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官场现形记 |
| 释义 | 官场现形记这部长篇小说，结构方式仿《儒林外史》,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类似若干中短篇小说的联缀。“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第一回至第三回，叙陕西同州府朝邑县秀才赵温(遭瘟),乡试中举，带着管家贺根(祸根)上京会试。同行者有王乡绅的妻舅钱伯芳(钱不放)。钱在江南做过一任典史，因故免职。到京后，赵、钱四处钻营。赵温会试落榜，由钱典史经手，用二千多两银子捐官，做了中书，在京供职。钱典史拿银子捐复原官，选派江西上饶县典史。到了江西省城，钻门子，找朋友，通过黄道台派做收支委员。 第四回至第七回，写江西省一位姓何的藩台和他的三弟。何某“生平顶爱的是钱”,绰号“荷包”。其弟人称“三荷包”,“这个荷包是个无底的，有多少，装多少。”这哥俩公然定价卖官，四下招揽生意，“谁有银子谁做。”后因卖官得钱，分赃不均，兄弟失和，大打出手，丑态百出。三荷包用二千两银子，买得一位军机大臣给山东巡抚的一张八行书，到山东省做了胶州知府。 第七回至十一回，写山东省。当时 “山东东半省地方已渐渐为外国人势力圈所有，不时有交涉事件。”山东巡抚到胶州，宴请外国人，由州官三荷包主办。一些中国官僚不知洋人礼仪，闹出许多笑话。外国人劝巡抚做生意，巡抚回省之后，洋务局老总的舅爷陶华，字子尧 (《诗·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花]”) 趁机上条陈。他从一本书里抄来现成的十二条，竟然大得巡抚赏识，被委派去上海购买机器。陶子尧到了上海，落入地痞魏翩仞 (为骗人)、专做军装机器买卖的买办仇五科 (求勿可——不可求) 和妓女新嫂嫂等人所设圈套，吃喝玩乐，先后花费了四万两银子，却将购买机器的事办得一蹋胡涂。买办仇五科从中玩弄花招，洋人总督电报照会山东巡抚，除了机器四万不能退还分文外，还要索赔四万。适逢山东巡抚抱病请假，奏请开缺，山东政务暂由一位姓胡名鲤图 (胡里胡涂) 的藩司 (布政使) 先行署理。胡大人极怕洋人，听从陶子尧姊丈的主意，将此事胡里胡涂地了结。陶子尧在上海出尽了丑，又花费几千银两，幸有一位姓周名因表字果甫的山东试用府经从中调停，才算完事。 第十一回至第十九回，写周果甫因有浙江巡抚刘中丞奏调，由山东到浙江任职。以下写浙江官场。抚院有一个办文案的，姓戴名大理，是个一榜出身，候补知州，五十多岁，与周果甫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浙东严州一带，常有土匪作乱。戴大理的同乡同年胡华若在省城任统领，统带六营防军，前往剿捕。戴将周推荐给胡，意欲借机除去这个眼中钉。胡统领带着三名随员，两位幕宾，乘“江山船”前往严州剿匪。胡统领与其随员文七爷因为争夺“江山船”妓女龙珠，闹出许多丑事。妓女兰仙因船中失窃，被逼自杀。 胡统领听从周果甫的计谋，专拣没有土匪的地方进兵。乡民看到官兵，吓得东跳西走，十室九空。官兵将乡民当土匪，先锋大队纵容兵丁搜掠抢劫，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胡统领因无人抵敌，自以为得了胜仗，奏凯班师。一路上府、县迎接，胡统领耍尽威风。乡民到建德县知县庄大老爷处告发官兵罪行。庄知县串通胡统领，施弄手段，反诬乡民诬告，迫使乡民将官兵罪行一齐推在土匪身上，并写公呈感颂胡统领督兵剿匪，除暴安良。一天大事，瓦解冰消，从此冤沉海底。 胡统领带领周果甫等人“剿匪” 归来，报功请赏。报功单上首列周名。戴大理巧弄手脚，使周失去胡的信任。胡让周开造出兵费用报销，周任意乱开，约有六七十万，意欲从中分肥。胡心中不愿，周即勾结神通广大的县丞单逢玉(善逢遇),商酌借刀杀人之法。他们利用严州府城一个进士出身的兵部主事名叫魏翘、表字竹冈 (为敲竹杠) 者，写信给胡，戳穿胡统领 “剿匪”真相，敲其竹杠。胡怕事情闹大，从虚报冒领的三十八万两银子里提出两万，一万派给众位文武随员，一万交托周果甫给魏竹冈以堵其口。周将一万两肥了私囊，辞别上司同寅，先到上海，再图行止。 朝廷派两名钦差南下，据电传阁抄(中央公报)说，是去福建查办事件，实则声东击西，查办浙江。浙江巡抚刘中丞慌了手脚，通过手下一位名叫过富的道台打探消息。过道台花了二万两银子，得知参案涉及巡抚及其佐杂、幕友、绅士、书吏、家丁人等，一共二十多款，牵连二百多人。钦差为此索要二百万两银子，一些官吏只好按索行贿，以求了事。不出钱的人，则被挨个审问、用刑，以此遮人耳目。事完之后，两位钦差正待回京复命，不料刘中丞又被都中老爷参了一本，奉旨赴京。所遗巡抚一缺，即着副钦差暂行署理。副钦差姓傅，号理堂。 第十九回至二十二回，着重刻画傅理堂和新到的候补道刘大侉子、黄三溜子。傅理堂讲究理学，崇尚节俭，上任之后，大讲廉政。各官看见，俱为咋舌。刘大侉子，公子哥出身，只知道摆阔。黄三溜子，盐商出身，好嫖好赌。两人初见傅时，袍褂簇新，险些被傅咨回原籍。后来，他们投傅所好，特意穿了极破极旧的袍褂参见，被傅视做 “勇于改过”,树为 “榜样”,立即给予官职，以资奖励。从此以后，浙江官场风气大变，大小官员，都是破衣烂裳。可是，在外表俭朴之下，掩盖着腐败，实质并无改变。傅理堂是个假道学，表面廉洁，实亦嫖妓受贿。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找上门来，说这儿子是傅的，赖着不走，要六千两银子才肯了事。本省督粮道贾筱芝 (假孝子) 愿出这笔钱，以求傅巡抚给他一个密保。傅当即应允。 第二十二回至二十七回，写河南和北京官僚。