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僧辨奸

严分宜未贵时，与敏斋王公读书菩提寺东院。一日，同阅《荆轲传》。至樊於期自杀处，严曰：“此呆汉也，事知济不济，辄以头颅作儿戏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复仇，杀身不顾，志可哀矣！”遂大哭。
又阅至白衣冠送别时，严复大笑曰：“既知一去不还，乃复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壮士一行，风萧水咽，击筑高歌，千古尚有余痛！”
继阅至囊提剑斫，箕踞高骂，严更笑不可抑，曰：“是真不更事汉。不于环柱时杀之，而乃以嫚骂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杰上报知己，至死尚有生气。铜柱一中，祖龙亦应胆落。”
一时，哭声笑声喧杂满堂。一老僧倾听久之，叹曰：“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测也。二十年后，忠臣义士，无遗类矣。”
后，王官中牟县令，颇有政声，而严竟以青词作相，专权误国，植党倾良，为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预知之，而不能救，殆佛门所谓“定劫”欤？
铎曰：“传言愚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乱臣贼子，皆聪明绝顶人也。是故，士不重才而重德。”
古典小说中反面人物的塑造，常流于类型化、脸谱化。在志人轶事的小说笔记里，更多有“恶则无往不恶”,“千部共出一套”的庸品。所谓“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的写法，实际上降低了反面人物典型形象的美学价值，成为小说之大忌。 自《金瓶梅》、《红楼梦》出，文风大渐，才使这种寓褒贬于形貌的传统得到了改变。在认识上，冲破陈腐的俗套，“任是无情也动人”;在创作上，秉笔直书，实录其事其人，“不敢稍加穿凿”便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清人沈起凤所著《老僧辨奸》(见《谐铎》卷十一)一文，在明清小说文风改革之际，堪称小巧的精品。称其小，亦不过四百余字；赞其精，在几个人物中，浓墨重笔的竟是“明代奸邪之冠”的严嵩，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清朝人要写明代人的轶闻，有不少优越的条件：一是离得近，二是史料多，有的更是耳闻目睹。且严嵩已盖棺定论，原是好动笔的。但是若仅仅描摹其形貌，杂以叙一二阴险奸诈事件，再斥以“专权误国，植党倾良”之类，虽然省心机，却已属俗笔。沈起凤别出心裁，从题材上单抉“严分宜未贵时”的一段寺院读书的轶闻，不加穿凿，以小见大已是出人意料，在手法上更极尽嘻笑怒骂，讽刺对比的工力，使人物维妙维肖，跃然纸上。为后世认识“青词严相”之奸佞，更添一毕现活脱的实例。
短文以严嵩与王敏斋“同阅《荆轲传》”为线索，将二人每读至关目要害之处所抒发的感慨、议论和见解，均如实叙写，一一录出，形成强烈的比较，由读者自去评定。借此勾勒人物的思想状态与内心世界，以展示其性格内涵、秉赋志向，使反面人物严嵩的形象真实可信。从而脱离了漫画式、定型化的窠臼，充分显示了人物典型的独特性。
