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的召开和进步党的组建

袁世凯虽一心想以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人，对国会与政党政治本无兴趣，但为笼络人心和保证他的武力统一计划的顺利进行，他暂时采取了克制与容忍的态度，并极力支持梁启超并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以争取政治同盟军。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遵袁世凯3月19日通告，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这天风和日暖，街市遍悬国旗，自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众议员五百零三人，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典礼开始，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志敬。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并公推议员中年事最高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就席后，首先委托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代行宣读开会词，继请袁世凯特派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登台致贺。梁代袁致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1]!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更增加了北京国民党议员以合法斗争解决“宋案”的幻想，致使“二次革命”爆发时，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仍稳坐国会主张“法律解决”,只有少数议员毅然南下讨袁。
随着国会的开幕，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大政党以国民党为一方，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另一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2日，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四党商定2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25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并援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有记名投票法分别互选。结果国民党议员张继、王正廷当选为正、副议长。次日，众议院在共和等三党议员的坚持下，改采无记名投票法选举议长，民主党汤化龙获二百七十二票，超过国民党吴景濂六票，但因未过投票总额半数，依选举规则，应由二人决选解决。经28日、30日两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副议长续于5月1日选出，共和党陈国祥当选。
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2]。但是，它与临时参议院一样，毕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代表着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和革命先烈们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进步意义。
国会开幕大大加速了进步党的成立。进步党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成，实际领袖是梁启超。三党合并的计划虽是梁一二月以前提出的，但其构想却早在上年初便形成了，并为实现这—构想作了长期努力。当时，由于同盟会革命主张的胜利，多年来一直为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的立宪派人士普遍陷入“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的窘境。为了继续对抗同盟会，他们以为唯一的出路是与袁世凯结成同盟。为此，1912年3月24日，梁启超向袁提出：共和国体下，“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并建议他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来的分子，组织一个所谓“健全之大党”,以与同盟会为“公正之党争”,使“彼自归于劣败”^[3]。袁世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欣然接受了梁的献策。他复函梁说：“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4]并托张謇为梁归国问题向南方革命党人代作“疏通”^[5],以期他能及早回国将此计划付诸实行。
这年10月8日，梁启超应袁世凯电召由日本回到天津。其时，同盟会已联合统一共和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成了党势澎湃、莫能禁御的第一大党。共和、民主两党为抵制它的影响，虽正在谋求合并，但成效并不显著。因此，梁启超回国后的第一个行动是积极推动两党合并成功。梁的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他答应为新党提供活动经费二十万元^[6]。在梁启超的积极活动下，两党很快达成合并协议，共同议决新党举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退居干事，准备于一月之内成立发表。为消国民党之忌，梁又通过舆论工具故意放风说合并“难成”^[7]。