贾筱芝因有傅巡抚保本，升为河南按察使，奉了母亲和家眷北上。贾氏母子为了装做慈母孝子，在快到省城时，事先商议好，合演当初到浙江粮道上任时的旧戏：每天老太太打尖住店，下轿上轿，贾筱芝必跪接跪送，老太太必教训儿子“忠心办事，报效朝廷”。两人以此欺世盗名。到任后，母子俩又合演了一出共同审案的丑剧。 黄河决口，贾筱芝的大少爷贾润孙伪造军机大臣周中堂给贾筱芝的信，诈骗河督，得到河工下游总办的肥缺，并蒙河督奏保，奉旨送部引见，先赏加布政使衔。贾大少爷赚饱了钱，带十万银两进京。他广通声气，极力拉拢，想尽各种方法结识权贵，四处钻营求职。书中写到军机大臣周中堂、黄军机、徐军机、华中堂、太监黑大叔、钱店掌柜黄胖姑、宗室溥四爷、琉璃厂书铺掌柜黑八哥、前门外开古董铺的刘厚守等许多人物。京城官场，更是昏天黑地，乌烟瘴气。 第二十八回至三十二回，从京城写到江南，侧重于军界官员。原在广西任职的舒军门，因克扣军饷等二十多款罪状，革职解京，交刑部治罪。过去曾由舒军门保举的候补知府时筱仁(是小人),忘恩负义，坐视不救。不久，又图谋落井下石。后来，时筱仁通过许多京城官僚的门路，到江苏任职，路遇江南记名道佘小观。 佘道台到江南，结识了牙厘局总办余荩臣、学堂总办孙国英、洋务局会办潘金士、保甲局会办唐六轩、一个差使很多的旗人乌额拉布。这六个人会聚一起，成天打麻将，嫖妓女，干了许多丑事。他们的朋友羊紫辰，在南京统带防营，任统领，尤其贪财好色。羊有八个姨太太。一位靠无赖手段在江阴任炮船管带的哨官，名冒得官，被撤职之后，到南京求职。他先从羊统领门口结识起，接着走其姨太太的门路。而后，冒得官又用卑鄙手段将自已十七岁的黄花女儿送给羊统领做小老婆，以此谋职。官场龌龊，由此可见。 第三十二回至三十六回，写江南官场上一组小插曲。除了以上江南官员，又由羊统领引出田小辫子、制台、哨官龙占元、洋教习、胡筱峰(胡二捣乱)、赵尧庄 (赵大架子)、试用同知黄在新、候选知县王慕善、知州阎佐之 (阎二先生)、后来去湖北任职的唐观察(唐二乱子)等许多人物。故事由南京写到上海，又写到湖北。 第三十六回至四十二回，着重写湖广总督旗人湍多欢。他有十二个姨太太，人称“十二金钗”。下属千方百计通过他的这些内宠钻营门路，得宠的九姨太和十二姨太，恃宠撒娇，卖官鬻爵。唐二乱子借十二姨太之助，一夜之间，买得银元局总办的肥缺。九姨太的丫环宝珠，因与湍总督勾搭，被总督认做干女儿，择婿而嫁。有些候补老爷，通过这位宝小姐走门路。候补知县瞿耐庵的妻子，年近半百，认这位十几岁的宝小姐做了干妈，百般奉承。瞿因此被委任为兴国州州官。瞿上任后，听断胡涂，上下不欢，弄得天怒人怨。 第四十二回至四十六回，续写湖北官场。湍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湖北巡抚贾世文(假斯文)抚台升署，担任制台 (总督)。此人自称生平有两桩绝技，一是画梅花，一是写字。下属便借此来趋奉他。在他手下的蕲州州官区奉仁 (趋奉人)、吏目随风占 (随风站)、候补府经申守尧(伸手要)、府经秦梅士(卿没势) 等，相互牵扯，演出许多官场丑剧。 第四十六至四十八回，主要写户部尚书、钦差大臣童子良到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清查财政事。故事由此写到山东等各地官场。 第四十八回至五十一回，主要写安徽候补知府刁迈彭(刁卖朋)。他一贯善于逢迎巴结，历任三大宪都欢喜他。然而除掉上司之外，没有一个说他好的。童钦差奉命查办安徽巡抚蒋愚斋“误剿良民，滥保匪人”大案，刁设法赢得童钦差的赏识，从中巧弄手脚，平息风波。蒋巡抚对刁十二分的感激。刁因此得以进京引见，平空里得了一个“特旨道”,回省之后，官运亨通，官场上人称“二抚台”。 刁迈彭被委任为芜湖关道，到任不久，结识了带兵出身的外路绅衿张守财。张已七十岁，有三百多万家私，妻妾十九名，膝下无儿。张死后，刁巧施手段，赚了张家二百几十万银子。张家妻死妾散，刁迈彭却在骗取张家钱财后被委钦差，奉使出洋。 第五十二回至五十六回，写江南官场。新任芜湖道因事晋省，在安徽巡抚官厅遇到徐大军机的女婿、郎中尹子崇。尹子崇利用徐大军机不识洋文的弱点，用偷天换日之法，骗徐军机签字，把安徽全省矿产卖给洋人。四位都老爷为此联保参了四本。事为两江总督所知，又电奏一本，请旨拿交刑部治罪。上头准奏，两江总督便饬江宁藩司遴选委员前往提人。藩司保举候补知县毛维新去，以便一路照料尹子崇。毛维新是个冒牌的维新派，只因为会背诵通商条约，被官长视为“熟悉洋务”,大享其名，并得江南制台(总督)赏识，便委了洋务局的差使。 此时做江南制台 (总督)的，姓文，名明，虽是在旗，却是个酷慕维新的。以下着重写文制台及六合县知县梅飏仁 (媚洋人)等一群洋奴如何在洋人面前柔媚迎合的故事，后面将做重点分析，兹不赘述。 第五十六回至六十回，是全书最后一段，由江南官场写到湖南、山东等地官场，并写到一些朝廷要人。作者通过新上任的湖南巡抚、湖南省首府道台单舟泉 (善周旋)、原任山东巡抚赖养仁 (赖洋人)、新任山东巡抚窦世豪 (都是好)、窦的亲家沈中堂、阁学公甄守球(真守旧)等一批人，使读者看到，清末官场，上上下下，到处是假维新，真守旧，崇洋媚外，腐败不堪。 第六十回是全书小结。 如果仅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立体感很强的长篇小说，构想相当宏伟。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官僚机构，象一宝塔，一层层地堆叠上去，外表大同小异，但其内里各有神佛。进入宝塔，逐层而上，所见各异。李伯元想要以“官场”做为一面镜子，照出整个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病，“一心要想救救中国”。从这个设想，可以看出作者宏伟的创作构思。