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久不作

打开《全唐诗·李白卷》, 第一首， 就是这首《古风》。

 

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 战国多荆榛。龙虎多啖食， 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 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 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 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 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 众星罗秋。我志在删述， 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 绝笔于获麟。

 

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认为：这首《古风》反映了李白的文艺思想云云。

 

这样说当然也没错， 不过， 要是有可能与李白先生求教的话， 他未必会首肯， 更不会认同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士：具有责任感， 负有弘扬雅正之音的使命。虽然在这首诗中， 他忧心忡忡地呼吁“大雅”之作的出现， 洋溢着“拨乱反正”的精神， 但以他一生的文学实践衡量， 现在流传下来的900多首诗和几十篇文章， 他老人家也并不完全遵循这个准则， 更不会始终如一地在身体力行着了。

 

有人认为这是李白晚年的作品， 这是根据他引用孔夫子的话， “甚矣， 吾衰也”而来。我认为一个人到了真老的时候， 往往讳言其老， 而李白在61岁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 作为一个充军贵州的囚徒， 绝不是那么快活的， 不可能有兴致去研究文学动态。但这首诗， 也不会是他春风得意那一阵写出来的， 那时， 他在长安城里， 活得太滋润， 太优哉游哉，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哪还有心思顾及文学！我认为， 这首《古风》, 有可能是他天宝三年 (744年) 离开长安以后， 已经很失落， 但未很失败的期间写的。

 

写正统的诗， 他未必坚持正统。对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来讲， 要他做到绝对的皈依正统， 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 无异于精神的奴役。如果我们理解李白， 他在人格上， 更多的是一个悖背正统的叛逆者的话， 也许就不能苟同这首诗， 能够代表他全部的文艺观点了。

 

在文学史上， 凡大师， 无不处于矛盾和思想冲突之中， 李白尤甚。一方面， 对于利禄声名， 辉煌腾达的企羡之心， 对于立功当世， 以邀圣宠的非凡之想， 强烈得使他几乎不能自已；一方面， 又想浪迹天涯， 徜徉山水之间， 啸歌行游， 把酒赋诗， 及时行乐， 不受羁束。但世界上有几个真正甘于寂寞的文人呢？不过在口头上如此标榜罢了。唐代， 有许多在长安捞不到官做的文人， 假门假寺地要去隐遁， 可又不肯走得太远， 就到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当隐士。隔三差五， 假借回城称盐打醋的理由， 又跑到城里来窥探动静。

 

作家也好， 诗人也好， 安份者少， 所以， 李白也不例外。总是在山林间， 不为世知， 也不是办法， 当苦行僧， 没得酒吃， 嘴里淡得出水， 诗写得再好， 若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 也是白费功夫。于是诗人急了， 早先， 他就给荆州刺史韩朝宗上书自荐：“十五好剑术， 偏干诸侯， 三十成文章， 历抵卿相， 虽长不满七尺， 而心雄万夫”, “请日试万言， 倚马可待”, 何“不使白扬眉吐气， 激昂青云耶”, 渴望之情， 溢于言表。后来， 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 自抒胸怀， “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抱负之大， 就更不得了。

 

这就是诗人的狂放性格了， 太充分的自信， 与吹牛相差无几。不过， 就算是吹吧， 你也不能不为这位大诗人， 吹得那份大气磅礴， 地动山摇而服气。反观近来那些口出狂言， 以为语惊四座者， 相比之下， 恐怕只能等于阳萎患者偶尔勃起的小意思罢了。

 

别看李白急切地想建功立业， 报效朝廷， “南风一扫胡尘静， 西入长安到日边”, 但是， 他心灵深处那压根儿的反潮流，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是他永远也解不开的矛盾。最后， 他连唐玄宗的文学侍从， 供奉翰林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 也干不下去。本来李白一门心思， 参政议政， 以为从此大显身手， 大展雄图， 谁知李隆基却只要他写诗， “云想衣裳花想容”, 哄杨贵妃开心而已。

 

在帝王眼里， 奔走宫廷的御用文人， 与华清池搓背擦澡的小太监一样， 不过是侍候人的。被贺知章捧为“谪仙人”的李白， 怎么受得了这种“倡优同畜”的待遇？终于打了辞职报告， 卷起铺盖， 告别长安。也许， 他未必真心想走， 说不定一步一回头， 盼着宫中传旨让他打道回朝， 与圣上热烈拥抱呢！我们这位大诗人， 在兴庆宫外， 左等不来， 右等不到， 只好撅着嘴， 骑着驴， 出春明门， 东下洛阳， 去看杜甫了。