但是，这次眼见“必成”的合并，事实上并未成功。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与当时形势有关。随着侵犯中国主权的《俄蒙协约》的披露，自11月上旬起，举国上下都在抗议袁政府对俄妥协投降。在此形势下，共和、民主两党对公开合并附袁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他们反不受梁启超约束，联合发表通电，宣布政府十大罪状，以争取主动。其二则涉及两党权力加减问题。当时，举国正准备国会大选，共和、民主两党皆欲借此造成自己的优势，以作合并时向对方索价的筹码。特别是民主党，更有它自己的如意算盘。它预计各省大选结果，当选者必定前清咨议局议员居多，而前清咨议局议员又因历史关系大多将参加民主党。这样，它就有希望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议席，不仅战胜国民党，且令共和党也黯然失色。正因如此，所以两党皆对合并渐形消极，甚至有根本“反对合并者”^[8]。梁启超无可如何，一气之下于1913年2月24日加入了共和党。
然而，截至2月24日的大选结果，不仅民主党仅得约三十席，即获得二百四十余席的共和党也同样不能独占国会多数，而国民党反处于二百六七十席的领先地位。事实证明除非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而为一，将难与国民党对垒。此外，国民党大选获胜，使袁世凯对“健全之大党”的需要也更为迫切了。他意识到不赶紧组织一为己所用的大党，就不能有效控制国会。为此，他要求政见本属相同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以国事为重，速求合并成功，以扩大影响力。这是3月中旬梁启超组党活动出人意外地获得“大进步”,由谋求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发展到三党合并达成“定议”的主要原因。三党合并后的新党拟举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分任协理，梁决定于3月19日入京，然后正式发表。
但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全国舆论集矢袁世凯，梁启超也备受责难。三党部分党员为避免国民党之忌，又多不欲举袁世凯为总理。三党内部对合并后的组织形式与干部配置仍纷争不已，共和党主张总理制，由黎元洪任总理，梁启超任协理，汤化龙和孙武分任政务部长和党务部长，而民主党为提高汤化龙地位起见则仍主理事制，由黎任理事长，梁、汤、孙并列为理事。这样就使刚有“定议”的三党合并计划重又搁浅。袁世凯为减轻国民党对三党合并的压力，一面宣布他暂不入党，一面通知梁启超“暂缓入京”。梁启超虽不满于“民主党诸人所为”,愤愤不平地对他的女儿说：“民主鬼吾恨之刺骨”^[9],并欲公开宣布“不复与闻党事”^[10],以要挟民主党人。但面对国人的反袁情绪，也不得不改采“半消极半积极”的态度，准备辞去“协理”之职，别设进退裕如的“参事长”以自任。
但是，当时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也是不会长久的。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11]。兼以正式国会即将开幕，由于“形式之分立”和“步伐不能如军队之整齐”^[12],三党在议院的多数并未形成。所以三党合并的步伐反较前加快了。4月2日，梁启超为“合党事”在袁世凯所派马队、宪兵、探访队的严密保护下赶往北京。经与各方反复磋商，决议于16日举行三党党员联谊会。届时，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速求“合并成功”。梁启超指出：“三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他呼吁：“为三党计，为敌党计，皆宜三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13]经此次大会后，三党意见渐趋统一，于25日正式签订合组进步党的协议书。5月3日，三党本部联电各党交通处，报告各党本部审时度势，已决议合并，一旦筹备完成，即开成立大会，希各支分部先行接洽合并。15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28日，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9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
进步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九人为理事。另由理事长、理事共同推举各地重要党员阿穆尔灵圭、张绍曾、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朱瑞、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翙、程德全、陈国祥、徐勤、庄蕴宽、汪大燮、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等人为名誉理事。其本部下设政务、党务二部，分别由林长民、丁世峄任部长。该党遵循梁启超制定、袁世凯批准的组织原则，以“旧立宪党”和“旧革命党”中的变节分子为中坚，同时也不拒绝“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入党^[14]。它的支分部遍布全国各省区，大多数相应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支分部改组而成，也有少数是本部特派员在各省区地方当局支持下建立的。鉴于国会大选时华侨“全败”的教训，它还专门派出特派员前往南洋群岛各华侨集中地发展组织，以争取海外华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以上事实表明，进步党是在袁世凯直接操纵下成立的，它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与进步党人联盟关系的正式确立。