以地域论，这部书中写了大半个中国。全书从陕西写起，写到北京、江西、山东、浙江、河南、广西、江苏、湖北、安徽、湖南，并几次由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写到外省，又由外省写到中央。它使读者看到：整个中国官场，没有一片净土，无处不贪，无处不秽，无处不腐败，无处不昏暗，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官僚是稍微干净一点的，真可谓天下乌鸦一般黑！ 以官阶论，这部书从做官的秀才、举人写起，写到下层官吏典史，然后写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中央官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中堂)、六部官员、御史(都老爷)、郎中、主事，地方官员有封疆大吏、方面大员，其中有总督(制台)、有巡抚 (抚台、抚院)、中丞，下及河道总督 (河台)、学政、布政使(藩台、藩司)、按察使(臬台)、道员 (道台、观察)、知府、同知 (二府)、通判(三府)、知州(刺史)、州同 (州司马)、知县(县令)、学官、县丞、主簿、吏目、典史等等，几乎囊括了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所有阶层。作者通过他对各个阶层各种官员的描写，使我们看到： 整个封建官僚机构全都烂透了！ 问题不是出自中央或地方的某一个环节，而是出自所有的环节。这座官僚宝塔，从根基到塔顶，全部腐朽不堪了。对这样一座腐朽透顶的政治建筑，人们还能抱什么幻想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以官吏类别论，书中写到的，既有文官，也有武官(如舒军门、胡统领、羊统领、柏都司、鲁总爷、冒得官); 既有汉族官僚，也有满族官僚 (如文制台、钦差随员、刑部员外郎拉达、宗室老爷溥化溥四爷、江南官员乌额拉布、藩台葛扎腾额、北京派到江南考查机器制造的两位委员呼里图、搭拉祥);既有执政官员，也有监察官员 (如第十八回派往浙江查办大案的钦差、第二十八回参劾舒军门的御史、三十三回参奏江南吏治的三个御史、四十六回派往江南等省查办事件的钦差童子良、五十三回参劾尹子崇卖矿事件的四个御史);既有捐班出身的(如赵温、钱典史、刘大侉子、黄三溜子、贾大少爷等),也有正途出身一步步爬上去的； 其中既有出于乡曲或市侩者，也有世家子弟； 既有不通文墨甚至连自已的名号履历也写不好的(如刘大侉子、黄三溜子),更多的则是十年寒窗，饱读诗书者。可是，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几乎全部都是昏聩颟顸、顽固保守、贪赃枉法、利欲薰天者。作者在全书开头借王乡绅、王孝廉、钱典史等人之口，揭示为官之道：“千里为官只为财”。书中各种类型的官僚，几乎毫无例外。这就有力地说明： 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社会制度本身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调控自我疗治的能力，除了从根本上彻底摧毁这种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别的出路。作者在全书结尾处大声呼吁：“救救中国！”可是，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怎样“救”呢？很发人深思。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 ‘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哈克奈斯》)。当然，李伯元不能和巴尔扎克相比，他的《官场现形记》,无论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方面，都不能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媲美，但他在《官场现形记》中，为我们提供了封建社会中各级各类官僚的画象，使我们看到了“官场”上各种人物，他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利用又相互倾轧的，是如何贪污腐化又极力掩饰的，他们的灵魂是多么丑恶多么肮脏而外表却又多么堂皇。虽然这些画象大都是漫画化的，杜米埃式的，而不是伦勃朗式的，虽然我们在这一群人物的画象中不免会看到一些重复，看到一些在艺术上不够成功的地方，虽然它的“度量技术”比之《儒林外史》或杜米埃漫画“相去亦远”,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中国，还没有哪一部书能象《官场现形记》这样，以全体扫描的方式，使我们看到整个官场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情况，看到晚清“上流社会”的总体状况。 特别是这部书中对于“官场”各种手段、伎俩的集中描写，我们在过去任何一部正史、野史中都没有这样集中地看到过。在艺术作品中，集中描写会造成特殊的效果。作者通过对同一类型人物、事件的反复刻画，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读者感到淋漓尽致，叹为观止。“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对于刚从封建社会脱身出来或对官场生活比较熟悉的人来说，看李伯元对于官场伎俩“汇为长编”的描写，不免会感到“千篇一律”。