描写侠胆义士的《荆轲传》自古传为美谈，只一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便唱尽慷慨与壮烈。后人每论起，无不击掌称叹。而严嵩读此书每有“奇”论，足以显其心志终是与众不同。全篇写严、王二人的见解有三处对比：首在“樊於期献颅复仇”处。王氏哭其“志可哀”,严嵩不以为然，反笑樊是痴愚的“騃汉”;读至“白衣冠易水送别”,严又大笑太子丹是“真下愚”,而王却为“千古尚有余痛”而大哭；继至“囊提剑斫”、荆轲事败“箕踞高骂”之时，严嵩更贬荆轲为“真不更事汉”而“笑不可仰”,王敏斋已“涕泗沾襟”,愈赞其“至死尚有生气”。三处议论均秉笔直录，对比鲜明而截然不同。严嵩一贬再贬，王敏斋一褒再褒。果然是针锋相对，句句都是显露心胸志向的肺腑之言。据史书载，“至严嵩为辅臣，守法度者，以为固滞；尚巧滑者，以为通材；励节介者，以为矫激；善奔走者，以为练事。风俗之坏，未有甚于此。”(《明史纪事本末·卷54》)所以有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斥“坏天下之风俗”以严嵩为首，上疏劾弹其负国、专权、叛君的十罪五奸(同上)。这一节文字全是白描实录的手法。出自王、严二人之口的三段言论，既生动形象，又具体自然，读来毫无雕琢之感，无疑是人物心声的真实流露。作者完全摒弃了对反面人物形貌、神色的着意刻划，紧紧抓住了三笑三哭的强烈对照。写严嵩之笑，起由一个“遂”字，点出其不以为然的乖巧和奸猾；继以“又大笑”,便揭示了严氏自以为是的狂傲与骄悍；进而用“更笑不可仰”,终将其以成败论英雄，唯求“私我”,一心“黜货嗜利”(《明史纪事本末·卷54》)的处世哲学暴露无遗。“遂、又、更”三字，由浅入深，彼此联缀，如剥笋抽丝，一步步逼得他现出原形来。人物的心理状态亦随着“笑”的越发疯狂尽兴而描画逼真。同时对比于哭的哀痛志节、入情入理，使得反面人物严嵩的性格特征在整个笑的过程中被浓缩和提炼出来，晾晒于光天化日之下，人物反而颇有光彩。
作者的运笔之妙，还在于层层递进的语言叙述对比之中，精心地融汇了自己的情感与憎爱。文中讽刺对照处处可见。看似不着一笔的人物形貌刻画，字里行间却响起弦外之音，为读者留下了多少揣摸和想象的天地。这“眼前景、口头语”发人起千般牵想，又实实在在，有根有据。文字简短而一波三折，笔触“语近情，含而不露”,作者毕竟显示出听其言、闻其声、见其景、想其神的文学运筹之妙。
沈氏描摹人物不空泛议论，多用言行。着力于人物对象的“自我表现”。写严、王寺中读书，不喧染不扩大，仅以“一时笑声、哭声喧杂满堂”作结语，不求枝蔓尽染，非但不使人唐突，倒令人生出无穷余味来。同时，巧借“一老僧倾听久之”所发出的一番评价，使作者的憎爱、是非得以直接的流露，如水到渠成，十分自然。充分体现了作者构思精当、剪裁恰到好处的功力。
正因为作者看到了严嵩三笑的背后，为振振有辞所掩盖的有所谓“济不济”、“通不通”的“理论”,实际上是严氏用以存身立事的信条。在沈起凤的眼里，“未贵时”的严嵩读《荆轲传》所表现的“乖巧与机警”,恰恰是其后世能“盘踞津要，盗窃宠灵，凡廿余岁”的预兆，果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篇末仿《史记》“太史公曰”的笔法以“铎曰”发出作者的感慨：真正的文人士子最珍重品行与道德的培养，这正是历来的乱臣贼子们所不可想象的。不可否认，他们常是“绝顶聪明”之人，而最终的祸国殃民却成患隐于“未贵时”。应当承认，这是“绝意仕途”的沈起凤对当时腐朽政治与仕途黑暗的悲愤，虽有善恶因果的思想因素，却是出自肺腑的心声。
小说的标题在文末予以点破。所谓“哭者人性，笑者真不可测也”实际是可测。“忠臣义士”或褒或贬，老僧已“辨”其廿年后，并又以二人后世结局应对所“辨”。将奸忠之分归于佛门定劫，不能不说是时代与作者思想所限，是属于应当被抛弃的糟粕之列。
全篇短小精悍，文辞生动凝练，选材与结撰上的奇特精当，尤其是对反面人物刻画更独具匠心，同作者的另一些“从既定的思想概念出发”的作品相比，图解人物的弊端已近于消失，或许，这正是这篇小说为人们喜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