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选举副总统问题上的斗争

西方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除了总统外，还设有副总统一人，以便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总统代理。按照1913年10月4日袁世凯政府时宪法会议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七条“副总统之选举，依选举大总统之规定，与大总统之选举同时行之”的规定^[1],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还有一个副总统问题有待解决。
副总统在法律上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民国以来历届政府惯例，使副总统无形中成了第二任大总统的有力候补者，特别是这个席位的选举又与当时的南北和战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副总统人选问题也很为人们关注。如果说，总统选举，意见还比较容易趋于一致，进行得还算顺利的话，那么副总统选举，情况就复杂得多，分歧和困难要大得多。围绕着副总统的产生问题，直皖以及其他各个派系之间勾心斗角，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副总统候补者除冯国璋、段祺瑞外，还有曹锟、张作霖、倪嗣冲也跃跃欲试。为了谋求同南方的妥协和平，梁士诒等还主张将此席让给广州军政府的岑春煊。
1918年二三月间，徐树铮等曾同张作霖接洽，答应举他为副总统，以换取他出兵关内压迫冯国璋，支持段祺瑞再次出来组阁。张作霖自然为之心动，因此对徐有求必应，成为主战的段内阁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遂以此身投入段派与西南各省及冯总统战争之旋涡”^[2]。
5月底6月初，曹锟因对徐树铮的专横跋扈不满，同时吴佩孚在攻克长沙、衡阳后即按兵不动，主张与南方言和；加上此时国会选举开始，总统及副总统人选有待确定，他便以养病为名，从长沙返回天津。支持曹锟的张怀芝，也将他设在汉口的援粤司令部撤退，径行北上。曹锟对副总统一席，也是有意染指的。他擅自从战争前线撤下来，倾向主和，就是对段祺瑞、徐树铮的一种要挟。当时报纸披露说：曹张“二人北返动机起于曹欲得副总统，张欲得总理，在汉口时已经决定。惟欲得之，不可不要挟当局，欲要挟当局，不可不有一种表示，此曹氏主和之所由来”^[3]。
曹锟抵津后，徐树铮亦追踪而至，极力劝他继续主战。徐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上钩，答应只要他南下继续主战，将来此席即可给他。6月12、13日，曹锟、徐树铮、张怀芝、龙济光等在天津开会，就南征和国会选举问题交换意见。就在这时，徐树铮在天津诱杀了直系主和派的领袖人物之一陆建章。6月15日，张怀芝晋京，向冯国璋、段祺瑞报告了天津会议情况。17日，张在刑部街陈宅开会，提出曹锟当副总统最为适宜^[4]。段祺瑞对徐树铮举曹锟为副总统以争取他主战南下的主意表示完全赞同。冯国璋也不反对。徐树铮当即派人赴奉天向张作霖疏通。6月17日，徐给曹锟之弟曹锐的密电中说：“三哥(指曹锟)事，芝揆极所赞助，即属弟转知各同人分头进行。奉省本有接洽，弟暂无须前往，已托邻葛(杨宇霆)兄夜车遄返。知念特闻。三哥勋誉在人耳目，谅易得当也。”^[5]6月20日，北京政府即发表了委任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的命令，这是段祺瑞稳住曹锟，提高他的身价，以便将来举他为副总统的策略和预定步骤。
但是，曹锟回津后，南方派人士也频繁出入曹邸，竭力拉拢他^[6]。主和派的梁士诒、张绍曾、周自齐、张耀曾等人，乘机向曹锟进言，晓以“未来之利害”^[7],劝他不要上当。因此，曹锟在津“优游坐镇，沉机养望”^[8],“不但不南下，反与长江督军秘密运动，调停南北”^[9]。倪嗣冲、李厚基、杨善德等相继发电到津，催促曹锟起节南下，甚至一日数电，“措词紧迫异常”,曹一概搁置不理。徐树铮在津多方敦促，并曾婉托某要人向曹锟催问行期，曹回答说：“徐副司令何日起节，余定附骥尾。”^[10]7月下旬，北京又派员前往天津恳劝，曹复电说：“病躯屡承慰问，感激奚如，本应早日成行，藉纾南顾之忧。但现虽逐渐减轻，而精神一时实难复元，医云须静养为宜。”^[11]曹锟打定主意，在副总统确有把握并拿到手以前，他绝不南下，“轻离根据地，致失其操纵之能力”^[12]。