可是，对于和官场距离较远，对官场内幕了解甚少的广大民众来说，看到这种“汇为长篇”式的揭露，就有一种特殊的新鲜感。这犹如乡民偶入市廛，觉得样样新异，目不暇给，感到大开眼界，无比透快。因此，此书当初逐日连载，轰动一时，论者以为“如道子丹青，地狱变相”(邱菽园《新小说品》)。“每出一纸，见者拍案叫绝”(1903年世界繁华报馆刊印《官场现形记》初版序)。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和封建社会距离较远、对官场生活也比较陌生的读者来说，这部小说中所述种种，也仍有新鲜感。 “官场病”是一种最难疗治的社会痼疾。西方有人为此写了专著，可见无论东方、西方，也无论哪种社会制度，凡有官场者皆有此病。但是，中国官场又有自己独具的民族特色。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年，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仍然是一个半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的封建历史，必然使官场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官场现形记》比较充分地展现了中国“官场病”以及这种社会疾病的封建性特征。凡欲了解中国官场病者，不可不读《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在艺术手法方面，这部小说也多有可取之处。 第一、作者比较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地主乡绅、州县佐杂，为中国古典小说画廊提供了新的人物群象。有几组人物，有声有色，很富于生活气息。 第一、二两回，围绕赵温乡试中举、进京会试，写赵、方两姓地主、王乡绅、王孝廉叔侄，都很生动。 土地主方必开，因乡邻赵氏的孙子赵温中了秀才，“瞧着眼热”,便请一位老举人来教自己的儿子。及至赵温更进一步，中了举人，方必开“见了眼馋”,痰迷心窍，连饭也吃不下，独自个“背了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后来，他“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教书)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询问缘由。“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一拱”。教书先生才明白他是为了想让儿子中举。后来，方必开“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涌上喉咙。痰还搁在口中，没有吐出，他的儿子顶撞了先生，先生声言“一定要辞馆”。方必开“满肚子里的痰，越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得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 整个这场戏，方必开一言未发，只有动作，却已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一些乡间地主复杂的心态，既可笑又可怜，既可鄙又可叹。紧接着，作者又详尽地描写赵老头儿因为孙子中举，得意非凡。他不仅镇日价在家请客，派人四处报喜，“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 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还忙着做好一块匾，厚礼央请坟邻王乡绅题写了“孝廉第”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赵、方两相对比，成功地刻画了乡间地主在突然发达时的又一种心态，同样使人在可笑中觉得可怜，在可叹中觉得可鄙。 作者在刻画这类人物时，很善于捕捉细节，用速写法再现出来，以博读者一粲。下文写王乡绅、王孝廉叔侄在酒宴上谈制艺： 读者只要想一想王孝廉那两只睁得圆圆的眼睛，加上停在半空中的筷子，筷子头上的那只肉圆。这幅三圆两棒相映成趣的绝妙图画，何等可笑！ 叔侄俩一傻一痴之状，又多么动人！ 无怪席间人物“笑又不敢笑，说又没得说”。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文木先生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若说李伯元多少得了一点文木真传，大概不能算是过誉之辞。 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五回，写蕲州吏目(捕厅、右堂)随凤占、申守尧、秦梅士等佐杂太爷的一场戏，也颇有文木先生风味。 作者一级级地写下来；先写一位名叫贾世文(假斯文)的藩台(布政使)升任制台(总督),下级立即想方设法趋奉他。蕲州州官姓区，号奉仁(趋奉人),借贾制台的表弟过境失窃这件小事，专程上省，化了一千两银子疏通门口，求见制台。“进去的时候，惟恐大人见怪，两手捏着把汗。及至见了面，制台挨排问话，问到他，只说得两三句”,“马上端茶送客”。区州官回到寓处，新选蕲州吏目随凤占 (随风站)前来求见，“此番区奉仁见下属，不见制台了，大模大样的，”随即谈问几句，“立刻端茶送客。