进步党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它成立后，即宣布其党纲是：1.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2.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3.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这个党纲虽也笼统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法赋自由”、“平和实利”等纲领，但最根本的是第一条。这第一条究竟是什么意思，参照一下进步党的其他声明和主张就清楚了。进步党曾反复声明：它“以国家之生存发达为目的”^[15],其“唯一之希望在国家不致糜烂，大局不致忧乱”^[16]。它以“稳健派”、“建设派”自居，凡事主张“从和平改革入手”,断然摒弃任何“推翻现状”之举^[17]。它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暴烈派”,实行“暴民专制”,抱怨袁世凯对革命派“含糊敷衍”^[18],镇压不力。由此可见，进步党所要建设的“强善政府”就是一个抵御“暴民专制”的政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过是袁世凯政府的代名词而已。
正因如此，所以进步党极力为袁世凯一手制造的宋教仁血案辩护，声言“宋案确与政府无关”^[19],并捏称“系同盟会人自屠”^[20],“真主使者，陈其美也”^[21]。直到6月15日，宋案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它仍一面主张“法律解决”,一面散布赵秉钧是否“有罪”,尚待“证明”。至于袁世凯违法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因袁已允诺以部分回扣“作该党费用”^[22],自然更为它所竭诚拥护。4月26日，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发表反对违法借款通电后，参议院的进步党人即于5月3日向张、王提出质问，并由丁世峄等八十七人发表通电，声明张、王26日通电“业由张、王二君当院声明纯系个人私电，与参议院无涉”^[23]。接着，为了“证明”袁世凯并未“违法”,汤化龙等四十八人又以前参议院议员身份通电全国，说“此项条约，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24]。当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提议将善后借款咨请查照备案的咨文咨还袁政府时，进步党议员们一面大造舆论，鼓吹“政府为不违法”^[25],攻击国民党“反对借款即是破坏民国”^[26];一面又以暗中退席、制造不足法定人数的手段，阻挠国会表决通过。据坚决反袁的《中华民报》揭露：除此之外，进步党议员还相约以下列办法阻止国会表决此案：1.如遇国民党议员发言，“即大起喧哗，必使其不得发言而止”;2.要求袁政府“概不发给”国民党议员“本月之津贴”,“使其穷困无聊，必为三党所用而后已”;3.如暗中退席和上述二法均无济于事，“即以激烈手段对付”^[27]。5月13日，它甚至顾不得进步党尚未正式宣布成立，即迫不及待地以进步党名义发表通电，公开申明善后借款“在实质上本无可议”,“我党在两院势难坐视，不能不据理力争”^[28]。
此外，进步党虽口口声声说它深惧“戎马生郊，地方糜烂”,但对袁世凯的武力统一政策却从无异词。对于北洋军的备战活动。它早有所闻，5月2日，梁启超就在给他女儿的一封信中说过“此次战祸必不能免”,并表示过完全支持袁世凯发动一场消灭南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战争。为此，战争爆发前，它多次在国会提出质问书，责问袁政府对李烈钧、柏文蔚等所谓“违抗中央、破坏民国”的种种举动，“畏首畏尾，日事敷衍”,强烈要求袁世凯“执行约法，不可稍缓须臾，以致养痈贻患”^[29]。战争爆发后，它指控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30],并接连两次召开特别会，“讨论维持国家之计划”。会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当此国家多事之秋，本部必须有以自见，始不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之本意，本党党员务望逐日拨冗至本部互相讨论，共筹良策，以各尽一分子之义务”^[31],并决议：1.由汪荣宝起草《咨请政府征伐叛徒建议案》,即日提交众议院议决；2.同意由熊希龄代替赵秉钧组阁，以巩固中央政府；3.取消程德全、陈炯明进步党名誉理事资格。与此同时，它还两次发表通电，一面极力为袁世凯开脱罪责，一面号召国人明辨所谓“是非”,叫嚷“有效逆者，当共殛之”^[32]。至其参、众两院议员即在国会再三要求袁世凯采取坚决有力的“戡乱”措施，并屡次提出诸如《请惩罚破坏国宪扶助乱党之韩玉辰案》、《请拿捕张继案》之类的提案，以打击国民党。关于进步党此时的所作所为及其作用，该党名誉理事、广东支部长徐勤事后曾供认：进步党“当时通电各省，日用电费至八万余元。并各言论机关，随处发挥拥护政府，群疑乃释”。又说：“平乱之功，固由赳赳者之奋勇有以致之，而鼓吹舆论，团结人心，以为武力之后盾者，非他人实吾党也。”^[33]以上事实说明，袁世凯在争取同盟军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