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兄妹的营救活动

张、杨捉蒋后一再向全国声明，他们此举意在“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1]。事变当天，张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说：把蒋留在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并表示：“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2]张、杨的这些表示，不是言不由衷的表面文章，而是他们的肺腑之言，是他们发动“兵谏”的真正目的。捉蒋前，张严令奉命执行任务的孙铭九要绝对保证蒋的人身安全，不许伤害。12日晨，当张从电话中得知孙铭九等冲入华清池五间厅未见到蒋的踪影时，非常着急，担心蒋如发生意外，势将引发内战，有违于他发动“兵谏”的初衷。张当时对在场的文武官们表示：若找不到蒋，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14日，他敦促南京当局派代表到西安谈判。当宋美龄来电要求派端纳来陕见蒋时，张慨然应允。端纳14日到西安后，张请他劝蒋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郑重表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立刻释放他，张还表示将亲自送他回南京，继续拥护他为领袖。
应当承认，张、杨的和平诚意是西安事变能获得和平解决的根本前提；假如没有这个前提，和平解决事变根本不可能，其后果可想而知。正因为张、杨扣蒋的目的只是为了逼他抗日，当宋氏兄妹代表蒋答应抗日条件后，张立即释蒋并送他返京，是自然的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旗帜鲜明地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办法救蒋。
奉宋、孔之命赴陕的端纳12月14日见到了蒋介石。这使何应钦等散布的蒋已死亡的谣传不攻自破。端纳传回的事变真相犹如兴奋剂，鼓舞和坚定了主和派和平救蒋的信心，对主战派的讨伐主张是一个有力打击。
14日上午，孔祥熙应宋美龄要求在南京召开高级官员会议，主和派的意见在这次会上占了上风，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受挫。
张学良本来邀请孔祥熙、宋子文来陕，由于孔代理行政院长职务不便脱身，宋美龄建议改由宋子文、顾祝同前往，并征得张的同意。宋子文17日由沪到京，准备赴陕，遭到何应钦等人阻挠，理由是宋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带着这种官方身份去西安与“叛逆”谈判，有违“纪纲”。19日下午，孔祥熙召开会议，出席者有孙科、居正、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经过激烈争辩，决定“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3]。这是南京主和派取得的又一个胜利，主战派因不得人心再次受挫。原来蒋鼎文携蒋手令到京后，何应钦曾下令停战三日，12月19日到期。为宋子文赴西安“救蒋”提供条件，会议决定“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条件是“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4]。
宋子文19日下午2时飞离南京，同行者有他的两名秘书和宋刚从狱中要出来的与杨虎城关系密切、在《活路》事件中被误捕的郭增恺。他们当天在洛阳过夜，20日上午10时飞到西安，张、杨和端纳到机场迎接。张告诉宋，西安方面已拟好条件，准备与南京当局谈判。宋在张学良和端纳陪同下前去见蒋，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宋将宋美龄、孔祥熙的信面交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5]蒋看到此处，不禁落泪，一再叮嘱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来。蒋对宋说，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他才能脱险，并将军事进攻的方略秘密告诉了宋。
陪宋来陕的郭增恺在与杨虎城会见中得知，张、杨扣蒋的目的只是逼蒋抗日，绝无伤害蒋的意思，和中共对西安事变持和平解决方针。郭向宋报告了张、杨的和平诚意，建议宋亲自会见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宋委托郭代表他与周恩来会见。周恩来通过郭转告宋：中共未参与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蒋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只要蒋抗日，中共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统一战线。
宋在西安只停留了一天，21日便匆忙返京，向宋美龄、孔祥熙报告此行的收获。宋美龄从宋子文的报告中受到鼓舞，看到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曙光，决心飞陕救蒋。她后来回忆说：“当时除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暨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6]12月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等一起飞往西安，与张、杨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