也同制台送下属一样，送了一半路，一呵腰进去了”。后来，随凤占为能早日赴任，天天到武昌府禀见。一天，武昌知府叫他进去，“随凤占马上满面春风，赛如脸上装金的一样。”谈了几句，“首府(武昌知府)见无甚说得，也只好照例送客”。可是，等他“出来之后，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一齐赶上前来拿他围住了，问他： ‘太尊传见什么事情？’ 随凤占得意洋洋的还不肯说真话”,谎说有两个差使首府叫他保举人。“大众一听首府有什么差使，于是一齐攒聚过来，足足有二三十个，竟把随凤占围在垓心”,认定了他： “一定有什么大来头了”。 在这段并不很长的文字里，作者三次写到同一情节： 一个下级想方设法求见上级，上级稍加应酬，立即送客。可是，被接见者出来，即刻身价陡增，得意非凡。这种同一情节反复出现的写法，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 柏格森在他那本著名的美学论著《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指出： 同一情景的 “反复出现”,最容易造成喜剧性效果，引人发笑。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 中，多次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喜剧手法。 写了随凤占这位春风得意的吏目，作者接着写申守尧(伸手要)、秦梅士(卿没势)两个久不得志的吏目。申守尧今年六十八岁了，二十四岁上就出来候补，至今仍然以府经补用，官卑职小，人穷气短。他经常借出差之机，以借为名，“伸出手去”,向地方上讨要。“钱既到手，抹抹脸皮，”“说声 ‘多谢’,彼此了事”。申守尧行同乞丐，秦梅士是又一种。已值隆冬了，秦的妻子还只穿了一件单褂子。他家里连个客座也没得，偶然有个客气些的人来了，“都是叫内人到门外街上顿一刻儿，好让客人到房里来，在床上坐坐； 连吃烟，连睡觉，连会客，都是这一张床”。他有一条用以传人的宝贵经验：“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没有放松。”申守尧下班回家，因为和拿衣帽的老妈子闹翻了，“靴子、帽子、衣包都丢在地下，没有人拿”,晾在那里，很丢面子。“毕竟是老头子秦梅士古道热肠”,便打发给自已“当跟班用”的儿子小狗子为申挑回。小狗子挑到申家，“把衣帽等等一一点交清楚。申守尧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饭也不要，——嘴里虽说不要，两只脚只是站着不肯走。申守尧摸不着头脑，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说‘问申老伯要八个铜钱买糖山查吃。’可怜申守尧的搭连袋那里有什么铜钱！但是小狗子开了口，又不好回他没有，只得仍旧进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 ‘我前天当的当，只剩了二十三个大钱，在褥子底下，买半升米还不够。今日又没有米下锅，横竖总要再当的了。你就数八个给他。余下的替我收好，我还要用两天呢！’ 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方才接过铜钱，一头走，一头数了出去。”这位小狗子不愧为他爸爸的衣钵传人，“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没有放松。” 这段描写，真可谓风光细腻。与其说它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不如说它在描写手段上更多地接近于现代小说。这里，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故事，没有大动作，不注重于情节的曲折，更多地着眼于场景的描写，实况的再现，心理的刻画。作者源源本本地把生活中实有的细节录写下来，不求其跌宕，不避其繁细，却真实地再现了一些官场小人物的生活和心态。作者在描写中，既有嘲弄、揶揄、调侃、讥笑，又含有几分哀矜与同情、怜悯与辛酸。这使他更接近于《儒林外史》,并使我们自然想到擅写官场小人物的俄国的果戈理。胡适对这几回书极为赞赏，说“这三回的 ‘佐杂现形记’ 真可算是全书最有精采的部分。”几处描写“都是绝好的活动写真。”“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讽之中有诙谐，和《儒林外史》最接近。这一部份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倘使全书都能有这样的风味，《官场现形记》便成了第一流小说了”(《官场现形记序》)。胡适这些看法是很有眼光的。 《官场现形记》写京官、大官不如写州县佐杂出色。这大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生活限制，一是体裁限制。由于作者自己并非官吏，更非京官、大官，亲朋亦乏此类人物，因而对京官、大官不甚了解，缺少必要的生活积累。在这一方面，他不如曾朴、刘鹗，其书亦不如《孽海花》、《老残游记》。但是，也有例外，如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写钦差大臣童子良如何讳“洋”,五十三回、五十四回写江南总督 (制台) 文明如何媚 “洋”,都在艺术上相当成功。 童子良，山西人氏。两榜出身，由部曹外放知府，一直升到封疆大吏，目下正署理户部尚书。