7月28日，张作霖由奉天到达天津，倪嗣冲也于此时到津。7月31日，曹锟、张作霖、徐树铮、倪嗣冲、王揖唐、张怀芝、鲍贵卿等在天津曹家花园开会，除讨论军事，请曹锟南下，继续对南作战外，还决定举徐世昌为总统。副总统问题，曹锟、张作霖表面上为了避嫌，互相推让，其实心里都是“当仁不让”。原来张作霖到津后，确知段派又将副总统席给了曹锟，大不高兴，认为自己威名及其对段内阁之功绩不在曹下，宣称要将南下奉军“移回京津，以践原议，并履行某要人(指段祺瑞)亲笔函之成约”^[13]。曹锟鉴于张作霖插了进来，也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受人推戴，“至南下与否，并不以此席之得失为衡”^[14]。徐树铮很尴尬，打电话报告段祺瑞，段即电倪嗣冲，请他从中斡旋。倪在张曹之间“往返婉劝”,并提出副总统一席留待“征南有功者”^[15],实际上仍然是以副总统作为征南之交换条件，张作霖才没有提出异议。后来有人提出请段祺瑞出任副总统，除徐树铮未表示意见外，大家都表示赞成。但段本人对这一没有实权的职务，丝毫不感兴趣，不愿意担任^[16]。段派最顽固的主战分子倪嗣冲也想当副总统，并用金钱进行活动^[17],但他的资望相距甚远，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没有多少人理会他。因此，这次天津督军会议没有就副总统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按照1913年10月6日选举袁世凯为总统之次日(7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之成例，徐世昌当选总统之次日，即9月5日，应行副总统之选举。因此，8月底9月初，北方各政派及国会参众两院，就副总统选举问题进行了紧急的磋商。
奉系想举张作霖为副总统。9月3日，奉军张作相有一电致刘恩格，大意是说：副总统人物如有预定之时，务希电知奉天，以免将来有所可否^[18]。弦外之音，可知张作霖的意旨所在。因此，国会中刘恩格一派主张选张。但安福系议员前因张作霖强迫选举刘恩格为众议院副议长，恶感很深，绝对不赞成^[19]。安福系拟举段，“以抵制徐世昌之和平政策”^[20]。因段祺瑞不愿当选，多数又主张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但需曹锟南下督战作为交换条件。梁士诒的旧交通系和梁启超的研究系又表示反对，他们主张仍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安福系同冯处于反对地位，自然也不赞成。冯表示不愿意得副座，最好举西南方面人士以息内争，梁士诒建议举岑春煊，长江各督也表示赞成。但段派决不能同意将副总统让给自己的敌人。各派意见分歧，互不让步，无法统一起来。因此，多数人主张副总统选举暂行从缓，等总统选举后，待各方面徐徐疏通，意见比较趋于一致后，再行选举。
由于8月31日两院联合会已作出9月4日选举总统、5日选举副总统的决定，故9月5日仍开了副总统选举会。是日到会参议院议员仅二十九人，众议院议员五十九人，离法定人数相差很远，选举会不得不中止。接着开谈话会，决定6日开两院议员联合谈话会。
9月6日，开两院会，出席者三百余人，会上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主张共分三派：第一派认为，依照民国二年成例，以选举总统之翌日选举副总统，5日为选举副座之期，既不足法定人数，则按日顺延，直至举出为止。第二派认为，鉴于各派对副总统人选问题意见不一致，势不能如期选举，与其徒事迁延，不如先事疏通，然后定期决选，既无背乎法律，也有当于情势，因而主张缓选。第三派认为，南北纷扰，大局不定，主张从全国着眼，留副座一席，为南北妥洽时留伸缩之余地，或虚位以待和平有功者^[21]。讨论结果，多数主张缓选。最后决定于相当时期选出，大概期限以10月10日总统就任之前为准。
