政治所言：“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谓破天荒之事，任何外国的货币改革，其复杂与困难程度诚不能比拟，亦可谓为世界上无与伦比大改革与大成功。”^[16]
为避免日本人破坏，此次法币改革方案的筹备计划是极端保密的，对于实施办法六项内容，孔祥熙除同宋子文协商外，甚至事前未送交立法院审议，是事后送请追认的。故宣布后，日本大起恐慌，视为外交上一大失败。英国因为商务关系，早已答应给予协助。中国宣布后英皇已下诏在华侨民及汇丰、麦加利等银行，须遵行中国新币制。日本为此曾责问过英国政府，但想阻挠，已来不及了。因此，此事不仅是中国财政金融史上一项特大成功，亦是外交史上一大胜利。法币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除国民政府做了精心策划和认真推行外，孔祥熙将自家祥记公司交给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保证金2.5万英镑，按当时的汇价，兑换法币40万元，人们听说孔本人肯将英镑兑换法币，疑虑顿消^[17]。
法币改革的成功，废除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硬币制度，实行管理纸币制度，使中国的货币金融制度进入现代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是中国币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