朝廷府库空虚，有人上折谋画，童自己保举自己，被朝廷委任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南等省清理财政，查办事件。 童子良因病抽上了鸦片烟，再戒不脱。一天，有人对他开玩笑说： 这是“洋烟”,你为什么抽？他回到家里，“就把烟灯、烟枪统通摔掉，”立志戒烟，并发誓“宁死也不破戒”。家里人看他烟瘾发作，鼻涕眼泪地十分难过，另取一副烟盘，告诉他说： “这是云南土熬的广膏”,不是外洋来的，他便一连吸了十几口。“这一顿，竟比平时多吃了三钱，方才过瘾”。从此他便心安理得地吃起洋烟来。有人再来取笑他，“他便正言厉色地答道： ‘童某吃的是本土，’”并且讲出一番吃“本土”可以抵制“洋烟”,吃“本士”可以为国家开源节流的经济道理，堂堂正正，名正而言顺。这段描写真可谓入木三分。 童子良象所有做官的人一样，千方百计地要钱。“但是他却另有一副脾气，是专要银子，不要洋钱，为的是洋钱的 ‘洋’字又犯了他的忌讳”。给他送钱行贿的人，“送他洋钱，他一定璧还不受”,只好送他银子和银票。“合起数目来，总比银钱还要多些。他到此亦不谦让了。”久而久之，他积攒了大量银钱，专辟一间小屋做他的“银库”,四面墙上贴满了银票，一千两，二千两，三百两，五百两，数目不等。 就是这样一个既颟顸又虚伪的家伙，被派为“九省钦差，”到处查账筹款。一路上，火车、轮船虽快，他坚决不坐，认为那是洋人的“奇技淫巧”,“臣若坐了，有伤国体。”山东省晓得他不喜欢洋货，行辕之内，一切摆设，凡是洋钟、洋表、洋毯、洋灯、洋桌、洋椅之类，一概不用。办差的人为了使他避暑气、疫气，给他拿去一打香水，他听说是“洋货店”里买的，极不高兴，说：“我就同女人一样，守节已经到了六七十岁了，难道还要半路上失节不成！”随即责骂办事人员 “不是好人”,“是何居心！” 可是，这位“守节”守到了六七十岁的青天大老爷，仅在山东境内就得到各方孝敬的银子十五万六千两！ 作者通过这样一位对洋人、洋货极力抵制的“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刻画了清末一批官僚昏庸、愚味、贪婪、腐朽的丑恶灵魂。他的特点是： 虚伪。 作者笔下的文明，是另一类型。他是满族人，现任江南制台 (总督),“三省之主”。此人“虽是在旗，却是个酷慕维新的”。他对“洋务”十分关心，自称“洋务人员在我手下提拔出来的不计其数”。 此人名叫文明，为人却极端蛮横，“无论见了什么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一言不合，就拿钉子给人碰。即使是主管一省民财两政的长官布政使 (藩台),他也毫不客气。道、府、州、县级的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手下当差的巡捕、戈什，“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一天，藩台开了一个手折拿上来给他，他“顺手往桌子上一撩”,看也不看。“藩台下来，气得要告病”辞职。过了两天，淮安府知府上省禀见，他“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知府 “禀辞出去，一肚皮没好气”。 可是，当他手下的巡捕前来禀报：洋人来拜会。“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及至巡捕将洋人引进大厅，“此时制台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檐前预备迎接了”。 来拜的洋人，是一个国家的领事。他因为文制台新近在领事公馆旁边正法了一名亲兵，“大不答应，前来问罪”。“幸亏制台年纪虽老，阅历却很深，颇有随机应变的本领”,随口将被杀的亲兵说成是“拳匪”,并说在领事馆旁边杀死这人正是为了“杀鸡骇猴”,让“所有的 ‘拳匪’ 见了这个榜样，一定解散，将来自不敢再同贵领及贵国人为难”。洋人听了，哈哈大笑，“奖他有经济，办得好”,告辞而去。“制台送客回来，连要了几把手巾，把脸上、身上擦了好几把；说道： ‘我可被他骇了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后，他随即吩咐手下的巡捕、号房：“我吃着饭，不准你们来打岔，原说的是中国人。至于外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半夜里我睡了觉，亦得喊醒了我……以后凡是洋人来拜，随到随请！记着！”作者接着写淮安府知府又拿着手本来禀见，文制台府叮嘱淮安府，凡涉及中国老百姓与洋人事端，“第一，弹压住百姓”; 第二“洋人走的时候，仍得好好的护送他出境。”随后，他还推心置腹地告诉他的这位下级说： “我说的乃是金玉之言，外交秘诀。老哥，你千万不要当做耳旁风！” 以上写钦差大臣童子良和江南总督文明的两大部分，可视为 《官场现形记》若干故事中的姊妹篇。作者围绕如何对待“洋人”这个重大问题，通过童子良和文明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级官员，成功地刻画了晚清一些达官贵人。他们无论讳洋还是媚洋，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他们处处事事都只考虑一己的利害，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由这样一些高高在上的人物盘踞着的政府，还能是一个有希望的政府吗？ 中国社会，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别的一切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关。