张作霖看到副总统无希望，于是要求设东三省巡阅使，并由他来担任。9月初，段派致电张左右，探询张对副总统一席的意向，嗣得复电说：“雨帅无一定要此之意，惟前日所谈之事，政府若能从速发表，雨帅亦颇满意。”^[22]因此，9月7日，北京政府发表了特派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命令。这是段派疏通张作霖的一种做法。冯国璋、段祺瑞都宣称不就副总统，张作霖又表示愿意退出，这样只剩下了曹锟。曹锟因对安福系迫他先行南下作为交换副总统的筹码不满，同时受前线主和将领的影响，于9月中旬发表通电，表示厌弃主战政策，倾向主和。此时，段派由于其主战政策和国会选举受到吴佩孚和西南的不断抨击和严正挑战，惟恐曹锟也倒向主和派一边，导致局面不可收拾，于是一致决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并从速举行选举会，希图以此稳定曹锟，并进而和缓吴佩孚，团结北方，挽救时局，继续进行对南战争。
9月30日，国会参众两院开会讨论选举副总统日期问题，决议10月5日开两院联合会协定正式选举日期。10月5日，两院联合会决定9日开副总统选举会。
10月初，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向段祺瑞报告副总统选举问题，段向他们表示：“予闻两院诸君颇欲举予为副总统者，在议员诸君此种意思实属厚爱，但予最初对于副总统一席，已迭次表示绝无希冀意思。总统之选举为国会之大权，他人毫无干涉余地。惟予个人意思亦无妨向议长声明，冀得转达议员，以备讨论此问题之一助。予对于大局，始终主战，贯彻到底。本年亲统大兵南行，平荆襄，下长岳，使既失之湖南得恢复者，实曹使一人之力，厥功甚伟，未可磨灭。议员诸君倘能注重国家奖劝有功之意，推曹经略使以此席，则实为至当。希将此意代为转达，则厚爱于予者，或不至有以此席相强也。”^[23]随后又致函梁、王说：“曹使督战湘中，功绩昭著，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当选副座，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24]
但是，梁士诒和以他为首的旧交通系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研究系也不赞同，决定如10月9日进行选举，他们的议员一致不出席。一些主张选冯国璋的江苏籍议员，也表示要进行抵制。梁士诒恨徐树铮专横跋扈，旧交通系此时组织了一个侨园俱乐部，已经与安福俱乐部完全决裂。他们不同意举曹锟，一方面固然是认为曹的功业一无足取，对他任副座，许多人不以为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南北之间的关系和全国和平统一考虑，实际上是反对段祺瑞、徐树铮的一种方策。因梁主张与西南携手言和，副座一席留待西南较为有利；如果曹锟被选为副总统，他就会督师南下作战，这意味着段派主战政策的胜利，无异堵死同南方的和平通道。梁士诒当时致北洋各督军的信中，列举了他不同意选举曹锟为副总统的三点理由：
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则北洋系固结可期。士诒忝厕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固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然士诒爱北洋系，而尤爱国家；且爱国家，即所以爱北洋系也。夫主张速选，以固结北洋系者，惟知北洋系，而不知因此足令国家分裂。曷言乎国家分裂？今日大总统已下令劝和，全国士商，多求罢战，是和平统一已为全国心理所同趋，苟无意外之阻力发生，则和平统一，当可告成。今若速选曹使为副座，则全国士商不免大起猜疑，将谓中央又复主战，而西南人士必以为故表对敌之意，是使已熟之和平，终于无果。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一也。西南对于主座之个人，本是同钦共仰，惟对于主座之选举，犹以违法相攻，今若选曹使为副座，则彼等必合个人与选举而并攻之，其终也必至危及主座，若是则政局愈纷，去和平统一愈远矣。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二也。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己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三也。有此三理由，故士诒终始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25]
