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中的新见和创见

         对初唐诗歌进行整体研究， 关注初唐诗歌的独立价值， 强调初唐诗歌在唐代诗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宇文所安可谓是第一人。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李珍华教授认为， 《初唐诗》是研究唐诗的“一本杰作”, 宇文所安是把整个初唐诗作一系统处理的“第一人”, 该书的“最大贡献”是探讨了宫廷诗的风格及其与初唐和盛唐的关系。[1]400国内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傅璇琮对宇文所安及其唐诗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认同李珍华的观点， 赞扬宇文所安是系统研究初唐诗歌的第一人。傅璇琮写道：“宇文所安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诗》被介绍到中国来， 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增加一本优秀的汉译名著， 而且还在于它是文化交流的链索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环节……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中， 初唐诗研究在我国整个唐诗研究中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过去的论著往往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认识， 细节研究非常缺乏……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 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做了整体的研究， 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 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 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2]

        相比之下， 之前的大陆学者受固有的文学史观念影响， 以及“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等局限因素， 他们编撰的文学史在涉及到初唐文学时， 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对初唐诗歌地位的评价也不够公允。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厚厚两卷本， 分给初唐文学的篇幅却只有二十三页， 其中还包括隋朝文学。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虽多达四卷， 但在论及初唐文学时， 其篇幅也只有薄薄的十九页， 包括隋朝文学在内， 只相当于该书分配给盛唐诗歌的四分之一篇幅。不仅如此， 很多文学史家认为初唐不过是六朝文风的继续和盛唐诗歌的准备阶段， 初唐不过是承上启下的过渡而已， “隋及初唐是诗歌史上的过渡阶段”[3]18。对于陈子昂的诗论和诗歌作品， 国内学者常有言过其实的评价：“武后时代， 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 有破有立， 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风气”[3]11, 这个引文的前半部分是关于陈子昂在初唐诗歌改革中地位的评价， 认为他是在复古之中求革新， 这样的评价是合乎实际的。但是引文的后半部分对于陈子昂诗歌创作实践的评价， 就有些夸大的地方， 因为陈子昂的诗歌并未完全摆脱齐梁诗歌的影响。宇文所安认为， 以前的文学史给予陈子昂在初唐文学史上最高的地位， 是因为杜甫、韩愈、元好问等人对陈子昂的评价。“但是， 在陈子昂自己的时代， 他仅是一个次要的有才能的诗人， 被李峤、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掩盖住了。七世纪最后几十年和八世纪开初几十年是宫廷诗最后的伟大时期， 它的‘夕阳无限好’的时期。这一时期宫廷诗风格发生的变异， 对于唐诗的发展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 可能超过了陈子昂的彻底否定宫廷诗。然而， 仍然是陈子昂的名字被记住， 而不是沈、宋的名字。这是因为对于后来的诗人来说， 陈子昂代表了一种彻底脱离近代文学传统的必要幻想。”[2]121

        宇文所安指出， 陈子昂不是沈、宋一类的宫廷诗人， 但他后来对于宫廷诗的技法如“三部式”还是了然于心的， 偶尔也在自己的诗篇里不自觉地运用这些手法。陈子昂虽然强调文学改革， 他的《修竹篇》并没有太多新奇的东西， 倒是他的《感遇》三十八首显得与众不同。面对强大的宫廷诗及其传统， 陈子昂走向复古诗论并把复古作为诗歌创作的革新， 自有其特殊原因。一方面由于陈子昂受到同时代京城宫廷诗人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他来自具有深厚文学传统的蜀地， 如杨雄和司马相如都是源于四川的大作家， 而陈子昂“公生杨马后”, 走一条不同于当时宫廷诗学的创作道路， 是很自然的事。正因为他的另辟蹊径， 陈子昂最终成为了后人眼中“名与日月悬”的伟大诗人。

        在初唐诗歌史研究里， 宇文所安的另一重大创见， 就是他把初唐诗歌史的发展历史框架概括为宫廷诗和对立诗论的冲突。上官仪、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初唐诗人， 均被放入宫廷诗这一文学传统之中， 而陈子昂、王绩等诗人则被纳入对立诗论的范畴里， 对立诗论也称复古诗论。宇文所安的初唐诗歌史叙事就是在宫廷诗和复古诗论的二元对立中展开的。宫廷诗的三部式结构、宴饮题材、即兴特点、社交性质、绮靡风格等， 与复古对立诗论的儒家背景、关乎国事、道德伦理、个人情怀、简朴写实风格等，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系。《初唐诗》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框架是一种新的发明， 把宫廷诗的典型结构概括为点题、描写和反应的三部式， 也是宇文所安对于初唐诗歌的发现和发明。

        宇文所安还理清了宫廷诗和宫体诗的差异， 这两种诗歌曾被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所混淆， 而闻一多的观点则被许多国内学者所沿用。与闻一多等文人对宫廷诗有所偏见不同， 宇文所安结合之前的南朝诗歌传统和后来的盛唐诗歌走向， 对宫廷诗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认为宫廷诗尽管有不少局限， 其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对诗歌语言的改造， 对诗歌结构和声律的发展等， 这些都对随后的盛唐律诗和绝句影响深远。