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的后半部，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故事，刻画人物，可说是接触到了社会的最本质的方面。这部小说也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使它有别于其它古代和近代小说，具有深刻意义，成为其它任何小说都不能取代的一部书。它也因此成为晚清小说的冠冕，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官场现形记》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者笔下的童子良、文明，虽还算不上血肉丰满，却也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他们都是多面兽。童子良以 “天朝的大臣” 自居，在抵制洋货方面做得极端严细彻底。他不仅自己坚决不用洋人的“奇技淫巧”,还不准部下使用，以至“各省官员来禀见的，凡是稍微带点洋气的东西，都不敢叫他瞧见”。一位道台在外衣里面藏了一块洋表，一剔一剔的轻微响声被童子良听到了，便被视为 “华而无实，不肯务正”。表面看来，童子良是个严守自订律令的正人君子，虽然顽固可笑，却还似乎有些正气。可是，作者轻轻揭开他的外衣，写他如何吃鸦片，如何四处捞钱，如何赏识奸刁小人刁迈彭，如何查办安徽巡抚蒋愚斋“滥保匪人”大案，这位办事“异常顶真”,“凡事都要考求一个实在”的钦差大臣，便露出了昏覅、愚味、贪婪、虚伪的本相。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多侧面的人。江南总督文明亦然，他对下级如狼如虎、凶横异常； 一旦见了洋人，便如羊如鼠，百般怯懦。作者通过这位文明总督，为晚清高级官吏画了一幅生动的肖象。 为了鲜明有力地揭露这些多面兽的丑恶本质，李伯元采用了迅即变化、强烈对比的写法。例如： 他写文制台见洋人，先用大段笔墨写他以极端轻慢的态度接见藩台、知府两级地方长官，然后又细雕细镂地写巡捕禀事：巡捕上堂，正当文制台开饭，迟疑再三，不敢打搅，“因此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盘旋，要进又不敢进，要退又不敢退”。 作者这样描写，就如同先把一个人举到天上，然后猛地一下使他跌落在地。这是喜剧作品中常用的手法。这种写法，会造成强烈的反差，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取得了以上一些成就，它一经发表，“骤享大名”,是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读者咸称赏之”,“购阅者踵相接”。“每出一纸，读者拍案叫绝”。作者的其它著作也因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每一脱稿，莫不受世人之欢迎”。据说，慈禧太后也读过这部书，还曾 “按名调查”,使有些官吏大倒其霉，“致是书名大震，销路愈广”。当时一些书商，看到《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在广大读者中如此驰名，便把其他人的小说冠以李伯元的名字出版，借以发财。(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这种状况，和今天的有些书商利用读者心理，假冒金庸、梁羽生、琼瑶、席慕蓉等人的名字出书，颇为相象。由此亦可见《官场现形记》在当时的读者中何等风行。 当时，不仅市民群众和一般读者对这部小说非常欢迎，一些上层人物和评论界人士也对它大加称赏。评论界称这部书“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历历如绘，写真之意也”(则狷《新笑史),原载《新小说》第二年第八号，1905年8月出版)。“为官场之照妖镜，燃渚犀”,“刻画宦途恶劣处，颇有入木三分之妙” (《谭瀛室随笔》见《文艺杂志》第五期，1914年出版)。当时有一位官场著名人物，名孙宝瑄。此人是户部左侍郎孙诒经之子，曾任清廷驻法、德公使孙宝琦之弟，李鸿章兄李瀚章之婿，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之友，他对官场上下是非常熟悉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览《官场现形记》,终日不去手。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维妙维肖。”“其刻画人情世态，已入骨髓”。又说： “《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跃其词而已”。“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仰”。一天，他和官场上的朋友们谈及此书，认为此书“善写世态，几使凡出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话一言，无往非 《官场现形记》所有。若是书者，可谓恶极矣！”(《忘山庐日记》)从这位特殊身份的读者对此书的评论，也不难看出 《官场现形记》在当时社会各阶层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 这部书发表之后，模仿之作蜂起。