当时舆论剖析说：“对南问题又于副座有绝大关系，万一北方同时将正副两总统全行选出，则南方必更气愤，执法律问题以进与北方相角，而统一之势，必多一层障碍。”^[26]研究系及无所属议员的想法，适与旧交通系的观点相吻合^[27]。还有，自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旧交通系为武人势力所压迫，以曹汝霖、陆宗舆为首的新交通系渐渐崛起，霸占了交通地盘，梁士诒心滋不满，如果国会选出曹锟，则武人势力如虎附翼，己派势力更无从发展。梁派为自身利害计，也不得不倾全力予以打破。梁士诒为了消除曹锟的嫌隙，不使因选举副总统问题对自己衔恨在心，事先曾告诉曹锟，说他反对速选，并不是反对曹本人，而是为了促成南北和议。
梁士诒是个诡计多端的人，连徐树铮都自认不是他的对手。此前不久(9月间),梁士诒还耍了一个花招，他改变主意，反而运动段祺瑞为副总统。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举曹锟之成议不得不变，以便惹起曹的反对，使段内阁早日塌台。
不同意曹锟为副总统的，还有一部分主战的安福派议员。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曹氏虽口称服从中央，而实则盘据保定不肯进战，实非良善军人，决不举彼。”^[28]
除了上述国会中一部分议员持否定态度外，直系长江三督基于想同西南和平妥协，以保存和发展己派势力的相同理由，也主张缓选副总统，反对曹锟当选。10月初，苏督李纯托人捎信给徐世昌说：“徐总统如赞成和议，则副总统不妨缓举，留此一席以为议和之一种条件。”^[29]10月8日，由李纯领衔，长江三督又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表示：“若必欲强行推举曹氏，则长江督军当连袂而不承认副座。事若至此，则大势所趋，至不得已之时，竟逼于独立而否认徐氏之总统，亦在所不惜。”^[30]
是否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之争，变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的斗争，它是南北斗争和直皖斗争的一种表现。
按《总统选举法》规定，副总统选举和总统选举一样，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始为当选。照当时情况，只要有一百名议员不赞成曹锟，选举就不够法定人数，副总统就选不成。梁士诒的旧交通系一派议员有五十余人，并能影响一部分人，研究系(包括宪法讨论会)议员有五十二人，梁之赞成与否，具有决定作用。“副总统会之能否成立，以梁士诒及其部下之向背决之。”^[31]因此，安福系竭力拉拢疏通梁派，梁则虚与委蛇。
10月9日上午，在象坊桥众议院举行副总统选举会。出席众议员二百四十六人，参议员九十二人，合计三百三十八人，不足法定人数四十余人^[32]。梁士诒建议缓选，但安福系反对延期，辩论结果，决定下午继续开会。下午续会时，仍不足法定人数，安福系用汽车和电话到处请议员出席，“无有应者”,致选举会流产，决议16日再开选举会。是日缺席议员，旧交通系及研究系实占其大半。会上安福系议员痛斥梁士诒故令议员缺席，借以阻挠副座产生，并大骂不出席议员“丧心病狂，别具肺腑”^[33]。
会后，安福系与梁派各坚持自己的主张，暗中进行了剧烈的斗争。王揖唐遣人向各议员威逼利诱选举曹锟，宣称：“不然，国会将遭解散。”^[34]安福系在其所办报纸上大肆攻击梁士诒“昧良负义”,指名直书，不复遮掩。梁毫不退让，他劝安福系中止选举副总统，说：“勉强必无良果，否则惟有辞议长。”^[35]梁派《民福报》痛诋安福系《新民报》,揭其隐丑，两派势成水火。旧交通系等反对派的国会议员，为抵制16日选举会，纷纷离开北京前往天津，16日到津人数达一百三十四人^[36]。议员在天津组织了一个“和平促进会”,与安福系抗衡。安福系派代表八人前往天津斡旋，邀请议员返京，答应每人送五百元，但求出席选举会，均遭拒绝^[37]。
10月16日上午10时开选举会，不足法定人数，主席梁士诒两次宣告延长时间。至11时20分，出席参议员八十二人，众议员一百八十九人，共二百七十一人，与法定人数相差达一百一十余人，较之9日选举会到会人数尚少六十余人。选举会再次流产，会议宣告副总统选举延会，实际上是无限期延期，后来终未能选出。
副总统选举的失败，标志着段祺瑞主战政策的彻底破产。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对和平要求的增长，和平的声浪压倒了段派的主战叫嚣。这样，便把南北议和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