 

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 在野与在朝， 又想吃， 又怕烫， 要不吃， 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 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待见， 不放心， 断不了收拾， 甚至杀头的原因。

 

所以， 李白这首《大雅久不作》, 只能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来看。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 也将他的这篇作品， 与他整体创作， 区别开来。“太白诗纵横驰骤， 独古风二卷， 不矜才， 不使气， 原本阮公， 风格俊上， 伯玉《感遇诗》后， 有嗣音矣！”

 

“矜才使气”, 才是诗人李白的创作和为人的风格。我们谈作家， 谈作品， 一定要区别其复杂性， 具体性， 多义性， 特殊性， 采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方法， 往往难中鹄的。每一个作家， 都是他自己， 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作家与作家之间， 异同之处， 应该要大于相同之处。作家自己的作品与作品之间， 也应该如此才好。一个与别人过于相同， 与自己过于相同的作家， 我敢肯定， 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

 

但是， 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们， 无论是拼命染黑头发、不甘过气的名流前辈， 还是刚长出小胡子、作深沉状的新锐先锋， 无论是用耳熟能详的老语言， 还是用佶屈聱牙的新词汇， 来分析作家与作品时， 总是习惯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考量方式， 对于这类执行“六经注我”政策的先生们， 实在令人好不痛苦。

 

于是， 不禁使人想起希腊神话里那个达玛斯忒斯。

 

这个拦路大盗， 可真是厉害， 谁要不幸住进他的客栈， 比落到《水浒传》里那孟州路上， 十字坡旁， 母夜叉孙二娘开的人肉包子店里， 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凡住进他黑店的客人， 个头长于铁床者， 截短；短于铁床者， 抻长。我不知道当下这班评论家和研究者， 怎么得到达玛斯忒斯的衣钵真传， 以铁床逻辑行事的。反正， 在新时期文学中， 一些被尊之为“爷”一级的评论家， 那种扬之即生， 抑之则毙的霸道， 恐怕就是达玛斯忒斯铁床的极致表现了。

 

由于纳入这种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 李白这首对于文学状况的不怎么满意的诗， 一下子就有点“高瞻远瞩”的味道了。其实， 这首《古风》中写出来的：“圣代复玄古， 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 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 众星罗秋”的颂德词句， 应该看得出来， 诗人一方面借重官方， 加大他对于“大雅久不作”的批判力度；一方面也有讨好主流意识的用心在。以求赏识和冀得擢用， 一直是李白的致命伤， 否则， 他不至于站错队， “为君谈笑静胡沙”, 去为野心家永王璘效力， 而流放夜郎了。

 

在这首诗中， 只有这两句：“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 可称诗胆， 也是李白写这首诗的主旨。编《唐诗别裁》的沈德潜， 在选用这首诗后， 特地加了个注：“昌黎云， `齐梁及陈隋， 众作等蝉噪'。太白则云， `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 是从来作豪杰语。”说明他认同这个看法， 但是又注了一句：“`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谢眺楼饯别》云：`蓬莱文章建安骨', 一语可证。”他引李白自己的诗， 把建安诸子区别在“绮丽不足珍”之外， 实际上， 这位曾是乾隆御用文人的沈老夫子， 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韩愈的观点。

 

自古以来， 在文学领域里， 雅正之声和绮丽之音， 这两种思潮的抵牾， 孰高孰低， 孰轻孰重， 一直是争议的题目之一。在李白以前的半个世纪， 陈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的怅惘；在李白以后的半个世纪， 韩愈的“齐梁及陈隋， 众作等蝉噪”的否定， 都证实了从两晋南北朝， 直至隋一统的三百多年间， 绮丽之音， 愈趋侈靡淫巧， 浮艳颓废， 致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 丧失生机。正如有些人玩文学， 玩到最后， 把自己也玩进去一样；看来， 李白的“大雅久不作”, “绮丽不足珍”, 显然是有感而发。

 