其中光是以 《现形记》为名者，就有《新党现形记》、《学生现形记》、《医界现形记》、《家庭现形记》、《官商现形记》、《嫖赌现形记》、《新官场现形记》等等，十余种之多，形成一股其势不小的“ 《现形记》热”,成为文坛奇观。 现在距离这部小说的发表，已经八十多年，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再也看不到书中的某些人物与事件，自然也不会再象孙宝瑄等当时的读者那样，为这部书 “拍案叫绝”。 可是，这部书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官场”状况，依然有很大帮肋。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的进步而完全失去。我想，如果有人象改编《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书那样，将《官场现形记》做一些艺术加工，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它一定会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会心的微笑，并使人们在笑声中增添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知识，得到审美愉悦。有志者不妨一试。 不过，有一点，读者和改编者需要注意： 由于种种原因，《官场现形记》无论在思想方面和艺术方面，都有明显的缺陷。它的各部分不够均衡。有时，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实际取得的成就相距较远。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的艺术水平也相距较远。有时，作者正写到好处，忽然松懈下来，出现败笔。这有如某些游山者，辛苦跋涉，渐入佳境，却忽然由于脚力不济，停止前进。有时，由于作者趣味不高，如鲁迅所云，迎合“时人嗜好”,掉头他顾。这种情况，使这部书及其它谴责小说均未能登上思想、艺术的高峰，实令人惋惜。 《官场现形记》和其它晚清谴责小说有共同的缺点，它们大都有“词多意少之弊”(冥飞《古今小说评林》)。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书“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 ‘含蓄蕴藉’ 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 [吴敬梓] 后尘”。这一类书，“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胡适赞同鲁迅的见解，认为鲁迅的批评“很公平”。他还进一步指出，《官场现形记》在艺术上有四条缺点： 第一、“联缀许多 ‘话柄’ 做成”,缺少必要的“结构”和 “剪裁”。第二、“作者自己很少官场的经验，所记大官的秽史多是间接听得来的‘话柄’”,有时又缺少必要的艺术加工，“便成了随笔记账”。第三、作者没有着意于“描摹人物”,人物个性不鲜明，不完整。第四，作者往往对笔下的人物 “只存谴责之心，毫没有哀矜之意； 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这种风格，在文学上，是很低的” (《 〈官场现形记〉 序》)。 鲁迅和胡适的评论，代表了五四新文学产生以后思想界、文学界对《官场现形记》及其它谴责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切中肯綮。 一部作品，问世之初，声名大噪，不久之后，屡闻疵议，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多有。对此，我们要结合作者和评论者各自所处的时代具体分析，不能一概以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来看待。那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结论。须知，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文学也在不断地步。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的社会与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五四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对 《官场现形记》的评论，自然会不同于此书初问世时。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既不要因为它在当时广大读者中的轰动效应，忽视 《官场现形记》在各方面所存在的缺点，也不要因为它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否认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因此而贬低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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