        在盛唐诗史研究方面， 宇文所安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发现。他把盛唐诗歌按照地域和风格的标准分为三类， 即京城诗、非京城诗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诗歌。王维是京城诗的佼佼者， 李白和杜甫是非京城诗的代言人， 孟浩然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诗歌代表。京城诗和宫廷诗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京城诗以律诗为主， 风格典雅， 对于题材和诗体有较严格的要求， 但没有宫廷诗那么极端化。李白是自然的天才， 他的诗歌题材和诗歌类别多种多样， 其诗风别具一格， 具有不可模仿性。杜甫的成就基于他对诗歌传统的融通、个人经验的感悟、天赋异禀等， 他和李白一道构成中国诗歌的两极。他们的作品本身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标准的一部分， 他们被誉为盛唐诗歌神话中最伟大的作家。

        但是宇文所安告诉读者， 李白和杜甫在他们生前并非文学创作的主流， 以王维为首的京城诗才是当时大众文学趣味的代表。宇文所安提醒读者抛开盛唐神话， 接受李白和杜甫之被推崇和被经典化是中唐才有的文学事实。针对传统文学史将王维和孟浩然并称的现象， 宇文所安告诉人们这一称呼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王维和孟浩然只是在诗歌的隐逸题材方面才是相似的， 除此之外， 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 而且在宇文所安看来， 孟浩然和王维是无法媲美的。宇文所安同样消解了高适和岑参并称为“高岑”的传统观点， 因为虽然他们都写边塞诗， 但是高适的作品多直抒胸臆的悲壮语言， 岑参则是偏好异国情调的绮丽。“李杜”的友谊一直被世人传诵， 被描述得亲密无间。但是宇文所安对这一被理想化的文人友情提出了质疑。杜甫钦佩李白， 他有多个诗篇表达了自己对李白的崇拜和挂念， 但李白赠与杜甫的诗篇却少之又少， 足见他们的友谊并不均等。宇文所安的《盛唐诗》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之前文学史描绘的盛唐诗歌画面， 生动地展示了其作为异域学者特有的敏锐眼光和发现魅力。

        在论及中唐文学和文化时， 宇文所安引入了“中世纪”这一原本属于欧洲文学传统的概念， 着实让人惊讶不已。宇文所安这样做有多个目的， 比如可以唤起读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 对中唐文学和欧洲中世纪文学产生联想， 为英语读者和中国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切入点。“我使用一个欧洲的词语， 是为了唤起一种联想：欧洲从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 和中国从唐到宋的转型， 其变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也存在深刻的差别。”[4]中世纪这一外来文化术语的引入， 要求读者以不同于以往的思考方式， 对中唐文学进行新的观照， 关注原本被人们忽视了的东西。

        宇文所安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不同于《初唐诗》或《盛唐诗》, 它不是按照年代顺序或朝代顺序撰写的断代史， 而是一部依据文学主题和类别把不同文本结合起来， 探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中唐文学问题。这不是一部传统的文学史， 它不是一幅包括大小作家的中唐文学全景图， 它是论文集。这部论文集虽不是标准的文学史， 却具有文学史的性质。宇文所安强调说：“用朝代的模式来思考文学和文化史当然是可以的， 但这一模式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假使我们换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可能是很不舒服的……我们却会看到我们以前从未注意到的因素……按照朝代进行分期的文学史， 是文学中的博物馆形式。我们已经拜访了很多这样的博物馆， 它们是我们整理阅读经验的熟悉模式。这种理解模式并不算坏， 但是只有从一个陌生的角度进行观察， 我们才能看到新东西。”[4]如宇文所安以“特性与独占”为章节标题， 对中唐作品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分析， 认为作家通过文本对物品的诗意占有才是恒久的占有， 其它物质等低级形式的占有则是短暂无常的。宇文所安对中唐诗歌的险怪诗派的分析， 对中唐技巧诗学的论述等， 都颇具新意。

        在《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一书里， 宇文所安对政治的晚唐和文化的晚唐进行了区分和界定， 使得他先前主张的文学史不等于朝代史这一观念进一步稳固。宇文所安还在晚唐诗歌研究中系统地引进了文本互文性和手抄本文化等重要元素。宇文所安以互文性为切入点， 对晚唐诗歌与之前和同时代的诗篇进行详实的文本关联性研究， 揭示了一个又一个文本家族及其来龙去脉。宇文所安还通过对唐诗手抄本的流通和保存的考察， 认为一切现存的唐诗和其它古代文献， 特别是那些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的文学和文化文本， 都是幸运的产物。我们并不拥有晚唐诗歌， 我们只拥有晚唐诗歌的幸存部分。宇文所安对白居易晚年诗歌和晚年生活的解读， 特别是关于白居易对“中隐”生活的向往和实践的论述， 都有独到的见解。宇文所安对李商隐的朦胧诗的考证及分析， 处处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洞见。

        宇文所安的其它诗歌论著如《迷楼》等， 新意跌出， 是融通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和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得力之作。众多中西文学文本被宇文所安汇集在一起， 以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为手段， 就文学的某一方面进行互释互证， 还就中西文学的共通性和差异性进行了深入讨论。难能可贵的是， 宇文所安在这些学术著作里适度改变了写作方式， 把形式复杂、读之乏味的的学术论文变成了“娱思”的美文， 即随笔散文。读者在感叹宇文所安文学研究中的新发现、新见解、新思想的同时， 也能饶有兴致地享受随笔散文带给他们的文学美感。

        宇文所安的唐诗史研究成就卓著， 已为学界共识， 他在中国诗歌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举世瞩目的地位。德国汉学家顾彬曾高度评价他， 认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和欧洲汉学家媲美的美国汉学家：

        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的新思想特别多， 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国家， 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 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 他在天上， 我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