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 “甚矣吾衰也”, 说自己老了， 没有力气写大作品了。但是， 他的意思很清楚， 文学不能尽是风花雪月， 吹拉弹唱， 男欢女爱， 床上功夫， 更需要像《诗经》中《大雅》那类具有史诗性质的宏篇巨制。要是好久好久没有出现这类严肃的、认真的、深切的、有文学价值的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 是无法向时代交待的。

 

所以， 他在诗中表决心， “我志在删述， 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 绝笔于获麟。”要以孔夫子著述《春秋》的严肃， 整理《诗经》的热忱， 重塑时代的黄钟大吕。诗人虽是这样表态， 但也不妨碍他去写：“春风不相识， 何时入罗帷”, “玉阶生白露， 夜久侵罗袜”等玲珑剔透的小诗。雅正之声不可或缺， 绮丽之音不可偏废， 这两者， 其实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周作人， 只有沈从文， 只有张爱玲等几位顶尖的“红人”, 能支撑得住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吗？这几位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态的鼓吹， 而成神成圣的作家， 在他们笔下的20世纪前半叶， 除了精致的绮丽之音， 诸如绅士闲适， 墨客雅兴；男情女欲， 悲欢爱仇；香奁脂腻， 帘卷春色；小草小花， 青山绿水外， 还能给读者什么呢？一部没有了鲁、郭、茅， 没有了巴、老、曹的现代文学史， 拿在手里， 还会有多么重大的份量呢？

 

在进入21世纪， 开始一个新的千禧年的时候， 重新读李白这首“大雅久不作”, 不知为什么， 倒颇有一点耐人思索之处。尤其在“吾衰竟谁陈”的感慨中， 透出诗人对于文学状态那种深深的遗憾， 还带有一些无奈， 不能不感到一种震动。

 

历史， 有时会不厌其烦地重复， 文学史也同样， 有时会呈环行状态的运动方式， 走了一大圈弯路以后， 又回到始发点。在上一个千禧年来临的时候， 公元1000年， 算起来应该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 简直令人不胜讶异， 唐以后的梁唐晋汉周， 又重蹈两晋以后的宋齐梁陈隋的覆辙， 等于重新拷贝了一回。“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谁陈”的局面， 又一次出现。1000年的中国文坛， 不免显得荒芜冷落。说是空空如也， 有一点委屈时代， 说是不甚好的年景， 或许更接近事实。比之两百年前， 李白、杜甫的盛唐， 比之一百年前， 李商隐、李贺的晚唐， 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 也就够后人眼花缭乱的了。但第一个千禧年钟声敲响的那刻， 翻开中国文学史， 宋之初， 可堪称道的作家和作品， 屈指可数。

 

“唐之文， 涉五季而弊。”《宋史》的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五代时以华艳词藻写男女情事的作品， 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那些旅愁闺怨， 合欢离恨， 轻狂冶游， 燕婉情私， 也差不多写到尽头了。北宋初期的诗文， 仍受五代影响， 没有什么起色， 也很正常。文学进入了低潮期， 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 大约过了半个世纪， 公元1050年， 到1100年， 便出现以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 以及苏轼等为代表的北宋文学辉煌期。文学的断档， 倒有可能正是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积蓄力量的时期。

 

我在想， 当代中国文学， 经历改革开放20年来， 各式各样的实验和尝试以后， 成绩不可不说是伟大， 收获不可不说是丰硕。其中， 绮丽之音这部份， 似乎也到了淋漓尽致的田地， 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写， 不敢写， 和不会写的。相比之下， 大雅之声这部分， 也就是史诗式的不朽之作， 还在人们殷切的期待之中， 望眼欲穿。坦率地讲， 像唐宋八大家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巨人， 像唐诗、宋词那样千古传诵的名篇， 能与之相比拟的当代作家和作品， 一时间， 竟不能屈指数来， 还是很令我们后人感到汗颜的。

 

然而， 在新人辈出， 后来居上， 总结经验， 开拓未来的年代里， 没有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 宋齐梁陈隋也罢， 梁唐晋汉周也罢， 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不宁， 战祸相继的年代， 这期间的文学史出现空白， 断档， 走弯路， 是不以为奇的。如今， 民族腾飞， 国家复兴， 那么， 与之相称的“盛世文章”, “汉唐景象”, 也是自然而然必将到来的事情了。因此， 在这千载难逢的盛节里， 真诚期望第二个千禧之年， 带来中国文学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